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艰难时刻

                                                        (父亲文稿之三)

       一，母亲天花

        1941年到1942年，是父亲一生最艰难的时刻。

        四一年冬，我的三舅出天花，死在洞庭湖区，尸体运回来安葬。母亲参加葬礼时，被染上天花，不到一个月，42年正月十五开始，出现发高烧，一天比一天严重，躺倒了三天没有进食。请大夫诊断是天花，而且是重症。

        天花传染性非常强，父亲把我和两个妹妹，送到祖父家，一是怕传染，二是妈妈病了没有人照顾小孩，当时我八岁，妹妹分别是六岁四岁，本来还有一个两岁的小妹妹，此前得恶性痢疾只有几天就去世了。十岁的姐姐留在家里，负担一家人的做饭、洗衣、喂猪，同时田里有活，要看护妈妈为妈妈煎药。妈妈的病是一天天的严重，到十天左右的时候，全身浮肿，满身水泡，持续高烧不退，同时出现不断的休克。请了当地专治天花的医生叫萧子香，他药石用尽，山穷水尽，说没有希望了，你们准备后事吧。一家人父亲、姐姐还有外婆、祖父，绝望地守护在妈妈身边，打棺材的木匠到已经请到家里。

        我的大舅父，也是一位医生，但不是治天花的专科医生，他看到病情如此严重，医生已经束手无策，就拟了一个方子，与原来医生的处方不同，与经典的药方也大为迥异，萧医生不敢用，舅舅找了父亲、祖父商量说，这病人是我妹妹，到了这个程度只能冒险一试了，但是要征得你们的同意，祖父和父亲他们都不懂医，但是，看到原来医生已经不肯下药了，别的医生更是不肯接手，做最坏的打算，等死还不如一试，就同意了大舅的方法。

        当时的症状是高热，不能进食，大小便不通，已经几天了。主要矛盾是大小便不通，说明是内热，高烧不退，又说明体虚。按经典处方，天花是消耗性病症，只能补气血，忌凉泻。但是病患大小便不通，不解除这一症状，其他药物就无法奏效，只有违背常理，用凉性药物先通便。舅舅立了一个既大胆又慎重的方案，先下一剂泻下的药，同时准备一剂进补的药。只要二便一通，就马上进补剂。征得父亲祖父同意，拣药、煎药。病人服药两个时辰后，就开始有大小便，一下子也就清醒了许多，大舅不敢懈怠，一直守候在病人身边，随时观察病情的变化，翻查药典，根据病情不断调整药方。

        连续用药三天后，妈妈的病情有所好转，人也清醒了。这一段时间，爸爸要出门筹钱、拣药，应付东家，心力交瘁，这个时候也放松了一点。舅舅仍然寸步不离，观察症状，翻查药典验方。这是他着手的第一例天花病例，没有经验可循，他除了观察病情，就是翻书，从笔记药典中选择最合适的药方。这样过了一个星期，病人终于能吃一点东西了，但是还没完，没有完全脱离危险，父亲和外婆轮流守护直到一个月以后大舅才落下心。这时已经是春耕大忙的季节了。母亲还没有恢复，家里负债累累，种田还要本钱。这个时候的父亲筋疲力尽，又要投入劳累、繁忙的春耕。

        这一年幼女去世，妻子重病，东家倒逼，父亲心力交瘁，是一生最难熬的时候。

       二，秀英夭折

        42年春天，妈妈还在病中，我的最小的妹妹秀英，得了恶性痢疾，几天时间，妹妹病得虚脱，眼看顶不过去了，父亲找舅舅来家，开了处方，还没有来得及抓药，孩子就死了。那个时候为妈妈治病，已经家里已经借了很多债。看着孩子因为没有钱得到及时医治，痛苦地在自己目前死去，父亲母亲痛彻心扉，这是我们家唯一夭折的孩子，妹妹秀英一直都在我的心中，永远也忘不了。

        母亲还在病中，父亲用几块木板打了箱子，二舅把妹妹埋在月山屋后，我跟在父亲身后哭得撕心裂肺，这是我童年最刺痛的记忆。

        我还记得那天早晨，父亲从猪栏屋出肥，要经过妹妹的床前，每挑一担看一眼孩子，看到奄奄一息孩子希望活下去的眼光，父亲也只能泪眼相望。这就是穷人家孩子的命运。谁叫她投在这个不幸的家庭、在这个不幸的时刻。

        18年后，父亲仅仅是个急性肠胃炎，拉肚子，还不是痢疾，发病几个小时就死了，他用了什么药？医生（周远长）看一眼说，没有药，没有什么办法。农村依然什么药也没有。

        那是1960年，父亲49岁，依依不舍离开了他为之勤劳一生的家庭，一路还未成年的孩子。

       穷人对于疾病的唯一处置就是熬，熬得过去就活着，熬不过去，就死。今天依然是。

       三，黑心的东家

        四零冬年租了何炳禧家的12亩田，交了100元钱的押金，此时的100元钱可以买粮食2500斤（四块钱一担谷）。而到四一年底的时候，当时正是抗战时期，物价飞涨100块钱已经只能买到500斤粮食了。当时我们这笔钱还有部分是借来的。到冬天。何家不但不补贴货币贬值的损失，还说利已经超过本了，我们年前交的100元钱的押金，此时已经只值20元了。他已经在账面上多得两千斤谷的好处，还不算利息，连本钱都不肯还给我们。

        种他家的地苦不堪言，他家有事儿，先得替他家做完，才能够做自己的。替他家做完事情了，还要回自己家吃饭。他们家走亲戚要坐轿子。每次都少不了叫父亲去抬轿。我们家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小（姐姐九岁，我七岁，下面三个妹妹），家里就父亲一个劳动力，租的地也多，有20多亩，特别是春耕大忙季节，总是顶星星戴月亮，人家出工的都睡觉了，他还在田里面干活。但是不管你家多忙，他家有事就叫你，你就得到。41年春天，他叫我们给他收油菜。父亲实在忙不过来，就叫姐姐去帮她家收，他很不高兴，说小孩子做不好，浪费他们家的油菜。他们家的青壮男子20多30岁的都不做事，都是叫佃户来做。种了他家一年田，把这个家都种破产了。他家财大气粗，我们一个小佃户还能和他争什么呢？无处叫苦，无处申冤。

        交押金的钱有一部分借别人的，赔了自己还不算，还要还借来的这一部分。过年后母亲染上天花，又逢妹妹患痢疾危在旦夕，家里已经身无分文，东家克扣我们的本金（押金）给我们家带来无以弥补的苦痛和灾难。

        租了他家12亩田，种了一年，赔了所有的人工、肥料、种子，不但一粒粮食没得到，还欠了一身的债。在我们十四年的佃农生涯中，他家是最狠的一个。第二年我们不种他的地了，他就不准我们从他的田边的路上过。月山的四周都是水田，出入都必须从田埂上走过，但是他家的田埂就不准我们路过，完全不给人留活路。

        四，被抓伕的惊险

         经过一年多的苦熬，摆脱何家盘剥的噩梦。刚稍微缓口气儿，又遇到了当头一棒。

         当时是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日军大举进攻常德、长沙。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需要大量的民伕运送军需。益阳地处常德长沙之间，伕役之重首当其冲，乡政府指派父亲去当民伕。当时地方上派去的伕役，大多是年纪大的或者聋哑驼背等残疾人，因为年轻的身体好的，会被扣在军队当兵一去不回。当时军队的逃跑现象严重，兵员数量不足，部队会以这些民夫顶数。我父亲正在三十出头壮年，这一去可是凶多吉少。而地方保甲长信誓旦旦的胡说，只有几天就回。有经验的人都说，这不可能回来了，一家大小七八口人，就他一个劳力，他走了，这家人将怎么活呀？母亲是整日奔走打听，祖父家、外婆家都是热锅上的蚂蚁，可又毫无办法。想到以后讨米都无路可走啊。

        父亲一去，全家人焦虑到了极点，茶饭不思，没有正经吃过一顿饭，没有睡过一个安稳的觉。晚上醒来总听到母亲在哭。到第七天晚上，突然听到敲门声，母亲好像有感觉，说父亲回来了，起床看门，真的，父亲回来了，不敢大声讲话，生怕还有人再来抓他。因为他是逃跑回来的，那个时候到处都在抓人，军队抓，地方见到生人也抓，说你逃兵，抓了可以顶壮丁，可以向那些中了签但不愿意去的人家，索要一大笔钱财。所以父亲一路都是白天躲在山上，晚上赶路，好在路头还熟，侥幸回到了家。躲在家好多天不敢声张。

         后来父亲说起这段经历。（另外开篇细叙，见文稿四）

        第二年春天，父亲在田埂上铲草，有几个军人路过，抓他挑担。父亲怎么也不可能愿意，他口头答应，那天正好下雨，他背着蓑衣，他说把蓑衣脱下留给家里就走。士兵一松手，他转身就往田中间跑，他想着，我光脚做田的，总比你穿鞋的在水田里跑的快吧，就算你开枪打死我，我也要死在家门口。那几个人看到父亲跑的很快，跑远了，气急败坏，把一件蓑衣剁的稀烂，把一担畚箕踩烂，然后悻悻走了。等他们走远，父亲才回家。

        五，联保队

         1945年春，日本鬼子占领了益阳、长沙。南面到了离我们家12里的岳家桥，北面十里的泥江口，东二十里的沧水铺都有了鬼子，我们这一片大山，鬼子暂时未到，当地豪绅保长纠集流氓兵痞成立了联保队，趁兵荒马乱，欺压老百姓。

         有一天，在保长家登记良民证，回到家，天快黑的时候，来了三个人，一个是瞎子，另一个只有一只眼睛，只有一个是正常。他们说是被日本人抓去做苦工，从长沙跑出来的，不敢走大路，就像父亲当初躲抓伕一样寻着小路走。看到我家一个稀烂的小屋，就来借宿。当时我们也怕，就去报告了保长。保长问了情况就说，借宿就借宿吧，我们就同意借宿了。正好那天我们家怕日本鬼子来了抢掠，把栏里一头三四月的半大猪杀了，见他们是残废也很可怜，就煮了点饭给了他们吃，他们很感谢，就给了我们一些他们随身带的东西，我记得是一个帆布书包，他们说是逃出来的时候，从鬼子抢老百姓的东西里拿的。

        这三个人，那个瞎的是华容的，正常的那个是沅江的，一只眼睛的是益阳三里桥的，都是要往北走。父亲告诉他们去三里桥走的路线，走水马冲往北，这条路近又安全，只有从我们家出去这一段难走一点。父亲叫我给他们带路，走雷公堂，到萧家湾，这一段到祖父家我经常走。

        一大早出门，刚刚走到雷公堂门口，被联保队的人拦住，把他们三个人抓起来，说他们是汉奸。到中午就把父亲母亲带到联保队的总部墨林宫审问，并把父亲绑起，把母亲关起，叫我们交代与他们的关系，说他们是汉奸。父母亲如实的把所有的经过说了，并把他们给的东西也交给了他们，他们还不放过，叫我萧家族人出具担保，保证我们家不再与外面的人接触，关了两天才放出来。

        解放时，他们再三来我家道歉。他们把那三个人酷刑逼供，打成汉奸，送到当时躲到大山里青塘村的益阳县政府。如何处置不得而知，我们更不敢去打听。

         当时的联保队实际上是为了迎接日本鬼子，由地方的一些豪绅和回家的军人纠集地方上流氓兵痞组成的。鬼子还没来，他们名义上是维持地方秩序，实际上干尽坏事，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甚至强奸妇女。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外地要饭的，经过岗哨，被他们轮奸了。地方一些有正义感的人了，说了他们的不是，被他们知道，就被他们抓去，用棍子打屁股，打的皮开肉绽。家境稍好的一些要罚款、罚酒席，赔礼道歉。这就是当时的联保队。

        六，国营林场

         抗战结束以后，也就是四五年冬天，国民政府要保办一个林场。当时到处都是荒山，他们不用，硬要我们家屋后月山这小小的两亩坟地做林场。月山是我们萧家的祖坟所在，周围有土堤围着，上面长满了斑竹和荆棘，外面的人和牛都进不来的，只能从旁边的一个入口出入。征办了林场以后，就把周围的堤都扒了，坟平了，祖父、父亲气得吐血。其实后来一棵树也没栽。

         原因不过是，月山是属于姓萧的，不姓何，当地何家户多族大，盘根错节，不好动手，萧家是外来，就此一户，好欺负。

         也是这一年夏天，两个多月没下雨，大旱。我们种的几丘田本来是有水灌溉的，当地人不让。叫我们自己从河里面车水。正值父亲屁股上长了三个毒疮，坐都不能坐，家里面又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眼看禾苗就要干死，父亲只好站在水车上踩水车，我和姐姐帮忙在旁边帮忙，印象深刻。图片来源： https://www.sohu.com/a/207985339_100028727

        七，姐姐送人

         大概是在我刚刚记事的年纪，姑妈来我们家，她知道有户人家想要一个孩子，见我们家孩子多，尤其是有四个女孩子了，就想把姐姐送出去。父母想，孩子在我们家是受苦，做不完的工夫，送给人家也许能让她生活好一点，就同意了。姐姐是家里面最大的，穷人家的孩子早早就要做事，三四岁就带弟弟妹妹，五六岁就开始下地，在田里拔草，翻红薯藤，选红薯，夏天要收田埂上的豆子，地里面的蚕豆，喂猪、做饭……  十个姐妹弟弟中，最劳累的是她。

         姑姑把姐姐带走以后，妈妈好难过，当时我还很小，只记得晚上妈妈的哭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父亲虽然也舍不得，看到自家孩子实在太多，送一个也可以减轻一点家里面的负担，没有想到母亲会这样的伤心。过了两天，姑姑把孩子又送回来了，主要是人家嫌姐姐身上长着疮，人家不喜欢。母亲正在想念姐姐呀，见到回来了，好高兴，就说以后讨米要饭都要在一起，再也不要将孩子送人了。

         在过去的社会，多一个孩子仅仅是多吃一口粮食，其他的开支是很少。

         姐姐没有上过学（这是她一辈子的遗憾，后面有专册详叙），三四岁就开始带弟弟妹妹，五六岁下地干活，七八岁学纺纱，做针线。十岁田里面一切不要重力气的事情都要做，到十二三岁就顶大半个劳动力了。

         姐姐从小就能干。秋天收割季节，晴天要帮父亲割禾，雨天就到田里去捡禾穗，每年都会捡到几十斤谷。

        冬天要跟着父亲学弹棉花。弹棉花本来是一项重体力的工作。弓是结实的硬木做的，很沉重，靠背上用一根枣木杆吊着，这都是男人干的重体力活。因为姐姐个子高大，父亲想着，带着可以多出一些工，工价也高一点，还能够赚一天的伙食。     

        八，抽壮丁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到处征兵，按抗战初期的规定是三抽一、五抽二，独子不抽。我们家是一九三六年就分家单独立户，同时家里就父亲一个劳动力，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是不抽的。由于我家是外地搬来的，加上当地地方年年征兵，兵源越来越少，后来抽完再抽，变成了五抽三。抽完再抽，变成二抽一了。

         老百姓只好采取各种办法来规避，要么分家，要么外逃。随着兵源越来越枯竭，最后，政府采取分派的做法，以甲为单位，不管你是不是合规，按人口派指标。

         我们这个甲只有甲长家有几个儿子了，其他户，有的已经被抽丁去当兵了，有的常年不在家。他要避免自己家的儿子被抓去当兵，就将父亲的名字记在花名册上，他担心我父亲知道消息躲出去，极力封锁消息。父亲闻到一点音讯去问他，他说没有确定人选，怕我父亲逃走，因为我们家是佃户，没有任何不动产，一个晚上就可以把家当全部搬走，躲的远远的，他就没有办法找到人了，所以他极力隐瞒。等第二年夏天才正式通知父亲中了签要去当兵。这时我家租种的20多亩地，只等收割了，我们要跑也跑不了了。跑了这一年种的地，就可以由他来收割了，收割的谷子他可以拿去请人替他家儿子。

         如果父亲被抓走，我们一家就没有办法活了，所以父亲也只好去找人顶替。舅舅在他们当地找了一个人（何连云就卖过壮丁，另文细述），花了30担谷，这已经算是很便宜的了，主要是他们家兄弟多，趁还没有派到他的头上，就替我家去当兵，既可以外出躲过他们自己的兵役，又可以得到一笔粮食补贴家里。祖父也出了一部分谷，因为四叔几年前就被抓去当兵，至今无音讯，老人家不愿意看到又一个儿子走上不归之路。

         知道父亲被征兵时，全家人都很着急，一家这么多人口，就靠父亲一个劳动力，父亲去了家里面怎么办？这比去年去当民伕更加危险。所以就四处找门路，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不合理的，不应该轮到父亲的头上，都很同情，暗地里告诉我们家。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当地都姓何，甲长拣我们萧家独户，就是明欺负你，你知道也没有用，除非你逃走，我们种那么多的地，地里的庄稼搬不走啊。

        按说，父亲虽有兄弟四个，但是，长兄和三弟已经因病去世，五弟是残疾人（耳聋），四弟已经被征兵入伍了。这些情况当地政府都是知道的，但是，地方势力明目张胆欺负你，小老百姓毫无办法。我们萧姓在当地是外来独户，本地大姓盘根错节，艰难时刻多被针对。

        博主：勤劳的传统中国农家是无止境的精耕细作。没有现代化的育种、化肥、农药、灌溉条件，缺乏对自然灾害的抵抗能力，是极度脆弱的生产方式，中等强度的水涝旱虫就会歉收，重大灾害或者伤、病发生时，就会家败人亡。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集体化帮助千年来脆弱的农村经济提高了抗灾难能力和生存能力。然而，自古至今，来自地主、官僚的人为压迫却不像自然灾害百年一遇十年一遇，时时刻刻都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村生产者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