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善恶之辨

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人类现有对价值观的讨论，结果往往是混乱未定的。比如对价值观最重要的一对概念‘善’与‘恶’的分析，细究起来就有很多彼此之间非常矛盾的观点。且不说众说纷纭的不同定义，就如前文对西方殖民主义是价值观‘向恶’的定论，或许就有人会质疑：当年的欧洲殖民者，对世界的殖民掠夺，不是成就了欧洲社会的高速发展么！不因此造就了之后欧洲称霸世界，从世界获得巨大财富，从而使欧洲各国及人民获得巨大好处了么！对欧洲人民而言，抛却虚无的价值观口号，殖民主义对欧洲人而言，如果不是善，那会是什么？

这种质疑确实是对事实结果的一种描述，在逻辑上毫无毛病。所有的价值观一定是特定群体视角下的价值观。

每个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为了让处于共同社会中的所有个体团结一致，采取相同的实践方向。就需要一套说服社会所有成员同向行动的逻辑（理论）。这就是价值观最核心的功能。

价值观维护了个体对族群、社会的认同。通过鼓励有利族群的行为，惩罚有害与族群的行为，让族群能得以存在、发展、壮大。

在人类大同实现之前，善恶这类价值观概念，一定因群体间差异及相互间关系的不同而呈现不同。

中文‘善’字本意吉（《说文》善，吉也）。吉意味实践结果给人非常幸福、非常有利的状态。

对己有利，为吉，即为善，对己有害为咎，即为恶。

因此，善恶是主体（群体）对实践结果的对己利害状态的评价。如果某种具体利害的内容、结果对群体的重要性非常高（利害的结果能得到或失去吉的结果），它就会上升到群体最高级别的价值评判标准，来规范实践朝向。

群体必须扬善抑恶，形成利于自身的价值观朝向，才能确保群体的有效存在，并谋取自身的最大幸福状态。

因此，如果非要对善恶下个较为通用的定义：

善者利众；恶者害众

或者说：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众’的群体范畴的流变及价值观的内外双重标准 

利众者善，害众者恶

这里的‘众’的概念范畴在现实中呈现不断流变得状态。

天下未有一统，故各族群并立。‘众’可以是家，可以是党，可以是族，可以是国，也可以是天下人类。即便同一族群，在历史大河里其范畴也是不断流变的。就如当年的中国是中原诸侯之中的中央方国，今天的中国是雄踞东亚的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的东方大国。

族群的差异及相互关系是各个族群的价值观差异的根本原因。

尤其当不同群体之间处于对立关系中，对同一事实结果的善恶评价呈现完全相反的状态。

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的奴役掠夺，对殖民者是‘善’的，但是对被殖民者是恶的。

法西斯主义对己之‘善’，对犹太人而言，就是恶。

日本军国主义攻占南京屠城是对日本获得远东利益的‘善’，而对被侵略的中国人民而言，则是穷凶极恶！

即便抛开这些过于极端的案例，我们来看日常生活里的现象：阻止垃圾回收站在自己小区边建设，反对通信基站建在自己楼顶，对一些居民而言是‘善’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以邻为壑的行为，即便不能称为恶，也绝对不属于善的范畴之中。

我们看到，处于利益对立关系下的族群，价值观标准往往表现为内外不一致的特性（双重标准）：

他们赞扬自己族群成员的忠诚，却对对立族群成员的背叛称善；

他们要自己族群追求幸福，却对对立族群的苦难欣喜；

他们对外把“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作为其族群对外探索进取的荣耀[3]，却用各种法律、规则严厉惩罚族群内成员相互间撒谎、欺骗、偷窃这类行径。

...

这个内外不一致性强化了族群封闭性。如果某一族群主要价值观内外双重标准表现过于极端和广泛普遍，会很大程度强化了外部族群与其关系的对立性，甚至是敌意。比如，‘帝国主义者们杀死你们是为了赐予你们民主自由’这类极端双标的表现。如果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甚至破坏族群之间的和平融合（甚至是和平交往）的可能性。从某个角度看，自我过度封闭的，普遍持有双重标准的文明，在面对同化其他族群的问题时，往往最终只能选择暴力征服、甚至灭绝对方等有限手段。参见殖民主义历史及两次世界大战。其核心原因就是双重标准直接造就了族群间的对立，两者形成了同比变化（双标越严重，敌对性越激烈）。这就使得对抗无论什么结果，对抗的族群双方都无法轻松地接受对方的价值观。而价值观是族群维系内部认同的重要思想武器，因此，族群对抗，尤其双重标准下的对抗，最终往往只剩下消灭（瓦解）对手族群这一条道路。

人类大同需要主导文明价值观呈现内外一致性

善恶概念无法统一认识的根本原因就是人类暂时还没有实现统一（命运共同体、大同世界、共产主义）。虽然人的最高群体身份认同，随着历史的进步是在不断扩展的。人类从原始社会对一小群人组成的亲缘部落成员身份的最高认同，发展到今天对十几亿人组成的民族国家成员的最高身份认同。今天一个中国就是“百国之和”[4]。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区域一体化实践方兴未艾，人类从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向区域融合阶段发展，这里历史发展的脉络及趋势越来越清晰——人类族群规模及范畴在历史上不断融合扩大，因此人类最终必然融合一体。“我是一个人”，必然成为未来人类，付诸于实践的至高身份认同！但按现有世界现实情况看，人类离天下大同的目标还会有很长的历史过程要走。

因此，在可见的历史中，不同族群共存与地球，仍旧是人类社会的主要存在形态。所以，处于利益矛盾甚至冲突关系中的不同族群之间，是很难对善恶具体的内容概念达成一致观点的。

于是人类处于这样一个微妙的历史阶段——我们依然有族群之别，但我们都知道彼此必将会融为一体。

因此对各个族群而言，现实显现出巨大的矛盾：每个族群必须维持自己作为利益主体下的善恶标准（自利的，内外间的双重标准？），但是又要考虑未来族群融合趋势下，要求价值观标准的表现内外一致曾经的不同族群合而为一，价值观从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向同一族群的趋同性转化。如果主导文明持有的内外双重标准，在向单一标准的转化时就产生了逻辑和实践的巨大矛盾和障碍。就比如2020年美国发起的“黑命贵”运动中，以及到2021年，西方国家内部普遍发生的对自身殖民主义暴行的批判反思现象中，我们看到双重标准的殖民对立时期向单一标准的民族融合期过渡中，把曾经奴隶不是人的双标，想转成今天奴隶主和奴隶的后裔要形成一个族群，因为曾经历史行径的不可原谅，反思运动不是促进了社会的融合，而是将历史的伤疤撕裂，并强化了内部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造成了内部价值观认同的分歧和混乱。这都是当年双重标准极端表现的严重后遗症。因此历史教训显示：在族群分立时不能仅仅考虑自己族群的绝对地利。以己度人、感同身受，和平交流、合作发展，这意味着文明的价值观需要内外一致，这才能使未来必然的族群融合的阻碍最小化。

实践要求必须调和两者的矛盾性。或者更加干脆些——寻找并建立人类当下各个族群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标准内外一致性的价值观才有可能成为普世价值。可以确定地说，哪个文明的价值观朝向能真正成为全体认同的普世价值，它将主导人类的大一统融合历史。用刀枪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严重的双重标准行为，是人类大同的巨大阻碍。是一种必然失败的行径。

3、文明的价值观内外一致性的讨论

价值观的对内对外一致性，意味着文明的开放性，族群的开放性。拥有这种开放性的文明（族群），她的边界因为文明的开放状态而处于开放性虚化（流变）状态。

‘自我’的边界只是虚化（流变）存在的，所以一致性的价值观才能无障碍地‘贯穿’‘我－非我’。同时又因为价值观的内外一致，使得处于这种关系下的族群之间更加平等融洽。族群间关系状态融洽，意味‘自我’打破了人为限定的边界，在与其他文明（族群）的关系中时刻处于接纳对方的开放性状态中。这种开放性必然要求对自我群体规范的善恶标准也一致性适用外部群体，①只要其他群体接受你对自己的善，②就等于接受了你对他的善，③就等于他持有了与你相同内容的善的价值观（这三个部分逻辑顺序可以随意变换）——到这一步实质就自动开启了不同文明在共存中融合的进程。

 如果文明自身持有的是内外不一致的价值观表现，族群融合的内在困难是这样发生的：虽然别人接受了你对自己的善（比如西方内部高福利制度），但不接受你对他产生恶果的所谓善（武力输出所谓民主，实则掠夺他人，破坏别人的稳定安全。例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9年11月13日在白宫会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时明确解释美军留在叙利亚是为了石油“我们要保住石油，我们拥有石油。石油是安全的，我们留下军队只是为了石油（only for the oil）。[5]”）。如果你要融合他，必须消除他对你价值观双重标准的不认同，甚至是因此带来的敌意、反抗。这里很容易就能往下推理：这种方式下，极大概率就是一方以某种敌对性、对抗性的手段消除了其他族群的主体性，使其成员以个体状态被迫加入新族群接受其双标价值观（我们可以参看殖民史、美洲近现代史及环地中海文明圈古代历史。尤其2021年加拿大爆发出的揭露加拿大政府对原住民归化过程中残暴种族压迫历史，以此了解持有双重标准的文明是如何实现所谓族群融合的），从而最终完成族群拼合的。

无论是逻辑分析还是历史事实，我们看到价值观内外一致的文明，在实现族群融合的阻碍呈现最小化。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海纳百川，正是文明自身呈现出的开放性状态，以及维持这个开放性所必须持有的内外一致性价值观（朝向）特质。因为文明内部的价值观总是向善的，所以这种内外一致性必然导致这个文明只能呈现为一种完全向善的朝向（内外一致性的善才是普世意义的善）。同时，自我的边界虚化，就形成‘我与非我’是无法明晰划分开的，‘我’在这其中就能实现‘无我’的状态，自我在这时就处于无时无刻流变为‘新我’的状态。这种‘新我’可能是含有‘旧我’，也含有‘非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6]’，文明才能因此不断保持新鲜长寿，这是华夏文明能历久弥新的重要特质之一。这就是华夏文明选择向善的文明内在逻辑。

4、华夏文明的历史责任

在今天这个时代，所有具备理性的民族，都自觉与不自觉地在探索能引领人类走向大同的道路。华夏文明因为自身的特质，天然地走在了人类各个族群的前面。

每个文明都可以争取为实现人类大同而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但是一个顽固坚持赤裸裸双重标准的文明是无法承担引领、主导人类大融合的重任的。就算他想，别人也会不认同。

因此，时代对各个文明的要求是要持有恰当的价值观态度，是在坚持自我的同时秉持开放对等。即对现实的尊重承认为基本（族群分立），又积极面向未来（人类大同）。让自身以开放的姿态始终处于流变的现实中。

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需要过多考虑我们的文明的善恶标准与别的群体的不同。而只需坚持我的善恶标准内外一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7]’，对自我所在群体善恶的价值观要求，同样也是作为族群对外行为的标准。一个群体总是希望自己得到吉祥，因此内外一致性将使得也希望别人能得到我想要的吉祥，这种共同的利益追求能使得自己和对方的关系也将始终处于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状态中。

所以对人类大同的目标而言：现有不同族群对善恶概念认识的差异，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族群所坚持的文明所呈现出的价值观是否内外一致。只有价值观内外一致的文明才具备引领、主导并实现人类一体化进程的基本前提。

华夏文明很早就有天下大同的伟大理想，华夏文明要勇于承担自己的历史责任。

-------------------------------------

[3]2019年4月15日吗，美国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演讲

[4]张维为《文明型国家》

[5]英国《卫报》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3日报道

[6]《礼记·大学》

[7]《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