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巴黎评论》第二百一十二期，二〇一五年春季号）
为了和埃莱娜·费兰特进行这次长谈，我们和她在《我的天才女友》里的城市会面。那是一个夜晚，天在下雨，非常炎热：刚开始，我们的计划是去看看埃莱娜和莉拉生活的城区，然后在那不勒斯海滨路上散步，但埃莱娜改变了主意。她告诉我们，那些小说中描述的地方只能在文本中看到，假如亲眼看到的话，可能会很难认出来，这些地方会让人失望，就好像是假的。我们在海边散了一会儿步，但天气不好，我们躲到了皇家大饭店的大堂里，正好对着奥沃城堡。
——桑德罗·费里、桑德拉·费里、埃娃·费里，二〇一五年
埃娃：我们现在谈谈“那不勒斯四部曲”，莉拉和埃莱娜之间的关系不像是虚构的，也不像用通常的方式讲述的，就好像直接来自潜意识。
费兰特：我们说，“那不勒斯四部曲”没有像其他作品那样，在“碎片”中，也就是说那些凌乱地混杂在一起的材料中找到一条路。我从开始就感觉到，所有一切都是新体验，每样东西都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上，这也许是源于我和《暗处的女儿》的关系。在我写这本书时，比如说，我已经意识到尼娜这个形象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和那个克莫拉横行的环境格格不入，很引人注目，正因为这一点，她才吸引到了勒达。我脑子里想到的最初情节，当然是两个丢失的布娃娃，以及后来失去的女儿。但现在，我觉得没必要把我几部小说之间的联系列举出来。
我想说的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体验，我感觉那些材料自然有序，都来自其他小说。就我所知，关于女性友谊的主题，也是和我在《晚邮报》上提到的，那个前几年去世的女性朋友有关：这是莉拉和埃莱娜故事的最初原型。后来，我有了自己的私人“库房”——是一些幸好没出版的小说——这些小说里，有很多难以控制的女孩和女人，她们的男人、环境想压制她们，她们虽然精疲力竭，但依然很大胆，她们总是很容易迷失于自己脑子里的“碎片”中，集中体现在阿玛利娅——《烦人的爱》的母亲身上。现在想想，阿玛利娅有很多地方都和莉拉很像，包括她的“界限消失”。
埃娃：无论是莉拉还是埃莱娜，这两个人物有着本质的不同，但都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让读者感同身受，你怎么样解释这种情况？这和俩人之间的不同有关吗？这两个人物都千头万绪，有很多个层面，但总的来说，埃莱娜是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人物，而莉拉却像是高于现实，就好像她是一种神秘的材料组成，挖掘得更深入，有时候有一些象征性的特征。
费兰特：埃莱娜和莉拉之间的差别，很大程度地影响了叙事策略的选择，但她们俩都经历了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时代，女性处境发生了变化，这是故事的核心。想一想，读书和上学的作用，埃莱娜对自己要求很高，她很勤奋，每次都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工具。她带着一种有节制的自豪，讲述自己成为知识分子的历程，她积极地参与这个世界，强调莉拉已经远远被抛在了身后。但她的讲述时不时会中断，因为莉拉表现得比她更活跃，尤其是更激烈，她彻底参与这个世界，可以说，莉拉更低级，更发自肺腑。莉拉最后会真的离场，把整个舞台留给埃莱娜，莉拉成为自己最害怕的事情的牺牲品：界限消失，自我消失。
你称之为差别的东西，那是这两个人物的关系不断游移产生的，也是埃莱娜故事的结构。这种差别使女性读者，应该也包含一部分男性读者，会觉得自己既像莉拉，又像埃莱娜。假如两个朋友的步子一致，那就像一个是另一个的翻版，她们是彼此的镜子，她们会轮番用秘密的声音讲述，但事情并非如此。这个步子从开始就被打破了，引起差别的不仅仅是莉拉，也有埃莱娜。当莉拉的步子变得无法忍受时，读者会紧紧抓住埃莱娜；但埃莱娜迷失时，读者会对莉拉产生信任。
桑德拉：你提到了消失，这是你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费兰特：当然了，或者说，这是我反复写的一个主题，这和压抑以及自我抑制有关。这是我非常了解的一种状态，我想，可能所有女人也都有过这种体验。每次当你的身体里冒出来一种和主流女性相悖的东西时，你都会觉得，这会给你，还有其他人带来困扰，你要尽快让它消失。或者你天生就很倔强，就像阿玛利娅或者莉拉一样，假如你是一个无法平息的人，假如你拒绝低头，这时候暴力就会介入。暴力有自己的语言，这意味深长，尤其是在意大利语中：我要打破你的脸，要让人认不出你来！你看，这些表达都是对一个人的面貌和身份进行干预，抹去她的个性。要么你按照我说的做，要么我就会打得你屈服，让你改变想法，甚至杀死你。
埃娃：但这些女性也会“自我消除”，阿玛利娅可能自杀了，莉拉也失踪了。为什么呢？这是一种屈服吗？
费兰特：有很多消失的理由。阿玛利娅和莉拉的消失，可能是一种屈服。但我觉得也是她们毫不让步的表现。我不是很确信。我写作时，感觉很了解笔下的人物，但后来我发现，读者会更加了解他们。你在写作时，最神奇的事情是，你写出的那些文字，在没有你参与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多你没想过的结果。你的声音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它需要你的参与，你说话，与人对话，你自我修订，进一步进行解释。但你的写作一旦固定在纸上，那就是独立的了，它需要的是读者，而不是你。你写完了，我们说，你就可以走了。读书的人，假如他愿意的话，可以思考你排列文字的方式。比如说，阿玛利娅是经过了黛莉亚的文字过滤产生的，读者如果想要解开母亲的谜团，应该先解开女儿的谜团。更加困难的是，把莉拉镶嵌在埃莱娜的叙事之中：情节，还有编织她们的友谊很费心思。是的，可能黛莉亚和阿玛利娅之间的关系，是埃莱娜和莉拉之间关系的原型。
这种关系在你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从一本书滑入另一本书，一本书的写作滋养了另一本新书，赋予它力量。比如说，一个儿童时代的人物——一个痛苦的女人，是《被遗弃的日子》里的核心人物，在小说里被称为“弃妇”，只有现在，我才察觉到，“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的梅丽娜就是这个女人的化身。这种小说之间的连续性，总的来说，都是无意识产生的，都来自那些出版的书，还有没出版的小说的写作经验，这可能是我觉得“那不勒斯四部曲”故事简单的原因。这套书和其他书不同，这个故事来自我头脑中的很多片段，我很快在这些片段中做出了选择，这让我感觉一切都准备好了，知道该怎么做。
桑德罗：回到“那不勒斯四部曲”，这个系列和之前的写作体验有什么关系，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新情况？
费兰特：有很多新体验。首先，在我过去的经验里，我从来都没写过那么长的故事。其次，我从来都没想到，自己能这么详细地写出这些人物的生活，跨越这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坎坷和变化。第三，因为我个人的喜好，我一直都很排斥社会地位提升的主题，讲述人物如果获得某种政治和文化立场，或者人的各种信念是多么容易改变，或者强调人物出身的阶层，出身的重要性非但没有被抹去，也没有真正地减弱。我写作的主题，还有写作技巧，我觉得改变了性质。但实际上，在写作时，我一直没完没了地写着：历史背景很自然地融入了人物的行为、思想和人生选择上。我从来都没有设想过，历史背景就像布景一样，处于故事的外部；我对政治和社会学有些排斥和厌烦，居然让我从中发现了乐趣。我说得没错，是乐趣，让我可以讲述女性的“异化”和“归化”。
埃娃：是相对于什么的异化和归化？
费兰特：埃莱娜和莉拉感觉，历史还有所有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和她们无关，但在她们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她们的话语，或者行动都包含在历史之内。这种异化和归化在我看来，是计划外的，对于我来说很难讲述，就像往常一样，我决定挑战自己，决定开始讲述。我希望，历史像一个非常模糊的背景，但这个背景会发生变化，会冲击到这些人物的生活，改变着她们的信念、决定、行动和语言。当然了，假如出现虚假的语调，可能会让我卡壳。但这部小说写得非常顺畅，我一直都很确信——无论错还是对——我都觉得这个调子能站住脚，能赋予“那不勒斯四部曲”所有事件一种真实感，让那些大事件的讲述没有那么庸常。
桑德拉：女性友谊作为文学新主题出现，这是不是让你的叙事很不寻常的原因？现在所有人都承认，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之前，没有任何关于女性友谊的文学传统。在之前的小说中，你讲述的也是孤单女性的故事，她们没有女性朋友可以依赖、倾诉。尽管勒达在海边时——这也是你提到的——她很想和尼娜建立一种友好关系。但她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度假的，处于一种绝对的孤独，就好像她没有女性朋友。
费兰特：你说得对。黛莉亚、奥尔加和勒达都只能独立面对自己的问题，她们没有任何其他女性可以求助，可以获得支持。只有勒达后来打破了一种孤立状态，想和另一个女人建立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但这时候，她做了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让这份友谊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埃莱娜永远都不是一个人，她的所有故事都是和她儿时的伙伴纠缠在一起的。
桑德拉：假如莱农的写作，实际上是你的写作，你难道不是在展示你写作的不足之处？
费兰特：我不知道。当然，从《烦人的爱》开始，我就创造了一种让人不满意的写作，莱农的写作不仅讲述了这种挫败和不满，而且还推测，有一种更有力、更有效的写作，这是莉拉一直都掌握并运用的，但埃莱娜没法达到。我想说，整个机制是这样的：莱农是一个女作家；我们读的文本是她写的；莱农的写作能产生，就像她的其他经验，是因为她和莉拉之间的竞争；实际上，莉拉从开始就有自己的写作，那是一种难以模仿或者无法抵达的写作，这对莱农一直都是一种刺激；我们阅读的文本，当然保留着这种刺激的痕迹；总之，莉拉的写作，已经渗透到了埃莱娜的写作之中，无论她有没有参与。简而言之，这当然是一种虚构，这是整部小说的众多虚构之一。在我的写作中，所有一切都是虚构的，这是最难觉察的，也很难一句话说清楚。
埃娃：当你讲述莉拉的写作很有力，难以模仿时，你是不是在暗示一种理想的写作，是你期望达到的写作？
费兰特：也许是的，对于莱农，事情当然是这样。有一件事情一直让我印象深刻，就是作家在谈论他们的写作时，总是会绕圈子，他们会避开写作本身，会讲述一些会帮助他们工作的仪式。我也一样，尽管我一直在反思写作，我尽量处身于我写的那些书之外，让写作独立存在，我能说的总是很少。我试着反思自己的经验，还有济慈的书信，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他写给詹姆斯·伍德豪斯的那封信。济慈说，诗歌并不在诗人身上，而在于写诗的过程中，语言的转化和具体的写作。我已经提到了，我感觉，一本小说真正行得通，就是你脑子里有“碎片”发出的持续、稳定的声音，这种声音掩盖了其他声音，它们一直在逼迫你，想变成故事。
你作为一个人，这时候你不存在，你只是这种声音和写作。因此你开始写，即使你停笔时，你还是在继续写作，你在处理日常事务、睡觉时，你也在写作。写作就是从声音、情感、故事的“碎片”不停转化成句子和话语，转化成黛莉亚、奥尔加、勒达、莱农的故事。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需要，一阵激流，就像流动的水，加上学习的结果，对于技巧的掌握，这是一种能力，是对身体还有头脑训练的结果，有快乐，也有痛苦。最后，留在纸张上的是一个非物质的组织，包含各种元素，其中包括写作的我，写作的莱农，还有她所讲述的很多人和事儿，她和我讲述的方法，还有我汲取灵感的文学传统，我从这种传统中学到的东西。还有从群体智慧和创造力中学习的，我们出生和成长的环境用的语言，我们听到别人讲的故事，我们获得的伦理观，等等。
总之，这些元素都有很漫长的历史，会削弱我们作为“作者”的功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创性”。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非物质组织，变成一个可以具体讲述的故事，运用一些技巧，可以让读者像感受到风、炎热一样，去感受故事中的情感，还有发生的事情？要控制在头脑里一直喧哗的碎片，在里面进行探索，然后讲出一个故事，我认为这是每个致力于写作的人的秘密野心。济慈说：诗人没有身份。按照我的看法，他想说的是，唯一重要的身份是这个非物质机体的身份，是读者在阅读时，作品中散发的、他所呼吸到的气息，当然不是你在完成作品之后所说的：我是一个作家，我写了这本书。
桑德拉：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莉拉的写作在小说中有一个重要位置，从小都深刻影响了埃莱娜。莉拉的写作有什么特点呢？
费兰特：莉拉写的很少的几篇文字，这些文字是不是像埃莱娜说的那么有力，我们不会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些文字最后成了埃莱娜学习的模板，也是她一辈子努力想达到的目标。关于这种理想写作的特点，埃莱娜对我们有所流露，但那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没有莉拉，埃莱娜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每一个写作的人，总是会从一个理想写作出发，获取自己的文字，这个理想文本一直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无法抵达。这是脑子里的幽灵，无法捕捉。结果是，莉拉的写作唯一留下的痕迹，就是埃莱娜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