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笔记41：周书·史上最苦口婆心的禁酒令
人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其实，真实的情况恰好相反。被封到殷地去治理殷商遗民的康叔这个“朝中有人”的官就不好做。他的兄长是辅佐成王的周公，他的侄儿是武王的儿子成王，绝对算得上“朝中有人”。但我们看《尚书·周书·康诰》的篇幅三四倍于《微子之命》，各种嘱托不厌其详，大有不把人逼疯不罢休的程度。各种规定倒还在其次，关键是反复拿两个人共同的先父文王来说事儿，甚至将工作绩效同文王是否能长久地享受后世子孙的祭祀捆绑起来，好像这件事完全与大儿子周公无关，全是康叔一个人的事儿似的。
这还不算完，赴任没多久，周公又以成王的名义转来了《酒诰》——世上最苦口婆心的禁酒令，《尚书·周书·酒诰》的长度不亚于赴任之初的《尚书·周书·康诰》。如果用竹简来记录这些文字的话，起码要装满半个牛车。天天对着这些诰命发呆，朝中有人的康叔的日子真的好过吗？
从周公的角度讲，兄弟毕竟如手足，把康叔封到殷地去，弄好了自然有利于周王朝的稳固，弄不好则相当于自断手足。或许，这也是他千叮咛、万嘱托的一个根本原因。周公深感殷商末世陋习深重，风气奢华，酗酒乱德，纣王当年酒池肉林、放纵淫乐，周公担心康叔一不小心步了纣王的后尘。于是颁布了最严的禁酒令，阐述了戒酒的重要性，这件事对改变周初的社会风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一、文王与酒
文王时期，给民众留下了“明德慎罚”的文王印象，甚至这个特点成为整个西部文化的核心特征。文王在世时，无时无刻不在嘱咐众人“祀兹酒”——除非是大的祭祀活动，其他情况下一概不能饮酒。在文王心目中“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民众有丧德、犯上的事情发生，无非是因为过量饮酒的原因；大小邦国的丧亡，也无非是这个原因。
关于酒，文王颁布了一系列规定。主要的有四点：一是官员及其子弟不可以饮酒为常；二是诸侯国君及其子孙非祭祀不饮酒；三是饮酒时不能忘德，严禁醉酒；四是珍惜粮食，禁绝过度使用粮食酿酒。
讲完了文王与酒的故事，周公代成王从精神做了进一步的引导。他指出，前往殷地的官员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适量饮酒。那便是想办法把殷地治理得民富邦兴，幼有所教，老有所养，为老人奉上酒酿庆祝这一成果的时候，可以浅斟低酌二两。
作为地方官员，能够奉养老人和君主，能够照顾好治下的百姓，这是比一切佳酿都更加醉人的美酒。
二、殷商与酒
关于殷商与酒的故事，《尚书·周书·酒诰》是分成两部分来讲的。
第一部分是从成汤到帝乙时期，这一时期，历代商王畏惧天命、百姓，实行德政教化，人人、事事、处处保持恭敬。孔子所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概就是这一时期商王的整体写照。这一时期的朝堂上下、大小官员，非但没有敢于聚众饮酒的，大家都忙于落实商王的德政，诸侯、官员连有闲坐、闲谈的时间都没有。
第二部分是商纣王时期，这一时期，纣王自己嗜酒，因酒而狂妄地认为自己“有命在天”，置臣民痛苦于不顾。他首倡淫乱、宴乐之风，将威仪三千抛诸脑后。他荒废对先祖的祭祀，统辖的区域民怨沸腾、酒肉的腥秽气弥漫。诚如诰命中总结的那样——“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天帝并非是暴虐的，是殷民自己招致灾祸的迅速降临。
有一句周公没有明说——殷商就是因为饮酒而灭亡的。其实，这句话早年禹帝说过，当时，有人酿出美酒进献给禹帝，禹帝尝过后评价道：“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果然一语中谶，纣王成为因酒丢失天下的第一人。
三、成王与酒
讲了这么多，周公最终自己也讲烦了，他说：“封，予不惟若兹多诰”——康叔封啊，我在诰命中就不说那么多了！一句话，人不必拿水当镜子，拿民众当镜子就是了！
最后，周公代成王讲出了周王朝对殷地饮酒者的态度。一是周王朝的公务员聚众饮酒杀无赦；二是殷商的遗臣饮酒先诫勉谈话，谈话后屡次再犯杀无赦。
作为亲兄弟唯一能做的就是，杀人的恶名做哥哥的替你担着，有人聚众饮酒，抓起来送到京城，周公亲自负责处死。
成王对酒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决绝，只有一个原因，那便是殷鉴不远——商纣王因酒亡国的事不能发生在周人身上。
《尚书·周书·酒诰》作为史上最苦口婆心的禁酒令，也算是史上最严苛的禁酒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