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发CPTSD的家庭中的4F反应类型
通常来说，自恋型或边缘型人格的父母会选择至少一个孩子作为家里的替罪羊。指定替罪羊的过程便是霸凌者通过攻击弱者，从而卸除和外化自身的痛苦、压力和挫败感的过程。通常来说，替罪羊能给霸凌者带来短暂的安慰，却不能有效地消除或释放他们的痛苦，因此，当霸凌者内心的不适再度出现时，他们就会再度攻击替罪羊。
发展停滞的健康自我
这里所说的自我(Ego)[插图]有别于日常普遍的用法，并非形容一个人自私，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心理学中，自我(Ego)一词代表“自我意识”或“我的身份认同”。健康的自我(Ego)是一个对自身友好的心灵管理者。不幸的是，导致孩子患上CPTSD的父母会破坏孩子自我同情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形成过程，而这些关键的自我过程[插图]若无法正常发展，则会阻碍自我(Ego)的成长。
每当孩子自然而然地想要同情自己或为自己挺身而出时，那些病态的父母便会对孩子进行羞辱和恐吓。于是，孩子照顾自己和保护自己免遭不公的天性就会被迫休眠。久而久之，孩子会愈发认同自己内在批判的声音，其超我则会蜕变成一个专横的内在批判者，凌驾于健康自我(Ego)之上。
心理教育[插图]与认知疗愈
若要消除那些被父母灌输的不利于自我(Ego)健康发展的毒性思想，第一步就是接受关于CPTSD的心理教育。在你准确理解了父母对你的健康自我(Ego)所造成的伤害后，你就更有动力帮助自己修复这些伤害。你能识别出的伤害越多，就越能知道需要修复的内容。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如果自我(Ego)没有正常发展，你就没有做出健康选择和决定的主心骨。很多时候，你的决定都是基于对陷入困境或遭到抛弃的恐惧，而非基于与世界进行有意义且合理的互动。
有些读者可能多年来一直想在认知层面寻找答案，并且已经通过阅读和治疗建立了扎实的基础。但有些仅尝试过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CBT)来治疗创伤的人，在听到认知层面的治疗很重要时，可能会感到非常抗拒。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之前在接触这种疗法时，被允诺会收到超出实际作用的效果。认知行为疗法在治疗认知问题时确实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但它们也的确不能解决所有层面的创伤——在解决情绪层面的问题时它们的效果尤其有限（后文我会再分析）。
在疗愈过程的早期，心理教育通常来自他人，如老师、作家、朋友或咨询师的智慧，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一主题。而当心理教育达到最大效果时，它就会开始升华为正念。
正念
在心理学中，正念指用一段专注的时间，充分觉察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做任何判断、分析和反应，从而训练自己用更多、更从容的方式来应对它们：我是真的赞成这种想法，还是迫于压力才相信它的？我要如何应对这种感觉——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还是压制它，或者只是继续体会它，直到它有所变化？
正念结合了自我观察与自我同情，可以让你从客观和自我接纳的视角观察自己。它是健康的自我所具有的重要功能，有时会被描述为观察性自我(Observing Ego)或见证性自我(Witnessing Self)。
正念是对自己内在体验的良性好奇心，是一种内省。培养这种有益的内省，会极大地增强疗愈效果。随着正念的发展，它可以被用来识别和摆脱那些从创伤性家庭中习得的不健康的观念和观点。
觉察内心的自我评估非常重要，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通过充分练习，正念最终会使你能够准确评估自己，并唤醒你的斗志，去突破童年虐待经历带给你的束缚，并将其替换为自我支持的积极想法。正念还能帮你培养一种洞察力，引导你努力地疗愈自己。
情绪智力
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将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ance)定义为“成功地识别和管理自身情绪并恰当地回应他人情绪的能力”。如前文所述，我认为情绪智力的高低体现在我们接纳所有情绪（而不是自动脱离它们，或以一种伤害自己或他人的方式表达它们）的程度上。当我们的情绪智力足够高时，这种接纳将延伸至我们的亲密对象。我的一个来访者将其视为“高品质关系”的特点。
换言之，情绪智力高意味着一个人有足够强大的自尊，这足以支持他在所有情绪状态下都能对自己敞开心扉。而且当他和朋友为彼此提供这种情绪接纳时，双方都会获得亲密感。再次强调，这并不包括破坏式的泄愤，这种表达情绪的行为对建立、维护信任和亲密关系来说显然会起到负面作用。
导致孩子患上CPTSD的父母通常会虚伪地以双重模式来损害孩子的情绪智力。他们会因孩子表达了情绪而虐待孩子，同时又会用自己毒性的情绪表达方式来虐待孩子。他们对孩子表达出的痛苦情绪特别蔑视，这种蔑视会使孩子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恰当地表达悲痛的能力陷入发展停滞。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父母的伤害使孩子痛哭流涕，而这时父母居然还说：“别哭了，再哭我就让你好看！”有一个来访者告诉我，他经常幻想自己愤怒地回答父亲：“你在说什么？不就是你让我哭成这样的吗？”但他却没有说出口，因为他早就知道愤怒的反击是一项“禁忌”，只会招致更凶残的“报复”，父母会杀气腾腾地说：“看我不打死你！”
在上述例子中，父母对孩子情绪智力的“屠戮”是非常明显而露骨的，而同样常见的还有对情绪智力的阴险的被动型攻击。这类攻击表现为父母在孩子表达情绪时的逃避行为。在情感上遗弃孩子的父母会在孩子哭泣时采取隔离惩罚，或习惯性地躲开哭泣的孩子，比如回到自己的房间。
以上两种对情绪智力的攻击都属于情绪虐待。还有一种特别令人难以忍受的情绪虐待是在制造创伤的家庭中，孩子甚至会因为显露出愉快的情绪而遭到攻击。写到这里，我闪回到了童年时的一个场景——我的母亲对着我的妹妹冷笑并吼叫道：“你在开心什么！”而我的父亲经常说：“你在笑什么？快把你那副笑脸收起来！”
最糟糕、最具伤害性的是，这些情绪攻击还会被用在不会说话、只能用情绪来表达自己的婴幼儿身上。要知道，他们还太过幼小，根本无法完成2～3岁的发展任务，即用语言来表达需求和感受。
情绪虐待几乎总是伴随着情感遗弃。情感遗弃，简单来说，就是父母持续无情地缺乏温暖和爱意。对此最令人心酸的描述就是“不被父母喜欢”，这种说法戳穿了很多父母的谎言。因为很多制造创伤的父母都声称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实际上却通过无数的方式体现出他们根本不喜欢孩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看到你就恶心”是我的父母很爱说的话。
直到现在，我回想起以下一幕时还会流泪。我那遭到情感遗弃的妹妹躲在房子的角落里求我们家的狗：“喜欢我吧，金杰，喜欢我吧！”
毒性羞耻感与“灵魂谋杀”
父母在我们表达情绪时做出的排斥性回应会使我们与自己的感受疏离，让我们在害怕自己情绪的同时也对他人的情绪感到恐惧。约翰·布雷萧将这种对孩子情绪天性的破坏描述为“灵魂谋杀”。他将其解释为这样的过程：孩子的情绪表达（也是孩子自我表达的第一种语言）遭到了父母强烈的厌恶性攻击，以致孩子所有的情绪体验都立刻转化为了毒性羞耻感。
我认为毒性羞耻感是内在批判者的情感，而内在批判者的思维是对羞耻感的认知——我们最初的被遗弃经历导致了这个糟糕的阴阳过程。
家庭和社会对我们的“情绪天性”打出了一套致命的组合拳，因此我们需要恢复自己与生俱来的情绪智力。卡尔·荣格(Carl Jung)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情绪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对自己真正重要的。当我们的情绪智力受到限制时，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即使是做很小的决定都会非常纠结、不断挣扎。
随着情绪智力的逐渐恢复，前文提到的正念便开始延伸至我们的情绪层面中，这有助于我们不再自动地从自己的感觉中解离。然后，我们开始学会识别自己的感觉，并选择以健康的方式来应对它们。这样的情绪发展会让我们发现自己内心真正的喜好，进而帮助我们更轻松、更好地做决定。
哀悼是一种情绪智力
哀悼是我们与被压抑的情绪智力重新联结的关键过程。哀悼会将我们与自己完整的情感重新联结起来，这有助于我们释放由童年的可怕损失带来的痛苦。这些损失就如同我们某些部分的“死亡”，而哀悼往往能让它们重生。
哀悼能帮助我们恢复十分关键却处于发展停滞的口头宣泄能力。
灵性疗愈[插图]
精神信仰无疑是非常个人化的话题，是每个人的私事。我所写的内容无意干涉他人的信仰，而是想介绍一些心理学概念，这些概念属于非宗教性质的灵性领域。然而，我知道一些创伤幸存者在童年遭受过痛苦的心灵(Spiritual)虐待，如果“灵性”(Spiritual)这个词让你觉得被冒犯或勾起了你的任何不快，请跳过这一部分内容。
通过更高层次的归属感来缓解被遗弃的痛苦
由CPTSD引发的遗弃抑郁有一个重要的表现，那就是幸存者缺乏对人类群体、生活、任何个体或事物的归属感。我遇到的许多幸存者，他们的第一丝“归属感”都萌生于灵性探索。他们在人世间只能看到背叛，于是转为向灵性层面求助。
灵性追求有时是被寻找归属感的无意识期待推动的。对一个孩子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原生家庭中不被喜爱，永远无法融入其中。此外，许多幸存者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体验过让他们感到安全和受欢迎的人际关系。
很多幸存者也无法在传统的宗教组织中找到归属感。他们觉得传统宗教和自己不健全家庭太过相似，因此会寻找更多遗世的灵性疗愈方法。他们有时会通过阅读灵修书籍或参加冥想练习找到归属感，觉得自己归属于一个更广阔且更能慰藉人心的事物，这也让他们避免了直接与人接触的风险。
还有一些幸存者则通过置身于自然、聆听音乐或欣赏艺术获得了归属于某种更宏大、更有价值事物的灵性体验。曾经有一本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书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是一本名人语录，其中的一些名人通过直接感受自然之美而获得了神性(Numinous)体验。
神性体验是一种有力而动人的精神感受，它能让人感到在宇宙背后和自己内心之中都存在着一股积极、正面的力量。这股感受有时会让人体会到恩典，并深深地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生活可期，生命可贵。
感恩
不管灵性或神性体验源于何处，它们都能为幸存者提供归属感，使其感觉自己归属于某种更宏大、本质上更美好的事物。这种体验可能会指引幸存者找到与自己有同样感受的作者、演讲者或其他的人生旅途中的旅伴，然后为其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让幸存者从其他人身上找到安慰。最终，幸存者甚至能感受到，这世上还有足够美好、安全，并值得与之交往的人。
最后，在疗愈后期往往还会出现另一线曙光，那就是幸存者更有能力通过最健康、最不会再次受创的方式来应对正常的痛苦。我所说的正常的痛苦指所有人时不时都会遭遇的反复出现的存在性痛苦，如损失、疾病、财务困难、时间压力等。这些痛苦的遭遇会带来愤怒、悲伤、恐惧和抑郁等情绪反应。一般人如果没有学会口头宣泄并消化对这些事件的感受，就会过久地陷入痛苦情绪中，特别是抑郁情绪。
“别担心，要开心”的情绪霸权
康复中的幸存者之所以有更高的情绪智力，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终于看穿了主流媒体灌输的“人应该一直开心”的理念。
然而，许多普通人一直在焦虑地努力“改善”自己的情绪，因而变得与自己的真实情绪体验日益疏离。他们努力地追求快乐，仿佛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且越来越多地采用社会接受的成瘾行为来实现这一目标——贪吃零食、乱花钱、自我药疗、沉迷网络……这些普遍的成瘾行为似乎一直在呈上升趋势。
另一个特别猖獗而不健康的情绪调节方式是色情成瘾。对色情制品的成瘾导致很多沉迷其中的男性出现了糟糕的意识狭窄现象，而这往往会损害他们享受真正亲密关系的能力。可悲的是，使用色情制品越来越“正常化”，甚至在许多心理学圈子中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