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正是苏秦、张仪这些纵横家大显身手，合纵连横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七大诸侯国都跃跃欲试，企图一统天下，整个中国大地都弥漫着战争硝烟。然而孟子却仍旧高唱他的仁政、王道之歌，企图用他的理想改变那混乱的世界，将诸侯争霸、遍地硝烟的战国变成没有战争、没有屠杀、没有尔虞我诈，到处都是春光融融，河水泱泱，一片和平的美好世界。他虽然能言善辩，口才出众，但当政者并不买他的账，一方面对他客客气气，以礼相待，而一旦说到他的王道、仁政时，就往往“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知道现实政治没有他的舞台，于是只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他虽然没有象当年的孔子一样感叹“吾道穷矣”“吾道不行矣”，但他却真切地认识到他的那套主张行不通，他的理想永远也成不了现实。当年的孔子还当过大司寇，摄行过相位，而终孟子一生只做过齐国的客卿，从来也未能在现实政治中推行他的“王道”、“仁政”，可以说他比孔子失败得更惨。

孟子是孔子之后儒家最为杰出的一位大师。他全盘继承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并有所发展，形成以“仁政”、“王道”为中心的思想主张。他曾经游说齐、梁，但齐宣王、梁惠王都认为他那一套“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尽管很尊重他，却都不愿意用他。那么孟子的思想主张为什么会不切实用呢？这大概与孟子过分注重书本，不大了解社会实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国中期的诸侯兼并、大国争霸比起“灭国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春秋来更为激烈，可说是烽火连天，七雄都想凭借武力攻灭他国，统一中国，用《史记》中孟子本传的话说叫“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正是苏秦、张仪那样的策士纵横捭阖，大显身手的时候，各国所看重的是那种能使国富兵强的人才，所以“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而朝于齐”。谁能打赢战争，夺得土地、人口、财富，谁就是英雄；至于象孟子这种仍旧抱着“唐、虞、三代之德”，却于现实无补的人，诸侯们自然是敬而远之了。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孟子是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思想家。只是他太天真，把现实社会想得太美了，他闭门造车，完全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设计社会、构建现实。他既不顾时代特点，也不计人性善恶，一味地凭借主观想象来设计社会政治的理想蓝图，于是乎他提出了许多既让人向往，又让人感到虚无缥缈的东西：

孟子主张行“王道”，反对“霸道”，并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认为善战者要服上刑。他在《公孙丑》上中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所说的“王道”就是“以德服人”，所谓“霸道”就是“以力假仁”。然而用韩非子的话说是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特点“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在战国那个凭实力说话的时代，你还想与人家比道德，那等于是胶柱鼓瑟。各国都想争夺土地、人口、财富，除了战争，别无他法。可孟子却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说什么“善战者服上刑”，愿望虽好，却无异于痴人说梦。

与“王道”思想相应，孟子又提出了“仁政”的理想。所谓“仁政”，就是他在《梁惠王》上中所宣传的“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这其中还包括“制民之产”，即他在同篇中所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详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要求统治者分给每户人家五亩宅基地，每家每户都种上桑树；分给每家百亩土地，按时种上作物；还让每户人家依据时令养好家禽家畜。认为这样做了，就可以“老者衣帛令肉，黎民不饥不寒”。这自然反映了旧时代广大农民“均贫富”和“耕者有其田”的良好愿望，可以得到农民的拥护，可在旧时代又有那个统治者能开明到这种地步呢？至于孟子说只要实行了仁政，即使是弱小之国也可以“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那只有三岁小孩才会相信。

孟子在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中的确最具民主思想，他主张“民贵君轻”，统治者要成为民之父母，而且要与民同乐。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在《离娄》下中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所以统治者必须“为民父母”，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他认为居于上位者决不能“独乐”而应该“与民同乐”。他在《梁惠王》下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然而只要是阶级社会，就不可能做到民贵君轻，统治者总是高高地居于上位，操控着对人民的生杀予夺，要求统治者象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百姓也是不现实的。统治者可以宣传“与民同乐”，但要真正做到与民同乐则是不可能的。朱元璋因孟子讲“民贵君轻”骂他目无君王，将他的牌位迁出文庙，自然反映了“君主至上”的思想，可也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孟子的这一主张行不通。

孟子的理想主义还反映在他的人性论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人皆可具有仁义礼智四端，都可成为尧舜。本来人脱离母体，来到世上，就其本性而言无所谓善恶，善良也罢，丑恶也罢，都是后天环境所致。可孟子却天真地认为“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人之四体是从母胎里带来的，是人体基因的基本遗传，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则是后天才有的；一旦进入社会，人性就会产生分化，或者变善，或者变恶，或者善恶兼有。尧舜是传说中的远古贤君，是经儒家层累堆积起来的，本就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怎么可能“人人皆可为尧舜”呢。按照孟子的说法，战国的诸侯们自然只能一心向善，象上古的贤君尧舜一样恭行仁义之道，既不发动战争，也不去争夺他国的土地和人口，对臣下、百姓都讲仁义礼智。如果这样，那天下不早就太平了，战国也就不成其为战国了。

孟子的这些思想和主张如果放在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那是有可能实现的；可惜的是，他所处的是兼并、争夺最为激烈、最为残酷的战国中期，战争成为推动一个国家强盛的基本的、主要的手段。要想在战国七雄中立稳脚跟，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内推行改革，加快富国强兵的步伐；对外发动战争，不断蚕食别国的土地，掠夺别国的土地和人口。如果单凭一国之力不够的话，那就或是合纵，以楚国为轴心，从南向北组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早就对中原虎视眈眈的秦国；要么联横，以秦国为中心，从西往东，建立反对楚国的联合战线。所以在当时最受七雄青睐的是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战国这个巨大的外交、政治、军事舞台上纵横捭阖，呼风唤雨，显示出巨大的能量，而结果也正形成“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的局面。可天真的孟子却不识时务，还在不遗余力地宣传他那一套“王道”、“仁政”的主张，还在向齐宣王、梁惠王们兜售“民贵君轻”、“与民同乐”的思想，还在大讲什么人性本善，都具有仁义礼智四端的道理，这自然要让这些诸侯们“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如果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世外桃源的话，那孟子所勾画的这幅图景则是世内桃源。世外桃源因是“与外人间隔”的“绝境”，它的存在倒还有可能；然而靖节先生还是心知肚明，所以后文接着说：“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还说：“后遂无问津者。”可见，即使是世外桃源也近于海市蜃楼，瞬间即逝的。至于孟子的“世内桃源”，那就更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了。

不过，人总是要点理想的，如果没有理想，人类社会就永远也不会进步。孟子的那些思想主张虽不合战国之宜，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的已经变成现实，有的正将变成现实。所以，作为后人，我们不可讥笑孟子，而应为我国的思想史上有这样一位理想主义的思想家而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