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是儒家武圣人，与文圣人孔子并称中华民族的“文武二圣”。关公能成为理学正统史观及“春秋大义”的形象代言人，其原因并非来自作战勇猛，熊虎之将，而是因其熟读《左传》，并能在生活实践中处处践行春秋大义，成为“义”之典范。所以后世有联称“山东一人作春秋，山西一人读春秋”。
据史书记载，《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本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上口”，《三国志鲁肃传》注引《江表传》写吕蒙向鲁肃说：“斯人（羽）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口。” 都是后世儒家学者将关公奉为武圣人的主要依据。
《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是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编着的体例和行文中，含有浓烈的善恶褒贬之道德评价，甚至可以作为经世治国之大法。故孟子曾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由于《春秋》言辞过简，所以为《春秋》做注解的《公羊》、《谷粱》、《左氏》三传，被后世儒生奉为“经中之史”。
《公羊》、《谷粱》二传，通篇设为问答体，着重开发《春秋》经文中的微言大义，不注重叙述史实。《左传》解释《春秋》，以叙事为主，通过历史事实的记述，让人们理解《春秋》的内涵。这种以史实说话的解经方式，对于理解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更有说服力。对后世的经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我们平时讲的《春秋》，实际上大部分是指《左氏春秋》。
《左氏春秋》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正史，后来司马迁写《史记》，就大量参考引用了《左传》，有些章节甚至全部照搬《左传》。东汉至三国时期，《左传》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经过贾逵、郑众、马融、郑玄、服虔等大儒为之注解训释、发扬光大。
清初康熙年间，解州守王朱旦在浚修古井的时候，发掘出关羽的墓砖。据墓砖上文字记载，关羽祖父叫关审，字问之。记载说他“冲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训其子，羽父关毅，字道远。性至孝，父审卒后，在墓上结庐守丧三年，除丧，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关羽。
关氏家是书香门第，关羽好读《左传》便来自家学渊源。
汉代时，有五部作品被人们称为“经”，俗称“五经”，它们分别是《诗》、《书》、《礼》、《易》和《春秋》。《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写《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借此以表达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寄托他的社会理想。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义”。
但《春秋》大义又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思想，《春秋》是作者将政治理想赋予历史的形式而惩恶劝善。读《春秋左传》会给人以一种冷峻之感，同时也让后人深感史笔之可畏。
晚唐陈岳说：“圣人之道，以《春秋》而显；圣人之义，以《春秋》为高；圣人之文，以《春秋》而微；圣人之旨，以《春秋》而奥。”
钱穆先生论及孔子与春秋时说：“隋唐以前人尊孔子，《春秋》尤重于《论语》。两汉《春秋》列博士，而《春秋》又几乎是五经之冠冕。《论语》则与《尔雅》、《孝经》并列，不专设博士。以近代语说之，《论语》在当时，仅是一种中小学教科书，而《春秋》则是大学特定的讲座。”
《史记》记载当年上大夫壶遂之问“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司马迁回答说：
“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 于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将《春秋》一经对于国君人臣父子伦理和纲常秩序之重要意义表露无馀。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 关云长义释曹操”写道赤壁之战，曹操兵败，败走华容道，关羽截住去路。曹操用程昱之策，知道关公明《春秋》，即以《春秋》动之。曹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
庾公之斯是子濯孺子的学生的学生，庾公之斯为了报答太老师的教育之恩，在追杀太老师之时，放了太老师一马。这是一则古人知恩图报的故事，关云长“深明《春秋》”，熟知这个典故，于是就把曹操放了。
毛宗岗评说道，小人之乞怜于君子，必不以小人之情动君子，而必以君子之道望君子也。又云：顺逆不分，不可以为忠；恩怨不明，不可以为义。如关公者，忠可千霄，义亦贯日，真千古一人。怀惠者，小人之情；报德者，烈士之志。
熟读《左传春秋》，并用之于生活实践，才是关羽作为一代名将的可贵之处。《左传》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襄公二十四年）即所谓的“三不朽”说。此说首先是崇德尚义，把道德仁义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其次倡导建功立业，为国家作出贡献。再次才是建言立说。“立言”之不朽，应建立在“立德”、“立功”的基础之上。
南宋儒家理学大师朱熹奉蜀汉为正统，推崇《春秋》，而关羽不仅是蜀汉名将，而且史书明确记载了关羽好《春秋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明清之时，朱熹的著作成为科举制度的教材和考试标准，关羽大得士子的青睐，明清两代士子屡有关羽托梦解题之说，关羽被士子奉祀为“文衡帝君”，成为考试之神，也缘此而来。
宋儒承袭朱熹之论，宋代碑记中经常提及的关羽事迹如“事汉昭烈，誓同生死，守荆州九年，贼畏之如虎”，“讨樊之举，鼓忠义之气，破奸雄之胆，可不谓不壮”，以及“于禁出降，庞德就缚，许下议迁，中原响应，嘘死灰于复燃，续坠绪于将绝，汉事将成矣”等《三国志》所载史实之外，还首先将关羽生平概括为“义”，即所谓：
“此岂不知义者之所能为乎？孟子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神之义勇，充塞宇宙，今至亦有生气，遂使鲸浸之南，龙朔之北，旃卉之俗，咸知敬事云长，天马恍惚见之，此岂区区祸福而能若是耶。”
这种观念，后来亦为清人毛宗岗评点中以关羽为“义绝”所本。
关公熟读左传春秋，忠义无双、信义为重，兵败之际英勇不屈，大义归天的伟岸形象，自然而然成为理学标立的英雄楷模。
宋朝之时，面对辽、金的进犯，宋徽宗始封关羽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荆门当阳之庙，借以激励军士抗战之心。
南宋末年，借关羽《春秋》大义，宋儒理学向国君守臣提出了国难当头的三种可供选择的出路：被俘、出走或者死难，并且明确宣示了君主死难殉节虽然“于时为不幸”，但是“于礼为合”。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誓死抵抗的情况，也正符合《春秋》“义不受辱”之旨。
从宋朝开始，关羽“忠义节烈”的价值体系逐渐树立起来，关羽也就因此逐步被儒家及朝廷推崇为与文圣人孔子齐名的中华武圣人了。
作者：关公文化彭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