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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无法平息内心的伤痛，因此，我们极力避免提及母亲，生怕触动内心那根最脆弱的弦，碎成一地的泪。对此，父亲甚是难过，以为我们已忘记母亲。每逢过年，父亲都不无失望地感叹：“你们母亲在时给你们做的好吃的，我依然给你们做着，因此你们都不想念她了吧？要是我不做，你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吃，肯定就会想念她了。”每每这时，我们都低头不语，不让父亲看到我们那在眼眶里打转的泪。父亲不知道，即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过年我们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却依然会想念母亲，想念母亲的温馨，感怀母亲的劳苦，更希望母亲依然健在，能与我们欢聚一堂，享受到一点今天的幸福。
母亲一生劳苦。不过，若没有最后那场大病，母亲是不觉得自己苦的。因为母亲向来坚强，乐观，能吃苦。若是母亲不够坚强、乐观、能吃苦，当初又怎会选择嫁给父亲，与父亲一同创造这个家呢？
那是个农村女子听从父母安排婚姻大事的年代，也是凡事论阶级成份的年代。母亲家庭出身好，外祖父是村干部。爷爷却是地主成份，土改时由十里之外的老家举家迁至外祖父所在的村庄。母亲虽身材矮小，但五官精致，一双乌黑的大眼尤显灵气。而且母亲勤劳聪慧，心灵手巧，待人热情和善，处事通情达理。因此，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龄，上门说媒的人络绎不绝。然而母亲婉拒了所有的说媒，与出身不好的父亲自由恋爱起来。不用说，外祖父和外祖母坚决反对。与地主家结亲，以后儿子们想要参军入伍就绝无可能了，全家人今后的生活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然而无论外祖父和外祖母怎样教导乃至劝说打骂，母亲都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与父亲去公社领取了结婚证。外祖母气恼不过，烧光了母亲所有的衣服，甚至连母亲常睡的草席和垫子也都烧了。只要一见着母亲，外祖母便恨恨地数落咒骂。母亲甚是伤心，常常垂泪，却始终不曾后悔，每次远远地看见外祖母便赶紧躲开。
父亲是没有房子的，一家人都借住在别人家。结婚后原来的人家已住不下，只好另找人借了半间房住。但如此借居岂是长久之计？父亲和母亲决定建房，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于是，父亲和母亲白天出集体工分，晚上便在月光下做土砖。做土砖是极辛苦的体力活，父亲心疼母亲，说自己做就行，要母亲在家休息。母亲却也心疼父亲，坚持跟父亲一起做。要建房子，光有土砖也不行，还得买树买瓦。爷爷在土改时被没收了所有的家产，因此是没有任何积蓄的。为了能攒点钱，母亲决定养猪。没有猪圈，就养在家里，白天任由猪在外面活动，晚上便让猪睡在家里床底下。
终于，房子建起来了，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小家，母亲甚是高兴。很快，阶级斗争结束了，不再凡事都论家庭成份了，外祖父和外祖母也渐渐对母亲和缓起来。没过多久，农村里便不再搞集体生产，分田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母亲便尝到了收获的喜悦，在一小块土里种的花生收获了整整一箩筐，在搞集体时，每年每家每户也就只能分到一两筒花生。母亲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未来——只要勤劳能干，美好生活就不太远。
然而要过上美好生活又谈何容易。爷爷年岁已大，健康状况不佳，已不能干农活，只能做些放牛、照看孩子之类的事，种地完全靠父亲和母亲。我们村前有一大片平坦的田地，然而都分给了我们上头的月塘湾，只有对面坎上山脚下的几丘田是我们湾的。我们湾的主力田一部分在邻近的细屋冲，另一部分则在四里之遥的廖子冲。
对面坎上因地势高，离水渠远，水利难以到达，因此常常干旱，为了保收，只能从坎下溪里泼水灌溉。母亲煮好饭菜猪食，交待好爷爷照看我们吃饭、喂猪，便拎着橡胶水桶来到坎下小溪，与父亲一道给坎上的农田泼水。母亲把裤脚卷到大腿上，站在小溪里，右手抓住桶沿，左手托住桶底，桶口下倾，舀上一桶水，用力举起，将桶壁靠住与自己脸部齐高的坎上田埂，左手托着桶底往上，将水倾倒到田里。然后再舀，再举，再靠，再倾倒。每次不知要给田里泼上几百几千桶水才行。而每年的夏秋季节里，常常隔上十来天就又得泼上一次水。母亲瘦小，体力自然不济，干这种活自然特别艰难劳累，但母亲咬牙坚持着。汗水流进了眼睛，用满是汗水的手臂擦一擦继续干，实在举不起一桶满水了，就舀大半桶水。父亲叫母亲回去歇息，母亲也不听。家里那么多重活，光靠父亲一个人，怎么做得过来呢？
然而泼水的活还不是最累的，比起插秧、收稻谷和双抢，泼水可要轻松多了，一鼓作气泼上一上午就行了，而插秧、收稻谷和双抢，可是要整天整天地干，一连干上好多天，而且要抢，抢利于禾苗生长的时间，抢利于收晒稻谷的天气，抢水渠池塘里那有限的水源。其中双抢尤累，既要抢收稻谷，又要抢插秧苗，劳动强度大，天气又极为炎热，因此双抢时，人们大都要掉上几斤肉。
双抢时节，母亲总是天还未亮便起了床，先煮上一碗面条给父亲吃了下地，然后抓紧了做饭、煮猪潲、洗衣、晒谷子，似乎她能分出无数个身子，有无数双手。匆匆做好这一切，母亲匆匆吃完饭，带上父亲的饭便匆匆下地去。插秧、割稻子这些手脚功夫，母亲是极为利索的。插秧时，只听得母亲手指插水的“嘟嘟”声紧促而密集，不过片刻，身前便是长长的五列新插秧苗在微风中摇曳了。割稻子时，只听得母亲手中禾镰发出的“唰唰”声连成一片，不一会儿，身后便是大片只留着两三寸长的禾蔸的空地和一码码堆得整整齐齐的稻堆。长大后我们极为佩服母亲的利索，也曾极力向母亲学习，然而母亲的速度我们始终望尘莫及。插秧、割稻子都是弯腰驼背的活，尤其插秧，腰几乎一直弯着，我们每每累得腰都直不起，臀部、腿部酸胀，只要有一点空隙，我们就要在田埂上、禾坪边、凳子上坐一坐休息一下，但我们从未见母亲感叹过累。
插秧、割稻子这些手脚功夫母亲不在话下，但挑谷子、抬打谷机这些重活母亲就极为吃力了。即使是小箩筐，一担谷子也有近百斤，母亲瘦小，自然挑得艰难。挑细屋冲农田里收的稻谷还算好，离得不远，田间小路虽然弯曲，倒还算平坦，咬紧牙关挑上一担谷子，中途歇上两三口气也就到了。但挑廖子冲田里收的谷子就难了，不仅离得远，还要爬陡而长的山坡。挑着谷子上那道山坡，即便是力大强壮的男人，也都像双腿灌了铅，步伐沉重，气喘吁吁。因为坡陡，没有地方可以放下担子歇一下，所以还必须得一口气挑上去。提起挑谷子上那道坡，最强壮的劳力都直感叹实在太难。母亲每次挑谷子上那道山坡都颤颤巍巍，只能一点一点地艰难移动。那年双抢母亲即将生艳（当时是农历六月，艳是农历七月中旬生的），回家时挺着大肚子的母亲坚持要带上一担谷子。上那道坡时母亲上气不接下气，腿几乎要挪不动。路过的邻村大叔见了不忍心，要帮母亲挑，坚强的母亲却谢过大叔好意，依然坚持自己挑。先挑上坡顶的父亲赶回来接，母亲这才把担子让给父亲，喘着粗气上了坡顶，稍作休息就又挑着担子往家走。多年后，父亲常常提及此事，并不无心疼地说母亲当时真是太可怜了。母亲却总是淡然一笑，说抢时间抢天气呢，光靠父亲一个人怎么抢得过，她能帮父亲分担一点是一点。
抬打谷机不仅像挑稻谷一样沉重艰难，并且极为危险。挑稻谷挑不动了，放下来就是，不会被压伤。而打谷机压在肩上，罩在头上，若是抬不起了，前头的人却不知道而继续往前走，后面的人必然会被绊倒，被打谷机压住受伤。因为恐惧，成年后我都未曾试过抬打谷机。每次抬打谷机时，为了减轻点儿重量，父亲都会把打谷机上的滚筒拆下来挑到田里。但卸了滚筒的打谷机依然极为沉重，抬时将打谷机翻转过来罩在地上，父亲抬前头踏脚的一端，这端更为沉重，母亲抬后头谷斗一端，这端稍轻一点。母亲身子半蹲，用双手抓住谷斗边缘，将谷斗往上托起，然后低头钻入谷斗，让谷斗壁边架在肩上，父母一起配合慢慢起身，将打谷机抬起。每次看到母亲那因吃力而抖动的双腿，我都为母亲捏一把汗，生怕母亲抬不起来被压伤。
双抢的每一天母亲都起早摸黑。每天夜晚，从田里回来，母亲又得收晾晒在禾坪上的谷子，就着朦胧的月光或微弱的马灯光，用风车扬去瘪谷和禾叶。我们长大后时常帮忙做这些，那扬起的灰尘飞得我们满头满脸满身都是，混着汗水，特别刺痒难受，但母亲做着这些时却似乎没有丝毫不舒适。收完谷子，母亲总是让我们先洗澡睡觉，她自己则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剁猪草准备第二天的猪食。
我们小的时候母亲盼着我们长大，认为我们长大了能帮忙干活，日子就会好过一些。然而我们长大了，开支也就变得更大了，尤其我们姐弟上学后，相对农村家庭的收入来说，学费可以算得上是昂贵，为了供我们上学，家里只有种更多的地。在我上初中和师范时，家里到处承包别人的地种，一共种了十多亩地，双抢总要搞上二十多天。为了增加收入，母亲不仅继续养猪，还养了一头母猪。那时养猪全靠了割猪草，我们上初中后，割猪草就全靠了母亲自己，母亲干农活，砍柴，割猪草，做饭，洗衣……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晚上剁猪草，总得剁上半个小时。冬天剁猪草，手冻得生疼，母亲常常不得不停下来，把冻僵的手凑到炭火上烤一烤，待稍微暖了又继续剁。那时已形成了打工大潮，农村里很多人家的孩子连初中都不上，早早地便出去打工挣钱补贴家用。母亲却宁愿穷苦劳累，也坚持供我们上学，并激励我们努力学习，将来考出去。
一年四季，母亲从未得清闲，田里土里的活永远也干不完，家里吃穿用的活也永远干不完。忙完田里土里，母亲便又钻进山里采摘挖掘药材卖。母亲的手腿常被荆棘划伤了，脚常被柴签子扎破了。回家母亲常常叫我们帮她用针挑出扎进手里的刺，有些刺太细太短却又扎得太深，手指被针挑出大大的洞，刺却依然挑不出来，只能等感染化脓了随着脓水流出来。
即便是做家里的活，母亲也并不轻松。就说做饭煮猪潲吧，因为当初建房子时买的瓦片太厚太沉，而屋顶的梁木又较细，长年累月，梁木便被压弯下沉，瓦片缝隙变大，怎么捡瓦都没用，一下雨家里便到处是滴漏，母亲只好到处用瓶瓶罐罐接漏，戴着斗笠做饭煮猪潲。
但母亲从未感叹过苦或累。父亲常常教导我们，说母亲辛苦，要我们学习之余尽量多帮母亲分担一点劳动，母亲却总笑着要我们努力学习，说等我们都工作了，她就可以享福了。
然而母亲没能等到享福的那一天。2000年9月，我参加工作，分配到一所乡村学校教书，以为能从此改善一点儿家庭条件，结果却是义务工作一年，一分钱工资都没拿到，还得从家里带米带菜带油。2001年9月，终于能领工资了，然而每月三百元的工资，用来交上高中的弟弟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都不够，更别提还我上师范时家里欠下的债了。200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我从学校回家，母亲说前几天她在地里干活，突然感觉要腹泻，匆忙回家上厕所，却便血不止。母亲说她当时都慌了，幸而后来终于停止了便血，但厕所都被染红了。我连忙跑到厕所去看，只见粪池上面一层全是黑黑的血渍。母亲说应该是痔疮流血，无知的我心想，母亲这痔疮可真够严重的，怕是得动手术。第二天，我带着母亲去县城医院看医生。母亲晕车呕吐得厉害，看着母亲难受的样子，我心疼不已，却也无能为力。医生听了我们的症状描述，初步帮母亲查看了一下，建议我们去衡阳的医院做进一步检查。二十岁的我只是觉得母亲的问题可能会有点儿麻烦，却并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出了医院，母亲一路不语，我以为是因为母亲晕车难受还未恢复。回去的路上，母亲呕吐得更凶。下车后，母亲瘫坐在路边的小树木里，流着泪对我说，她可能活不久了。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也跟着流下泪来，安慰母亲说不会的，不会有那么严重，若是那么严重，医生应该会跟我透露一点。
我回学校支了几百元钱，忧心忡忡地陪着忧心忡忡的母亲一同去了衡阳的医院。一路上母亲依旧呕吐不止，也依旧一言不发，我依旧想要安慰母亲，却也依旧不知道该说什么。到了衡阳的医院，门诊医生听了我们的描述，直接叫我们住院。住院部的医生初步给母亲查看了一下，叫做检查，其中有一项叫细胞培植。然后医生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母亲直肠长了肿瘤，肿瘤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良性的就没关系，恶性的就是通俗所说的癌症。我的眼泪瞬间决堤。出了医生值班室，我在母亲病房外面墙上靠了很久，极力想止住那些决堤的眼泪。见我久久不归病房，母亲心感蹊跷，走出病房来找我，见我哭着，母亲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母亲也哭了，说：“我要是走了，你父亲可怎么办？他身体那么差，怕是也会活不了多久啊！艳和芳又怎么办？我是不担心他们考不起大学的，可到时哪有钱上大学呢？你虽说捧上了铁饭碗，但我知道你是不甘于呆在乡下当一个老师的，当初你就不想考中专而想考高中上大学，考虑到家里艰难，不得已你才选择了上中专。这几年你自学考专科考本科，过几年等家里好一点了你也许还能去考研，可现在……”我紧紧拥着母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哭泣。母亲担心着我们每一个人，却没有想过最苦的她自己。
过了几天，细胞培植结果出来了，恶性肿瘤。医生说动手术治疗前期大概三万块钱，后期化疗放疗每次几千块钱，手术成功的话大概能让母亲多活三年。母亲哭着收拾行李，坚决要出院回家。母亲不想再借钱治病，母亲知道，再借钱已经很难了，能不能借到是个问题，以后还钱更是问题。父亲要我带母亲去长沙的医院看看，劝母亲说也许衡阳医院设备不够好，检查不一定准。然而无论父亲怎么劝说，母亲都不同意，只是到镇上的医院去开些中药喝。
2003年夏天，母亲离开了我们。那时，艳的高考成绩已出来，她没让母亲失望，顺利考上了大学。母亲拉着父亲和我的手，用微弱的声音说：“我的后事最简单地办，一定要让艳去上大学……”母亲就这样走了，带着一生的劳苦，带着诸多的牵挂。
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借不到钱交学费，艳决定要去打工，我和父亲记着母亲的嘱托，申请助学贷款，向我的同学借钱，艳自己在学校勤工俭学。2005年，芳又考上了大学。然而日子再艰难，终究也熬出了头。艳和芳大学毕业后都在大城市工作，我也在十多年前到了县城工作。父亲虽然身体依然较差，老毛病不好，新毛病不断，但也在十多年前离开了乡下到城里居住，不再干体力活，每天散步、下棋、看书、拉二胡，惬意而悠然。只是母亲，苦了一辈子，没能享到半点儿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