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旗帜。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文化的复兴与文明的崛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条件。
关公文化是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中国煌煌大观的二十五史及种类繁多的野史稗乘中，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数不胜数，但“三教并尊”，圣、神、人合一，且身后庙祀遍布九州的历史人物只有关羽，正所谓“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释称佛，儒称圣，道称天尊。”
《三国演义》中有诗叹曰：“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昭然垂万古，不止冠三分。”
又有诗曰：“人杰惟追古解良，士民争拜汉云长。桃园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与王。气挟风雷无匹敌，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庙貌盈天下，古木寒鸦几夕阳。”
关羽本来只是三国时期蜀汉武将，却由将而候而王而帝而圣，将一生身体力行的忠义仁勇诚信精神传扬天下，流芳万世。并以武圣之尊与文圣孔子齐名，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楷模，数千年来倍受海内外华人推崇敬仰。原因便是关公的人格品质，道德实践及坚守，是中华民族心仪向往和追求的典范，是官方、民间，儒、道、释所共同推崇的价值理念。
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以“修志意、正身行”为修身原则。关公怎样修身，文献不祥，但也隐略可见。《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注：“江表传曰：羽好左氏传 ，讽诵略皆上口”。《春秋》是儒家五经之首，司马迁对《春秋》推崇备至：“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关羽自幼喜读《春秋》，且能谙熟上口，自然深受儒家正统道德思想的熏陶，以忠事主、以义友朋、以礼立身、以勇建功的观念，支配并贯穿于他卓然于世的生平实践。
关羽青年为民除害，远遁江湖，在涿郡刘关张桃园结义，三兄弟从河北起兵，南征北战：讨董卓于中原，战吕布于虎牢，援公孙瓒于界桥，救孔融于许昌，拯陶谦于彭城，计杀徐州刺史车胄，斩颜良诛文丑，夺五关，毙六将，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攻樊城，淹七军，生擒于禁，决杀庞德，致使中原震撼，威震华夏，曹操欲迁都以避关羽之锐。
诗人杨戏曾作《关张赞》：“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
《三国志》作者陈寿评关羽“有国士之风”，曹操叹服“事君不忘本，义士也。”东晋史官裴松之赞道：“关羽勇而有义。”
关羽以其一生的经历把儒家教义转化为具象的行为实践，这种实践又直接影响和推动着道德教义的传播，形成良性的社会教化。正是这种道德学说与行为实践的结合，才奠定了关公独具魅力的人格基调。
关公故事在1800多年的交口相传和美化神化中，人们将儒家克己复礼的品德意识和忠义节勇信义卓著的精神一并融入到关公形象塑造中去，从而中华民族的内审自律忠心不二及义薄云天奉献助人的传统美德。
《礼记·大学》中说：“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曾子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每日多次反省自己的言行举止，追问自己：我做到忠人之事了吗？我做到诚信对人了吗？我做到学以致用践习知识了吗？
关公身上所体现忠义节勇诚信等行为实践被认定为具有道德意义的高尚操守，体现了一种社会价值标准，这也正符合儒家一贯倡导并追求的理想人格。这就使得关公成为历代各阶层人士信服和敬慕的榜样力量所在。关公的人格魅力获得了当时以及后世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由此也证明了传统道德观念仍然是全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
《管子·幼官图》说：“躬行仁义，极忠用信，则王。”
孟子说：“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舍生而取义。”
急功近利就会弑君杀父，躬行仁义才会忠君孝父，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关公的忠义节勇诚信精神的道德实践不仅高扬了儒家学说的道德观念，也以亲身经历验证了道德思想的社会价值，淳化了道德文化的社会功能。关公于是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全民推崇的道德实践神，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坐标。
在中国经济、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市场经济的观念极大地冲击着积淀在国人思想深处的传统道德观念，以致出现了“金钱至上”、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人与人之间完全是金钱关系等畸形现象，为此人们普遍呼唤传统道德文化中的重信守诺、舍己为人、忠于职守、团结友善、见义勇为等美德的回归，以求达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弘扬关公文化、传承关公精神、促进道德复兴、重建道德文明就成为每个崇德尚义有志之士共同携手前行的奋斗目标。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