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在春天，因为泡桐花落了一地，泡桐花浓郁的甜香气弥漫在四合院的空气中。

       一定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斜阳顺着西厢的瓦脊洒下，将东厢斑驳的墙面映成金色。

       父亲一定是穿着照片上的那身浅灰色中山装，他从西北角的小屋走出来，走得很慢，母亲在旁搀着他。一辆从街上叫来的人力三轮车等候在院中。父亲缓缓坐上三轮车，看了看环立在车旁的孩子们，一句话没说，走了。

       家离火车站有数公里，父母搭乘的一定是那天晚上到上海去的火车。有没有卧铺呢？一定有的！父亲重病在身，是坐不了一夜车的。不过也难说，动乱的年代。

      父亲患有严重的肝病，去上海寻医。

      父母不在家，从山东老家请来一个表姐照顾我们几个孩子的生活。表姐大不了我们几岁，也是一个孩子。

       四合院里东西南北住了九户人家，每家都有几个孩子。我们家四个孩子，不算多，对面明珠哥家里有六个孩子。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孩子聚在院子里，那是欢乐的海洋！

       长在西北角的泡桐树是院子里最大的树。泡桐树的树冠遮蔽了四合院一小半的天空。每逢泡桐花期，天空、地上一片绯红。泡桐花的花期会持续几天，摘掉花托，从底部吸吮花的子房，有蜜流出。两个孩子才能合抱的泡桐树老了，佝偻着身子斜着伸向东南。你可以轻松爬上树，四五个孩子坐在树杈上玩是常有的事。让人惊心动魄的是晚上坐在树上听建庄哥讲鬼故事，梧桐树叶缝隙中的天空全是鬼脸。

       没人管的男孩子是脱缰的野马。踢瓦，摔四角，弹蛋，打弹弓，粘知了，放风筝，捉迷藏……这些院子里玩的游戏都腻的时候，翻墙到行署大院去，爬到行署办公大楼的天台上，在满城青砖灰瓦的建筑群中，寻望龙亭、铁塔、相国寺、禹王台、鼓楼……天空瓦蓝，阳光刺眼，一群鸽子带着哨声飞过头顶。

       谁知道春天怎么转到夏天的。天气炎热的时候，晚上各家的孩子大都睡在院子里，有的把床搬到院子里，有的拉张凉席铺在地上。夜幕深沉，繁星满天，不知听过多少遍牛郎织女的故事，银河窄的地方似乎一步都能跨过去。

       钱，对于孩子真的很重要，但是父母从来不会给我们零花钱。我最方便得到钱的方式是偷——母亲外衣口袋里的钱。母亲下班会把外衣挂在衣架上，外衣口袋里总是有钱，只是不敢拿毛票，只敢拿硬币。有一次衣袋里没有硬币了，鼓足勇气拿了一张两毛的钱，被母亲发现了，父亲打了我，从此就不敢再偷了。一天早上起床，发现床单上有一枚2分的硬币，我捡起来装进口袋。2分钱怎么花呢？可以去相国寺旁的少年宫，少年宫的门票只要一分钱。少年宫门口有一个卖桂花皮糖的瘦老头，腰里围着一个油滋发亮的围裙，托着一个漆黑的平底圆盘，里面盛着琥珀色的桂花皮糖。一分钱可以割一小绺。老头的喊声特别让孩子挂心：“桂——花糖!”“桂”字拖音很长，还带拐弯，“花糖”两个字发音特短，收得急。正瞎想着，父亲走到床边一脸严肃地问道：“我的钱丢了，你看到没有啊？”我心一沉，不好，上当了，赶紧从口袋里拿出那枚硬币递到父亲手里，说：“我刚在床上捡了2分钱，还没顾得上交给您。”父亲顿时温和许多，“这就对了，捡的钱也要交给父母。”

       偷钱的路断了，另一种得到钱的方式就是找废品卖。行署大院里有一处堆积废旧物品的场地，在那里可以找到废电线、铜锁、铝门扣、铁炉口之类的东西，可以拆下来卖到废品收购站。如何把大件废品拿出行署大院是件困难的事。看大门的老头（好像是姓何）就在门口藤椅上坐着，他贼得很，有时还翻查我们的书包，经常收缴我们携带的废品。有一次我和翟风（或许是翟放）找到一块很大很重的铁炉口，揣在身上，过行署大门的时候咣当一声掉在看门老头面前。我吓得拔腿就跑，看门老头追了很远把我抓住，关在传达室里，打电话让我父亲领人。那一次又挨了父亲的打。

       还有一种得到钱的方式，老房子的砖墙缝里藏着地鳖（学名土元，一种药材）。夏天的晚上，大大小小的地鳖会从墙缝里爬出来，用手电筒照着它，捉住放进瓶子里，回家用盐水煮一下，放在炉子旁干燥，然后就可以卖给医药公司了。一两地鳖能卖到一毛多。一毛多是什么概念? 兜里装着一毛多钱有什么地方不敢去呀！行署东大门外拐角处有一户租看小人书的，一分钱看一本，你算算，一毛多钱可以看多长时间！

       从不记得父亲抱过我，但一定是抱过的。记忆深处与父亲最亲密的接触好像是坐在父亲的膝上在剧院里看戏，戏的内容当然不记得，只记得锣鼓震耳，穿着戏装的人在台上走来走去。

       父亲一向严厉，禁止我们到湖里游泳。当我们游泳回来撒谎说没有游泳时，他会用手指在我们的胳膊上划几道。如果胳膊上被划出白道子，那就是去湖里游泳了。对此，我们也有对策，游泳后快到家的时候，用自来水冲洗胳膊。这样，胳膊上就画不出白道子了。

       行署家属院与行署大院一墙之隔。父亲在行署办公大楼一楼有一间办公室，文革前我常去那间办公室玩。文革开始不久，父亲被关在行署大院一个小院子里的一间小屋里，不让回家。行署大院的大字报专栏上贴有打倒父亲的大字报。晚上，母亲会让哥哥带上吃的翻墙到行署大院偷偷给父亲送去。再后来，父亲病了，躺在家里床上。

       最不乐意干的事是在父亲房间给他织鱼网。他少气无力地躺在床上教我怎样织渔网。织鱼网干嘛？从来就没见过他捕鱼。只是很久以后，听父亲的同事说父亲年轻时在黄河灌渠里下网，捉的鱼用麻袋装。

       谁知道夏天怎么转到秋天的。天凉的时候，母亲从上海回来了，带回了父亲的骨灰，全家人哭作一团。父亲走了，留下了不到40岁的母亲和四个6-15岁的男孩子。

       有关父亲四十六年前的记忆已经陈旧破碎，用想象串起来的记忆一定不太准确。小时候的四合院早就拆了，在原址上建的楼房都已破旧不堪。我也到了花甲之年，有了儿子，孙女。生命的轨迹如此清晰，那个给了我生命的人已经走远，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只是每逢泡桐花开……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八日父亲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