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审视自己的文本 需要从而学习有效地找到适合自己的语言。文学语言的确没有一个定位。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作家，只要使用的语言最为准确，恰当地表达出了自己想要表达出的文学气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好的文学语言。文学气质？人类对于文学的评判标准不一而足，但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某些文学作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却有着共同的认可，这类作品我们往往会将其奉为经典。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最终的不可理性化的神秘根基，我们能够觉察却无从表达，于是中国文化里一些意蕴，无限的只能意会的文学标准反而更有助于我们参悟。比如唐代诗人司空图创作的《二十四诗品》，这部古代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的专著，形式上有24首四言诗组成。

      第一个要点，以理解的同情与同情的理解，处理好语言的个性与共性。即便不写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需要培养自己对于世界对于他人的理解能力。这种能力即便你在天赋上的不足，生活本身也会强迫着你去学习，否则你的生命将不断的受挫，为此我们说理解世界与理解他人，既然这是一个做人的需要，我们就试着将学习写作的难度与这个最为普遍的原则结合起来，这样也许我们也将会提高了自己的文学能力。理解的同情与同情的理解正是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心得，我认为有了这样的自觉以后，我们才能处理好语言的个性与共性的问题，在我看来最大程度的理解他人，是写好小说语言的钥匙，如何让自己的表达被更好地理解，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语言风格。第一步，我想以我的短篇小说《随园》为例，虽然写了一个文艺女性的生命历程，他从自己的学生时期是如何一路走到了中年？必然的衰败，但是我想要处理与表达的是更为复杂的人的精神的自救。这篇小说呢反响很大，当年便获得了首届收获文学排行榜的专家榜，与读者榜的双冠军能够被读者与专家共同认可。我认为在这篇小说中正是因为自己的语言处理好了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专家我们姑且视为文学个性的扮演者，他们以文学为职业，长期秉持着一种与日常语言不同的演说方式，对于文学作品他们有着一套专门化的经线的标准。读者，我们视之为文学共性的代言者，他们热衷于阅读，更多的时候以直觉。关于阅读这个行为又潜在的训练出了他们的减少水准，无论是萝卜还是青菜，内在里他们又有着共同的要求，比如是做熟了的，一个爱萝卜的人会因为萝卜没有做熟而倾向于去欣赏做熟了的青菜，饭之一然那个熟就是他们理解文学式的共性，同时说服这两类人群，需要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实施，专家的要求是什么？读者的要求又是什么？我想，这不是一个功利性的趋势，也不是迎合什么 而是文学内在的要求。它要求写作者放弃自言自语式的疑难，他要求写作者去谋求共鸣。

      第二个要点，以冷热定调自己的语风。双雪涛的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我们来看一下这段文字：从部队转业之后，我跟过几个案子，都和严打有关，抓了不少人。事儿都不大，跳跳舞，夜不归宿，小偷小摸，我以为地方上也就是这些案子，没什么大事。没想到两年之后就有了二王，大王在严打的时候受过镇压，小王在部队里呆过，和我驻扎的地方离得不远……现在很难想象，当时的一封家信里夹着五发子弹。他们也进民宅，那是后期全市的警察追捕他们，街上贴着他们的通缉令。两人身上绑着几公斤的现金和金条，没一点吃饭就要进民宅吃，把主人绑上，自己在厨房做饭，吃完就走，不怎么伤人，有时候还留点饭钱。再后来两人把钱和首饰扔进河里，向警察反击，我们当时都换成便衣，穿自己平常的衣服。如果穿着警服在街上走着，最后那年冬天终于把他们堵在市北头的棋盘山上，我当时负责在山脚下，警戒穿着军大衣，枪都满堂，在袖子里转转，别说是有人走过，就算是有只狍子跑过去都想给他一枪，后来消息传下来两人已经被击毙，我没有看到尸体，据说两人都瘦的像恶狗一样，穿着单衣趴在雪里，准确的说大王是被击毙的，小王是自己打死自己的。那天晚上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想了许多，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当警察。”这篇小说讲述了由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案揭开的陈年往事，作者在小说中加入下岗，同时，采用复杂的拼贴式叙述方法，不只讲个人和家庭的爱恨情仇，更折射出更广域视角下的东北，甚至中国景象，一目了然。这一段文字从内容到行文都是偏冷的，内容本身就很残酷，杀戮围捕，作者以一种中性的口吻描述，仿佛只是在描述着客观的事实，短促的句子恰到好处地实现了对于这种冷酷乃至冷漠的表达。但在我看来令这个段落陡然具有了文学性格，恰是最后的那一句：“那天晚上我在家喝了不少酒，想了许多，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当警察。”这是一个漂亮的，以冷的方式说出了热。双雪涛在此没有一句热血沸腾的语言解释，但是内在里却格外的具有感人的激情，这便是小说语言的冷热之分，也是小说语言冷热的辩证统一。要学会根据自己想要表达的文本气质来定调自己语言的温度。

      第三个要点，是在冗长与简洁的两极判断，符合自己的语言气质。冗长与简洁都可以写出好的小说，要根据自己的天赋和文本需要找到自己的表达。

海明威的文字：你一有爱，你就会想为对方做些什么，你想牺牲自己，你想服务。这是《永别了武器》当中的句子。“我始终相信开始在内心生活的更严肃的人，也会在外表上开始生活的更朴素，在一个奢华浪费的年代，我希望能向世界表明人类真正需要的东西是非常之微少的。”“一想到我的生命消失的那么迅速，而我并不是真正的活着，我就受不了。”（《太阳照常升起中》）海明威的简洁，除了形式上语言的短处之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以一种语录体一般的方式在写作。这种方式要求写作者有一个蛰伏性的大脑，并且此类作者还需要有一点点的精神傲慢，常常会有一种教师的自我认定，认为自己是要说出真理来教导人的。与简洁相反，当然就是冗长。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这部获得过矛盾文学奖的作品，讲述的是在20世纪前期的河南农村，一个孤独无助的农民，为了寻找与人私奔的老婆，不得不走出故乡，又走回故乡的故事。一去一来，故事看似简单，但回味悠长，洋洋洒洒在任何细节上都是用一万句顶一句的方式来熟悉，不厌其烦，但是却令我们读得饶有兴味。句式上倒也都是短句，但行文的逻辑却是冗长的梳理性，他是在给你讲前因后果，即便这之间的因果人人都能很容易的理解，但读着读着你会因为了他的平视，悟到了亲情。当相较于海明威的那种俯视一般的教师风格，刘震云实现了朴素的吸引力，他把智慧藏在了朴素的微笑后。不管简洁与冗长，两种风格都不仅仅是表现在语言的长短上，他们还区分着两种不同的写作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