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是个老党员。
无论是在原村还改嫁邻村后，妈妈都是所在村的为数不多的老党员。
每月两毛钱的党费，定期开党员大会，偶尔到镇里参加一些活动。
从我记事起，妈妈似乎都在为这些事情忙碌。
大概是四五年前，村里与城里的公司签订蔬菜供应合同，乡亲们的积极性不高，村党支部号召党员带头种菜。
六十多岁的妈妈原本可以保持沉默，但她依然带头种菜，还积极主动地发动左邻右舍。
二叔不忍看到自己的老伴这么劳累，一再劝阻，妈妈不听。
无奈之下，二叔让我劝劝妈妈。
我知道不会有什么效果，但还是试了试。
如我所料，妈妈没有被我劝住，反而给我上了一堂党课：党员就是党员，啥时候都要带头干，干不动那天再说干不动的事情。
倔强的妈妈，模范带头意识很强的妈妈，一直珍惜党员这个政治荣誉的妈妈。
有时，二叔会拿妈妈和我开玩笑：一大家子，就你两个是党员。
妈妈总是理直气壮：有本事，你也入党试试。
如果换个环境，妈妈这个老党员或许真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命运不容假设。妈妈的命运，从嫁给生父那天开始，就已注定坎坷不平。
不管面临多少生活困苦的折磨，妈妈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始终没有完全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她用她的实际行动，默默无闻地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信仰。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从未说过共产党的坏话，从未听她说过。
如果说这就是信仰，妈妈做到了。
正是由于妈妈的影响，我才在高中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骨子里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主。
包括选择当兵。
既有个人前途的考量，也有个人信仰的驱动。
到大兴安岭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以后，我的任务不再单一：除了新闻报道，还有负责部队教育和文化工作。
当然，新闻报道依然是我的立身之本、立足之锥。
我很幸运，我的直接领导肖诚友科长、科里的老干事张宝权大哥都是写新闻报道出身。
物以类聚集，人以群分。
科长和宝权大哥都对我高看一眼，平时更是关爱有加，经常会给我提供一些新闻线索或好的建议。
科长爱看书，家里藏书不少，经常推荐一些好书给我。
科长给我推荐的那些书中，穆青的报告文学集《十个共产党员》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当时，应该是在科长家里。科长郑重其事地把这本书递到我手里：你好好看看这本书，看看人人家怎么描写人物，看看人家怎么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看看人家怎样用自己的语言去感动别人。
那时，科长家和我住隔壁。
他的家，他和那个被我和邻家女孩一直尊称为丁姐、在大兴安岭日报社当记者的嫂子的共同的家，家徒四壁，最值钱的家当，是他们买给儿子的钢琴，还有那些既价值连城又一文不值的书。
科长把这《十个共产党员》递给我的时候，我双手接过来的，分明是一位兄长、一位前辈、一位先行者对小兄弟、对后来人的关爱、期望和祝福。
科长推荐的这本书，科长所说的这番话，对我的影响，至今尚存。
一个人，当他初入社会的时候，当他好多事情都无法独立思考和正确处理的时候，别人的一个举动，一次提示，可能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在大兴安岭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的那些日子，真正改变我命运走向的，除了润物无声的张宝权大哥，还有一直很严肃的肖诚友科长。
尽管肖科长的脾气不是那么好，尽管他一直忍着从没当面说过我半个不字，尽管当时我对他的诸多做法并不理解和认同，但事后回想，科长对我的帮助和影响，同样不可或缺。
那时的我，说年轻不年轻，二十五六的人了，干活兢兢业业，从不敢偷懒，但想法却很单纯：别让科长逮着骂我的机会。
是的，我不想被科长没完没了的臭骂，从来不想。
可能是宝权大哥对我的帮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可能是科长一直对我要求很严，可能是我一直努力不让科长找到骂我的借口，反正从调入科里那一天开始，直到我调离大兴安岭军分区，肖科长从未批评过我。
我到宣传科不久，宝权大哥另有任用，到干部科负责计划生育工作，调了副团。
那时我还是个正排职干事，和排长一个级别。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机关也不例外。
很快，又有新干事调到科里，俞正山，安徽人，以前是一个边防国家队的副指导员。
老俞岁数比我大，兵龄比我大，职务比我高。
唯一不同的，是他从未在机关干过，甚至连团机关也没呆过。
一不小心，除了科长，我成了宣传科的老人。
我不算太笨，我还算刻苦，宝权大哥离开宣传科以后，科里的大事小情，不管质量如何，我还能应付个八九不离十。
老俞显然对机关的工作流程不适应，隔三差五出点差错。
科长的暴脾气再次上演，经常把老俞批得茫然失措。
这个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继承宝权大哥留下来的优良传统，尽我的所能，多多帮助，多多提醒，让老俞少走点弯路、少受点委屈。
近朱者赤。
我这个小沙弥，真的很幸运。
我遇到了好大哥，遇到了可以引领我正确前行的大好人。
包括肖诚友科长。包括张宝权大哥。包括当年所有关心关爱关照过我的那些领导和战友。
渝夫2010年3月5日7时20分写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