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遂古之初

  第一章   遂古之初

（文明的内在逻辑（理念）部分。可直接从第二章开始阅读）

华夏文明一言以蔽之“自强向善”！

公元2019年底、2020年初，中国武汉突然遭到新冠病毒的袭击，疫情迅速向全国扩散。中国举国快速动员，全民团结行动起来，在很短的时间中就控制住本国的疫情。为世界探索出一条有效抗疫的实践路径。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其他国家、地区，在有中国有效应对疫情的示范下，表现出一系列出乎预料的抗疫结果。尤其被认为能力、财力等等条件都处于全球领先状态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抗疫过程中集体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糟糕结果。

何以中国相对于西方，能在科学技术并不领先、社会发展程度并不足够发达、社会并不足够富裕等等条件下，在人类大家庭里，几乎唯一做到持续抵御病毒与国外的奇迹呢？这显然与我们的现实，与我们的历史整体紧密关联的文明有直接关系。

 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华夏文明’进行一番认真详细的梳理。以找出唯有华夏文明能战胜自然挑战的必然内在逻辑。

两种文明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主席曾总结人存在这个宇宙中，有两种最主要的生存样式：一是人与天地自然的斗争；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对于每个族群、每个个人而言，总或多或少参与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竞争中总会经历输赢，再强大的存在也会逐渐衰弱并在与人的竞争中经历失败，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而在应对自然挑战的历史中，至今人类都是处于被自然决定的状态。至今为止，地球上的微小（相对宇宙而言）自然变化，都让人类极难抗衡。一场暴雨就能淹没一座城市，一场海啸能吞噬数十万条性命，一场瘟疫，受害死难者以百千万记。更别说离开地球面对那凶险万分的无垠宇宙，人类的能力相对而言呈现无限弱小状态。

但是在应对自然对人类全球性突发的大挑战中，历史上至今出现过两次，人类最终胜利案例：这就是4000多年前大洪水时期华夏子民在大禹带领下的抗洪胜利，以及21世纪的今天，面对新冠疫情对人类的突袭，中国人成功应对疫情挑战。

这是人类其他文明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特殊现象。4000多年前，面对全球性的大洪水，除了华夏先辈在正面抗击洪水，其他人类族群几乎都在逃亡与等死的末日绝境中挣扎。而4000多年后，当中国人筑起血肉长城，一遍遍成功击退新冠病毒对华夏的冲击，其他大部分人类居住地已经成为病毒沦陷地。4000年来人类社会变化天翻地覆，但是面对自然挑战的这个领域而言，人类整体的表现似乎又没有太大的进步。

从横跨4000年的历史看华夏文明特有的这个现象（反复成功应对自然挑战），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初步的认识：人类之间的竞争与人与自然的共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践。

人与人的竞争，人始终是实践的主导者。人类的智慧、意志、感情等等特殊的品质，能在人与人的竞争中，相当程度上扭转人与人相对的客观实力对比，形成竞争结果的优胜。人即是主体也是客体，胜利的总是人。所以人与人的竞争实质是被人占据主导位置下的实践。

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却不是如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自然始终是占据主导者地位的。人在自然中实践，人自身是被主导者。因此这与在人与人竞争中，人始终是主导者这一事实完全不同。所以，人与人博弈、人与自然共存，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套游戏规则。之所以不同，就是人与人的竞争中，规则是主导者人的规则；而在人与自然的共存中，自然作为主导者，游戏规则是自然的规则而不是人的。

中国人能在横跨4000多年的历史纬度，重复成功应对自然挑战的实践。证明华夏文明拥有了一套可以重复应对自然挑战的实践方法。这个方法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具备的条件，更主要的成因就在文明之中。

文明的最高实践目标是什么，决定了构成文明需要什么样的核心要件。而文明的核心要件有机合成则呈现出文明外在特质。

人与人竞争，争的是小我的胜利和幸福。

人与自然共存，自然不灭，所以人要的必然是人类整体幸福的大道。

因此，人与人是争胜，目标是胜人。由于主导者是人，基于人生老病死的必然循环规律，胜人的规则对我们人类而言总是一时的，短暂的。

而人与自然，是求共存。是在自然不断考验下，人与不灭自然的共存，求人类整体在面对自然对人的不断挑战下的共同福祉。由于主导者是自然，所以天地不灭，天地规则不灭，人面对自然的挑战因此也恒久不灭。

自强与向善

华夏文明在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长期保持了技术、生产能力、政治治理模式、经济生活水平、以及在军事、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发达和领先。这种发达领先不是靠战胜竞争者、靠掠夺奴役获得的，而是产生与自身具备的先进能力当中。这就是‘自强’。这种‘自强’的特质使华夏文明获得持久存在、不断复兴强盛的物理基础。

而‘向善’的文明价值观使我们无论强盛还是衰弱时，都能勇于面对现实遇到的各种诱惑、挑战和危机，坚持自身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各种艰险苦难，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节操、勇气与能力。有所为就会有所得，有所不为就会有所失。得失之间的智慧就如塞翁失马的悲喜变换一样。如果更深一步而言，之所以华夏文明价值观持续保持‘向善性’，正是因为我们文明诞生初期，发现的两种文明实践路径的不同。人与人争，规则因人兴，因人亡，这是一时小道。人与天地奋斗，天地规则恒久，这才是大道。大道求人类与天地共存，所得福祉非华夏一族一地之人，而是人类整体。因此唯有选择向善的价值观，才能脱离人与人斗的低级趣味，以团结合作作为人类在自然中长存的唯一可能。

天地恒久，恒久方为大道。所以人与天地的共存的实践探索，才是人类真正该寻的存在大道。华夏文明从诞生之初，就从大洪水实践中发现了两种文明发展方向的差异性。并依据实践结果将华夏文明导向了以应对自然对人挑战为文明最高目标的文明样式。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特立独行与这个世界，就是至今为止，我们是唯一一个将‘人与天地奋斗’作为我们最高实践任务的人类文明。

在某个意义上而言，如果文明是一个生命，那么华夏文明其视线所至并不是仅仅为了华夏一族的前景，而是遥望着全体人类的命运—我们人类能在自然对我们人类永恒的挑战中存在多久？

一个文明的生命周期取决于其视线所及有多远，‘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如果文明的视角只是让自己所在族群一时争胜他人，以求当下幸福，那么当现有群体随历史进步，瓦解重构时，依附于这个族群的文明就会自然走到了尽头。

现代科学技术的大爆发，使人类改造世界能力急速提高的同时，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也在同比快速提高。抛开宇宙的偶然性因素，人类能走多远，是人类选择的主导型文明能走多远来决定的。人类或许能与天地同寿，也可能在主导型文明的错误带领下终结人类短暂地存在而走向自我毁灭。

人类在个体有限的生命历程中，靠肉体的繁衍与文明的传承，追求自身族群的永恒存在。

文明不能永恒，人类何以能永恒？

因此，一个文明关注的最高理想所指为何，决定了文明的前途和特质。以关注人与人竞争胜为主要目标的文明，必然会在人类大同的实现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而将文明视角指向天地苍穹，这个文明才有可能与日月同寿。

人类越进步，对引领人类前进的文明进行恰当选择就越发重要。

一、善与恶  

1、文化与文明

在中文语境中的一般论述中，我们常常混用‘文化’与‘文明’两词。

在中文词义中‘文化’有以文教化之的意思。

西汉刘向之《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而‘文明’的词义指以文使之光明。

《易经·乾·文言》中：“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很显然，‘以文化之’词义更显中性。以文把人教化成什么？是翩翩君子还是惶惶小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明，曹学佺），显然文章教化的结果好坏都是有可能的。

而‘文明’的使之光明含义，则清晰指向了改造的价值观取向。改造的结果必须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正大‘光明’的。因此‘文明’在中文词义里，具备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取向。即作为指导实践的价值观取向被文明要求是‘向善’的。

由于‘文化’词义的价值观指向不定，所以它可以是流芳百世的文化精髓，也可以是腐化堕落的糟粕文化。所以‘文化’必定指向非常具象的存在形式。它以各个具象的形式呈现出人类存在的各个局部形态。

而‘文明’具备了明确实践结果的价值观前提，她呈现出特定人类范畴的宏观描述。这个宏观描述，是基于价值观前提，对所有文化领域，选择性总结的结果。也就是说，‘文明’是基于自身‘向善（光明）’的价值观，对所有之下文化形态进行筛选后的总结认识。这个总结摒弃了那些被历史淘汰的部分，抽象总结出最精华、最光彩、最伟大的部分。木兰从军的文化精神一定融入了华夏文明的活灵魂之中，而一度‘时尚’的裹小脚必然作为文化糟粕抛弃出我们的文明。

当然了，这里必须再次强调，这只是对中文词义的分析。因为我们只以华夏历史确定了华夏文明才进行了这样的选择。人类历史大量案例及大量非华夏文明所呈现出的总体面貌，证明‘向善’的价值观选择并不是人类众多文明的常态。

就如当下人类主要文明之一的西方文明（在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的新教引领下的欧洲基督教文明）。在海洋时代走向称霸世界道路上，令人不齿甚至让所有有良知的人类愤怒的殖民主义历史，及发展出的为此辩解甚至鼓吹殖民奴役行径正当、合理的相关理论，就呈现出与华夏文明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取向。

"那些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会消灭人类中阻挡前进道路的部分，如同它们消灭猛兽和无用的反刍动物一样严厉。正如野蛮人取代了较低级动物的地位一样，假如他作为一个野蛮人得时间持续得太久，也就必须让位于比他高级的人……因此，显然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主要是社会性的人对反社会性的人的征服；或者，严格地说，是更加适应的人对较少适应的人的征服...

文明中的那一阶段——强者强行排除弱者和野蛮压制的制度——总体上数与有利的阶段，是自发而必然产生这些事情的阶段."英《社会静力学》 [2]）

 同样，拥有漫长历史的印度文明（古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之后构建的‘婆罗门教－种姓制’结构的文明样式）至今在社会层面未彻底灭绝清算种姓制，无论在其社会结构还是对外关系中与其周边国家普遍的表现，都在现实层面反映出与‘向善’完全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取向。

这些重要的人类文明类型，呈现出的‘非向善’的价值观朝向，直接证明中国人对文明的价值观‘向善’取向的定义仅仅是华夏文明自有的（注：本书会混用一些词汇，如‘中国’‘中华’‘华夏’、‘世界’‘宇宙’等）。

每个文明呈现出自有的独特性。往往都来自自身的独特的价值观取向，来自各自鲜活的文明的特质不同，而非现实存在具体样式的差异（文化差异）。

我们华夏人曾宽衣广袖，也曾胡服骑射，如今穿着西服T恤，外在形式的文化变迁不代表了我们的文明进行了改弦更张。我们自古认为仁者爱人，人皆有恻隐之心，所以尊老扶幼，以无辜欺凌弱小为耻，所以自然不会走向落后就要（弱小活该被欺！）挨打（向恶价值观逻辑）的殖民主义道路，今天再次复兴自然也不会选择称霸而崛起。相反华夏文明的再次复兴，要以实现全世界人民共同幸福（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自身文明复兴的主要实践目标之一。这是华夏文明的特质决定的。

不以善利天下百姓，天下百姓何以乐而从之？

不以天下兴盛为己任的文明，何配与天下同寿？

[2]《社会静力学》p233-234，英，赫伯特.斯宾塞  著，张雄武 译， 商务印刷馆1996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