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十三年了，我来到云南玉溪已经二十二年了，也就是说，我还在家的最后一年，我就没有再见到父亲了。我父亲不是去世了，他那年才六十五岁，他的身子骨还硬朗得很。我之所以不再见到他，是因为他在那年出外拜访战友时，就一去没回，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生死不知。

在父亲失踪整整二十三年的今天，我不由地回想起他的一些故事。

那年春天的一天，母亲因为到屋后蚌蜒河边的一艘小水泥船上提水，她抬脚往船中舱的船过梁上踩的时候，一脚踩空，人跌倒在船舷上，她肾脏跌坏了，不治谢世。而这时，父亲在村里粮仓里当保管员的差事也被一个姓马的谋夺去了，正是福无双至昨日至，祸不单行今日行。

偏偏这个时候，我弟弟又在我们苏北平原上的戴窑镇中学读书，他的米粮已经没有了，他托他的同学姜冬根的父亲给我们捎信，他的给养已经不足了。

尽管家遭变故，但弟弟已经弹尽粮绝，我们还是要给他送米粮去的，我跟父亲一同去给他送米粮。上次他回来给母亲奔丧时还是有余粮的，这都过去了两个月了，肯定没有了。

不仅如此，而且那时高考不像现在是六月份，那时是七月份，因为那时农村里的高中生考上大学的不多，所以农村里的中学生常常把七月份称为“黑色七月”。因此，弟弟在戴窑镇中学还要多呆一个月，这也就要家里多送一个月咬嚼。

那天早晨刚起床，父亲就说今天给你弟弟送粮去。我们吃过早饭后，我就扛起一袋足足有一百斤的大米，那个时候我才二十一岁还没结婚，力大如牛，百把斤重的东西甩上肩，简直就像撂豆儿似的，根本不在话下。我扛着米袋往泊在屋后蚌蜒河河边的小船上走去，父亲拿着雨衣跟在后边。

我上了这条要了母亲命的小水泥船，我竭力不去想母亲，以免悲伤的波涛从我头颅上碾过去。待父亲也上了小水泥船上后，我把米袋往船过梁下一放，就拔起船桩想划桨开船，但父亲摇手制止了我，他看了看天，又跨到河岸上捡了几块破砖头丢在船舱中。

我对父亲的这种做法毫不领会，我以为母亲去世给他以沉重的精神打击，他已经变得脑门里进水了。父亲对我笑笑，示意我拔起船桩把船划离岸边。

小水泥船离开河岸驶出蒲场口到了蚌蜒河南岸边的水面上时，天上的乌云就越聚越多了，刚才还是蓝天白云、艳阳高照，顷刻间天昏地暗，而且刮过来的风也带着湿漉漉的潮气。毋须父亲多讲，我就已经知道了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蚌蜒河两边河圩堤岸上的榆树被风刮得树梢起伏不定，须臾，瓢泼大雨从天上往下直倒，蚌蜒河河面上白茫茫的一片，近处还可以看见雨箭砸在河面上泛起了水泡，远处就是水雾朦胧的，看也看不清。

我和父亲都穿上了雨衣，父亲自己一个人划船，他让我停下手中的木桨，到船过梁下把米袋放到砖头上，米袋上用船上原来就放着的塑料薄膜盖好。我怕风把塑料薄膜刮跑，雨会淋湿米袋，忙把塑料薄膜全部包裹住了米袋，然后又把塑料薄膜的包裹连接处用米袋压住，我这才放心了。

我想这样一来雨就打不潮米袋了，因为我把它围护得如铁桶江山一样，没有任何闪失。我想象中看到弟弟在戴窑中学下课后扛着一袋米往学校食堂去换饭票的情景，我高兴地笑了。

我离开船过梁，刚想去接过父亲手中的木桨，父亲却不让我拿起木桨划船，他说一会儿雨水就会把船中舱灌上很多水，他让我用船中舱放着的一只大铁磁碗不住地刮水。前舱是一溜船甲板，倒不需要刮水，后舱父亲站在那里划船也要往河里刮水的。

父亲像一个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将军一样，他不仅身先士卒，他还指挥着我跟他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勇往直前。他身上穿着的雨衣被雨打潮了紧紧裹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上，我第一次发现已经奔六的父亲是这么瘦，这么瘦。

我看着他那仍像年轻军人照片里的充满睿智的眼睛，此刻，那双眼睛射出坚定的目光，直把那沉沉雨幕也刺穿了。他双手握桨，身子朝前微倾着，他每划一下桨，他那腮帮子就因为咬着牙跳动一下。我的脸上不禁潮湿了，是被雨水打湿的，还是我泪下如雨打潮的，事隔多少年，我也记不清了。但父亲双手握桨奋力划船的情景却像电影中的镜头一样，清清楚楚地定格在我的眼前，我一辈子也忘不掉。我忘不掉我的父亲！

父亲划着船，我刮着水，我们就这样风雨同舟地向着戴窑镇进发，不一会，船拐进了另一条河流。那不是蚌蜒河，那是一条叫什么名字的河流，我到现在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条河流的两岸长的都是杨树，杨树成一字长蛇阵一样守护在河流的两岸。那暴风雨把杨树的枝枝叶叶打得翻过来覆过去的，我看那杨树的绿色一会儿是银绿色的，一会儿是墨绿色的，都随着杨树树梢的起伏偃仰而变化着。

我想起昨天晚上我们决定给弟弟送米时，我说乘机班船吧，机班船就是在蚌蜒河上往东台往返的机桨船，每天一次航班，但父亲说不行。

我原来以为父亲是舍不得那几毛钱乘船费，我对他很是看不惯，我认为他太吝啬了，有些像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现在我知道了，父亲说不行是指机班船不经过戴窑镇。父亲怎么认识从我们蒲场村到戴窑镇的水路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在父亲失踪二十三年的今天，至今仍是个难解的谜，因为蒲场村到戴窑镇的水路有三十多华里呢，一般的人不太认识，父亲以前也没走过，大概是他预先问了人家的。

我们到了一个叫西宅村的村子时，雨已经停止了，父亲把船泊近岸边，抬脚走不了两三步就到了我姑妈姜琼玉家。

姑妈看我们脸上都潮湿了，心疼得不得了，她拿过毛巾给我们擦了擦后，她就给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那顿午餐里的雪白的大米饭就不谈了，重要的是还有那我特别喜欢吃的红烧肉和韭菜炒鸡蛋以及清汤煮雪鲢，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香的一顿饭，比我在我原来的丈母娘家吃的不知香了多少倍。

因为我那丈母娘没我姑妈对我亲，还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呢，其实都是哄三岁娃娃的。

吃完饭，我们不敢耽搁，赶紧到船上开船继续往戴窑镇进发。

姑妈扎着一个紫红色的头巾，她身穿上蓝下黑的衣服，她在河岸上走了好长一截路送我们。我至今都忘不了姑妈那雍容端雅的形象，我尤其忘不了姑妈那鸭蛋脸上的明眸皓齿的样子，还有她头上乌黑的头发有一绺从头巾里露出来在风中飘拂着，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很清楚。那时姑妈比我父亲小很多，也就不到四十岁，虽然已经徐娘半老，但依然风韵犹存，魅力四射。

可惜的是七年后我姑妈忍受不了那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姑父的家暴含恨喝农药自尽了。想起这些，我就会心如刀绞。啊，我的姑妈，您在天国还好吗？！

我们把装着一袋米的小水泥船划到戴窑镇中学前边的河边码头时，夜幕早就像一口黑铁锅把整个戴窑镇都笼罩住了，好像是一个阴郁的夜晚，天上既没有星星，也没有我们小时候唱的“腊日巴巴，照见嘎嘎（蒲场里杠杠的方言，意为家家）”的月亮。那时苏北平原还没通电，戴窑镇也没路灯，黑咕隆咚的，只有戴窑镇中学的教室里辐射出明亮的电灯光，据说那是用发电机发出的电点亮的电灯灯光。

父亲上岸去喊弟弟，我在船上守船。不一会儿，弟弟跟他的同学姜冬根来了。姜冬根跟弟弟个子差不多一般高，但比弟弟要胖一些，两人都生得丰神俊朗、气宇轩昂，一看就知非池中之人。

他们跨上船要抬米袋，结果是我耐不住久待船上，我一只手抓住米袋口，一只手紧捏住米袋的半腰中间，哼都没哼一声就把米袋甩上肩，大步流星地往他们的宿舍走去。

我们到了他们学生宿舍里，由于早过了打晚饭吃的时间，弟弟为不能给我们吃晚饭急得团团转，还是姜冬根想得周到，他说到镇上哪家烧饼店里去买烧饼吧。那时一只烧饼要五分钱，也不要粮票就能买到。

弟弟听了姜冬根的话，像醍醐灌顶一样开了窍，他忙跟姜冬根一块儿到镇上烧饼店里买来了几个烧饼。

我把我的那一份吃了后还觉不太饱，我恋恋不舍地咂巴着嘴，多么巴望天上会掉下馅饼啊。亲爱的读者，你看到这里，千万不要以为我是酒囊饭袋，怪只怪我那时正在青春期，消化力太强了，就是铁石一样的食物进到我的胃里，也就那么n分钟，准保把它快速地分解成体外之物。

父亲看我意犹未尽的样子，他把他的一个烧饼掰成了两半，他把一半递给了我。我那时见父亲递给我一半烧饼，我不假思索、迫不及待地就接过来了。至于我后来写的“我接过父亲递过来的半个烧饼，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我感动得热泪盈眶。”这都是我为了写文章添油加醋写的。

现在当父亲失踪了二十三年后，我想到当时我就只知道肚子饿，父亲递过来时我就理所当然地接过来了，对父亲全然没有表示丝毫感激之情，我的心里就禁不住愧疚难当，油然而生出一股歉疚之情想向父亲表达，但父亲早已不在了。啊，我忘不了我的父亲！

我和父亲那时在弟弟他们学生的宿舍里吃烧饼时，除弟弟和姜冬根外，我还看见了好多弟弟的同学，这些同学中，有一个就是后来成为了著名作家的毕飞宇。在我的印象中，毕飞宇当时跟弟弟一样也不过就是一个中学生而已，不太喜欢说话。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当时说李大钊组织了百人索薪团，后来李大钊被张作霖那个狗娘养的残酷杀害了，我弟弟说我三哥都知道李大钊，毕飞宇嘿嘿地笑着朝我点点头。

这件事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以前在老家还跟父亲在一起时，从来没有想起过，在父亲失踪了整整二十三年后，我想起父亲，我就想起了当年我跟父亲给弟弟送米的情景，就像放电影一样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哦，我的父亲，您现在在哪里，而今又到了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