泮水芳莲和古槐插汉是南宫十景中的两大景观，为儒学馆景貌。分别位于西丁办事处北旧城北和市区东大街路北。
泮水芳莲是对南宫旧城儒学馆景貌的概括。泮者学宫、学校也。据《南宫县志·古迹篇》（嘉靖版）记载“莲花池在县儒学前，广数亩，澄泓不竭，有红白藕花二种，池坏而坡堤犹存”。另据康熙版《南宫县志》记载：“长堤在旧城北，直抵冀州海子，广数丈，唐开元时筑”。据此判断，古所谓莲花池即今日之群英湖，并且与“冀州海子”（即今日之衡水湖）相通。由此可知当年其面积是相当大的，儒学馆便是依托这样一块阔大的水面设计建造，学馆建成后馆内书声朗朗，馆外小桥流水，莲叶澄碧，荷花映日，芳香阵阵，莲池岸边绿树掩映，煞是清雅。在荷香清流的校园环境中培养着一批批儒子才俊。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一场大水，使南宫城内民房、官舍、庙宇、儒学尽毁，举城东迁至飞凤岗。在建设新城的过程中，亦新建了儒学，古槐插汉即是明成化十六年新建儒学之一角。据《南宫县志》（康熙版）所载《大槐馆记》云，大槐馆在儒学东侧，有一古槐，此槐古拙奇绝，枝叶稀少，“槐不蔽牛”“冷冷善矣”，但“枝最巨且衍”，直冲霄汉。因故此学馆又称“大槐馆”。馆内篁竹杂陈，兰菊萎迤，奇石回巧，亭台错落，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到此讲学论道，曾有“不到大槐馆，难称学问人”之说。读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新建学馆竟有古树参天呢？是否古人杜撰？对此我也曾产生疑问，但当翻看到著名报人、作家黄裳先生的一篇散文《香山的树》后,顿觉释然。此文主要记述了由保存香山古树而生发的一些感慨。
世界顶尖级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应邀为香山设计香山饭店，为了使香山脚下一颗颗古树得以保存，贝聿铭先生“在动手设计前，先将饭店周围的古树的品种、树龄、姿态，一一作了细致的调查与记录。设计可以说是围绕着这些古树进行的”，“香山饭店的设计，高低曲折，除了利用山地的自然形态以外，主要是为了保存现有的古树”，因此黄老先生感叹道“保存着这样古树的现代化饭店，恐怕在全国甚至全世界也是很少的”。而五百多年前的南宫人在设计建设儒学馆时即有了保护古木的浓厚意识，不然他们早把那些古树铲除盖上整齐划一的房子了，哪里还会成就南宫一景的大槐馆？其观念的超前着实令吾辈叹服。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古代“槐”还是一种与某种官位、官职相联系的树，《周礼·秋官》曰“面三槐三公位焉”。后又以“槐市”代表太学、官学。现湖南大学有“潇湘槐市”的匾额。用“古槐插汉”四字形容儒学景貌，其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其实令吾辈叹服的何止其保留了几颗古树？他们那尊师重教的理念和行动不更值得我们敬佩、仿效和弘扬吗？“南宫十景”其中两景在学馆不说明一切吗？是他们把学校建成了邑治内最美的风景，这正是南宫文化底蕴深厚的根基之所在。
南宫儒学建成后，累经修缮至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摄县事李君与邑人复谋葺而新之，期年而工竣”。为记其事特请当时名躁文坛的“桐城派”著名学者、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张裕钊撰文并书丹，刻制了《重修南宫县学记》碑，文中所提出的“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的观点，至今仍闪烁着睿智的光芒。此碑丹书为张氏书法的鼎力之作，师承魏碑，兼取篆隶，且融诸家之长，入古出新，内圆外方独创一体，因是为南宫县学撰刻的碑文，故书法界又将张氏书法称之“南宫体”。被金石书法爱好者誉称为“文、字双美”的艺术珍品，拓片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便风靡海内外，京沪金石书法家和收藏家争相临习、收藏。又因南宫碑而使一代书法名家更加名声远播。
然而时过境迁，旧时的县学早已荡然无存，而新的县学却拔地而起，南宫中学以新代古，正以新的风貌、新的理念、新的成就领跑着南宫乃至冀南大地的教育之舆。
张范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