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华夏文明的诞生

1、华夏文明孕育期

华夏文明经历上万年漫长的文明孕育期，诞生于大禹治水之时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20]。

大禹治水，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不仅对华夏文明，甚至对整个人类文明历史而言，都具备重大独特性意义。它是对之前上万年华夏先民的精彩实践历史积淀的一次大总结、大显现。是华夏先民从无意识的被动应对生存的历史阶段，向主观能动选择文明发展方向的重大历史转折节点。华夏文明经过此役，由之前具象的文化层面一举升华到文明层面，由此初步确立了华夏文明的实践朝向，并形成华夏文明与其他文明在文明实践路径最大差异（特殊性），为此大禹治水成为其中一个关键历史事件。

这件特殊的历史事件，作为整个人类的文明早期最重要的实践功绩，有力地促使华夏先民坚定地确立了自身文明的主要形态，并极大地指导了之后华夏历史的主要实践路径。

这里我们谈的‘诞生’，并不是说华夏文明‘开始’与大禹治水之时，因为一个生命的诞生，总是经历或多或少时间的孕育后，才能脱离胎儿状态，‘显现’出自身独立存世的状态。

所以，说‘华夏文明诞生于大禹治水’等于说‘大禹治水之前漫长的华夏历史孕育造就了华夏文明的鲜活生命’。

从另一个角度说，大禹治水是华夏远古先民长期实践精华的必然结果（集大成者）。尽管由于历史过于悠远，能存世至今的材料已经非常有限。但是文明孕育期获得的实践‘基因’，决定了文明最终诞生的主要形态。因此，讨论鲜活的华夏文明的内在结构及演化历史，就不得不对文明孕育期进行一定的讨论.

1)、“满天星斗”的历史现状

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可以推测，在旧、新石器时期，在华夏大地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无数远古先民族群。经过漫长的岁月，他们或基于地理交通便利或基于血缘、亲缘关系密切等因素，或生产生活习俗类似等等各种原因，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在一定地域内类同的文化区域。

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经过岁月漫长的筛选，逐渐演化成所在地区的强势文化而被这个地区的大部分族群接受。

而这些强势文化中的一部分，则经过一系列特定的历史经历，最终成为华夏文明诞生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就如漫天星辰不知凡几，但是最终构成北斗的就是那么几颗星辰。

这就是笔者理解下的华夏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格局[21]” ，以此，我们才能较为准确的理解，华夏文明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下诞生出来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环境，分几个层次谈：

（1）、华夏文明多元起源

    根据至今为止诸多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结果，中国考古学界的苏秉琦先生据此提出地区、系类型理论，将华夏文化、华夏文明的起源地划分为六大区系（1、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2.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3.以洞庭湖及其邻近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一级面向太平洋的三大区，4.以山东及其邻近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5.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近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22]）.

以此，站在本书文明诞生这个视角起点上，从对华夏文明主要起源有重大影响的角度而言，笔者将这六大区系浓缩为华夏文明主要的三个半来源地域。三大来源地域即辽河流域为核心的北方文化起源地；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黄河流域起源地（又分为中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及下游的东夷地区）；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南方文化起源地；半个来源是西南三星堆为代表的西南文化起源地（笔者认为依据现有考古发现及研究，还未有效厘清该西南地区早期文化与其他主要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三星堆代表的文化很可能是地理原因，限制了与其他文化地区较为紧密的交流。因此没有留下足够的证据和记录，来较为明晰说明其对华夏文明具体影响的历史，故此本文将其列为半个）。

（2）、每个起源地曾经多元文化杂居的现实

   不仅仅是华夏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华夏大地上每个区域内，不仅仅存在我们上面讨论的“祖先溯源”所涉及的相关文化及族群。而是并存大量的其他类型文化的族群。可以说华夏文明起源不仅多元，在文明起源的整个时代，呈现大量不同文化如“满天星斗”一般并存华夏之地的景象。他们经过漫长的历史，才逐渐融合成华夏文明。中华民族是大熔炉的产物，而各文化区系也都是熔炉。[23]

通过满天星斗的早期族群分布样式进行猜测、推论：当时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对领土的观念以及实际控制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是不同的。首先控制领土的主体基本应该是各个部落，部落联盟更多只是个虚化的政治意义，即便对比之后的分封制，主导型部落也缺少指挥整个部落联盟的手段和能力，极其松散的部落联盟应该更多呈现出一个相当虚化的政治象征意义的联盟。

由于早期农耕族群大量伴随半迁徙活动形态（商朝国都都迁移多次），因此早期疆域的概念是伴随部落主要活动范围，以对自己族群生存有益的领地才有明显的控制欲望。因此领地的概念很可能以点、线、面方式构成的（居住点、资源点、战略要点；迁徙路线、运输路线、水道等；耕地、牧场、渔场、林场、狩猎场等），而各个族群基本只对自己有限活动地区进行了控制，由于华夏大地极其广大，在早期部落人口规模不大，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只需要较小的活动区域就能满足生存，除非本地资源完全枯竭，不得不远程迁徙。

但是随着族群的扩大，以及生产能力的扩大，族群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大，不同族群相互接触的概率及频次越发增加。不同的族群及不同文化类型的族群开始频密的接触。他们之间开始了或相互学习，或相互斗争的生存样式。

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是不同部落最初的文化差异，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随着族群活动范围的扩大，相邻的部落活动范围紧密衔接一起，甚至可能出现了不同方式相互重叠共存一个区域的现象，比如同一地区的山民和山外面的农耕族群，形成了各自特色的活动地域，比如一地的农耕族群与偶尔转场路过的游牧群体由于共存与一个较大的地域之中，活动范围和生活生产样式逐渐固化并形成了自己不同的文化特色。

 这些早期族群共存华夏大地，就是满天星斗，他们有些直接融入进华夏文明，有些在历史中湮灭了，有些离开了祖居地而成为以后历史中其他族群、文化的祖先。

（3）、同类型文化内部存在复杂关系

   对于华夏文明起源涉及考古学划分出主要的六大区系来源，我们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这个类型的文明内所有的族群是“一体的”。

  同类文化地域内部，或许有一些大的强势部落或强势的松散部落联盟，但是在实现政治一体化之前，同区系文化内部各个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他们可能是联盟，可能只是相交淡如水的朋友，可能存在强制从属，可能只是千百年不交集的陌生人，甚至他们还可能是敌人。

我们今天考古出的新旧石器类同的文化，只是更多表明他们当时具备相互类同的生活、生产方式，而不代表他们都有相同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

他们最终是合而为一，或是通过极其漫长的文化交流融合历史，或是政治强力导致的族群兼并，或者是面临现实考验下的优胜劣汰结果。

通过上面三个层面，我们才能较为充分的理解居于华夏的远古先民，以怎样的满天星斗的现实状态来孕育华夏文明的。以此我们就能对华夏文明诞生前得一些历史传闻，以更为准确的方式去理解它们更接近真实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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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中信出版社2016.11第1版  p84 ）

[21]《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第二章章名 

[22]《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84 

[23]《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P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