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做到了中国古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三不朽」，这三不朽就是指所谓的立德、立功、立言。是儒生心目中的圣人！

严格意义上，在传统文化教育成长的我們现在所有校友都是儒生，所以直到今天，我等认为儒学的生命力仍然是非常旺盛的。山东曲阜孕育了孔子，成就了儒学，曲阜是我們所有华夏儿女心中的圣地所在。

那我們先从儒学的起源开始谈起，儒学起源于殷周更姓易代的时期。商朝灭亡了以后，周朝取而代之，周公开始制礼作樂。制礼作樂的目的是重建和稳定社会秩序，因为刚刚经历过战争，殷商被推翻，周朝建立了，需要让大家感受到整个国家的秩序恢复稳定了，所以周公旦开始制礼作樂。

他因继袭了殷商的制度，咱们在读「论语」的时候有读过一句：“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讲的就是这段历史。而儒家早期的礼樂文化叫作「不足以进取，但能守成」，它容易让社会稳定。孔子认为自己学习的东西都是从周公那儿来的，所以孔子晚年的时候感慨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所以，周公应该算是儒家的起源。

孔子是文化的集大成者，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孔子最重要的作用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发挥的。早年间，孔子其实一直致力于自己的仕途，他还试图去做一些事。但是，后来他发现没什么好做的了，只好带着自己的学生周游列国。这一路上，孔子遵从着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这两个原则是儒家得以创立的原因。第一个叫作「述而不作」，第二个叫作「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是开门办学，谁都可以来上学，「自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不作」保持了开放、包容，他没有自己制定一套儒家的规范，而是把早期儒家的种种文化资产重新整理，然后保存了下来，所以儒学应该算是孔子在晚年的时候开创的。

孔子在公元前479年去世，然后孔门的弟子开始「一花开五叶」。重要的五支分別是子贡、有若、曾子、子夏、子游。最重要的一支当然是子贡，子贡一直努力的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做贡献，所以在学术上没有太大的作为。另外一支就是曾子，孔子曾经评论曾子「参也鲁」，说曾参这个人不聪明，但是曾子这个人特别用功，所以曾子教育了孔子的孙子子思，而子思又教育了孟子，孟子影响陆象山，陆象山影响王阳明、这是一条脉络。

这样疏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归到一个真实的儒学当中，看到儒学给每一个人的心灵带来的影响和变化；不希望把儒学神化、教条化，而是希望儒学能够跟我們的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素养以及如何寻找修炼之道。

因为理学居于庙堂之上，民间总有一股暗流和官学对抗，从秦朝、汉朝开始都是这样。这个时候民间开始趋于心学，因为心学活泼，而理学规范、死板。所以民间出现了陈献章。陈献章有一个著名的学生叫湛若水，湛若水有一个好朋友叫王阳明，这一派人开始在明朝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王阳明的道统脉络，王阳明认为自己继承的是孟子的道统，而在这中间起到桥梁过渡作用的是陆九渊。

王阳明一辈子就做两件事：前半生，破山中贼；后半生，破心中贼。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事功方面有一些建树、打一些胜仗很容易，但是能够克己复礼，让自己的内心始终保持光明的状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王阳明最大的学术成就是「知行合一」。到底是知先行后，还是知后行先？王阳明说「知行合一」。真知就是笃行，能够笃行就代表真知，这两个是一件事。然后「心即理」、「致良知」，还有「万物一体之仁」，这是王阳明的主要学术成就。

王阳明心学有两个危险的地方。第一个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如果这个人把自己的习气当做是良知，那就糟了。就是他会以为这是从我的心来的，我是按照这个心来做的，那有什么不对呢？就好像我们很多人讲的，为什么不能够做自己呢？你就说出来好啦。你觉得自己过得非常洒脱，但实际上你伤害了很多其他的人，你的那个感觉并不是遵从良知而来，而是一种欲望。如果良知被情识所替代，就会使这个人活得特别的自私、庸俗、放荡。然后第二种危险，就是如果这个人太过高妙，他觉得这一切事物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的心看待这个东西的方法，所以他有可能会走出世一路，然后逐渐走入玄学，变成虚玄而荡。所以这两者之间是特别难以把握的，因此功夫指点就变得特别的重要。王阳明经常强调说，我这个东西啊，是有一点真骨血在。就是他得了孔孟的精髓的，他要把孔孟这点精髓好好地保护着。心学对于王阳明这样的人来讲是好的，因为他天分很高、根基很深，所以他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心学。那为什么儒学传下来，很少有人能够把中庸之道把握得很好呢？就在于这个根基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王阳明的思想其实受到了很多儒家、道家的影响，在后期慢慢地我們有时感到变成玄而又玄的一个东西，说「只要在心上下功夫，现实生活当中不做都行」，所以后来也有好多反对王阳明的学派。

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人人心中自有仲尼。读「王阳明哲学」一书，才能清晰的认知王阳明。

一、王阳明思想的核心

王阳明的核心思想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朱熹解读为：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

致良知

王阳明的「良知」，并不是我們平常认为的「闻见之知」，而是「德性之知」，那么「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

所谓「德性之知」，即是发于性体之知，也就是我們所期望的「知爱知敬、知是知非，当恻隐自然恻隐，当羞愧自然羞愧」之知。这种「知」发自于人的本心，并不是依靠见闻就能获得的。我记得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提到，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因为「致良知」的本义，就是要将良知的天理扩展推介出来，实践到万事万物之中。而为了达到对事物的真知，我們内心的良知会发出命令，让我們去见、去闻、去求知、去习能，这全是良知要求我们去做的。而且致良知，并不是凭空可以「致」得的，必须落在实事上，才能致知以格物，离了实事则知亦不能「致」。这也就是「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知行合一

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次年，主讲贵阳书院，开始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但最初学生并不真正理解知行合一的宗旨。

「知行本体」即是良知本体，也是心体。知行本体原本是一体的，它之所以不合一，是因为被私欲所遮蔽，所以必须有「致」的功夫使其合二为一。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件事。也就是说当我们心知善恶时，便已好此善、恶此恶了，这时「知是行之始」，当我们知善恶，并把其具体到实践中去，所以「行是始之成」。这时的行，已由内而形诸于外，内外通而合一。总之，知得真切，知得笃实，便是行；行得明觉，行得精察，便是知。知的过程与行的过程是相终始的。

王阳明解《大学》「致知」为「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不但知是知非，知善知恶，这是人人具有，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讲良知实践在行动上去，这与朱熹「向外物求道理」截然不同。「致良知」其实就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并不是被大家误读的，只是抽象思维，只一味地想，而不动手去做。

也就是说「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是相伴相生的存在。就好比我們知道孝顺父母是正确的事情，是我們的良知。在我们老王家，表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经常到父母处，听听老母亲的唠叨，发自内心的解决老娘的需求；听老爹讲讲家族历史，分析了解老人过去的经历，倾听老人的诉求......真正的让他們幸福安享晚年！

二、王阳明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王阳明从小聪慧过人，胸襟眼界更是远超凡人。当时士子求学，不过是为了功名利禄，加官进爵，似乎都缺了些脱胎换骨，超凡入圣的自觉与要求。而王阳明自是不屑于此等追求，是有大志向，大追求的不羁少年。当然这离他进入圣贤学问的门径，还有好长好长崎岖多难之途需要跨越。

1.王学的前三变，内心世界质的转变

王阳明在悟道之前，即「得其门」之前有三变，这是不同内容、不同趋向的转变。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王阳明最终还是走上了圣贤的正途。

①泛滥于词章

王阳明从小有志于做圣贤。二十一岁那年他中了举人，于是就遵照当时学界泰斗朱熹的格物之说即「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开始了穷理工夫。朱熹认为世界万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莫不有理。于是王阳明和友人开始对着竹子格，很不幸，最后什么也没格出来，还病倒了，可见通过外物来寻求道理，还是难以走通的。

王阳明那会儿特别沮丧，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也没有头绪。于是便一头扎进了世俗词章之学，这一扎就是五六年，在诗文界也算是领袖级的人物。不过词章之学到底没能笼络住王阳明不羁的灵魂，他生命的灼热点又开始在新的地盘上燃烧。

②出入佛老

二十七岁那年，阳明感慨「辞章艺能，不足以通志道」，心中惶惑不安。于是又重新循着朱子的路，做穷理工夫，但仍然无所得。同时他发现顺着朱子的路走，事物之理与人的本心，终分为二，打不成一片。如果理在外而不在人心，纵然把竹子草木之理格得清清楚楚，与我做圣贤又有什么关系？他心下疑虑、苦闷，恰逢道士谈养生，于是便动了入山修道的念头，渐渐留心仙道，讲究佛学。

阳明先生在浙江绍兴阳明洞修炼功夫，据说已经修到能够「先知的地步，世人皆以为他得道了。但他因惦念父亲与祖母迟疑不能决，后来忽然觉悟：如果连父母亲人都不思念的话，这就坏了人伦大体，这也是佛老和儒家的根本区别，这也涉及到一个「同体」与「薄厚」。

佛教倡导无分别，人和人，人和动物没有分别，讲求众生平等，对待一切都要有一颗平等的仁心，这就是「同体」。「薄厚」就是你对亲人要比对旁人好，对人要比对动物好，对动物要比对植物好。与佛教独尊「同体」不同，儒家则兼顾了「同体」与「薄厚」。

王阳明既悟佛老之非，表示他的心思已从孝悌一念直接归到仁心天理了。到此之时，心与理为一或为二，便已到了彻底解决的时候，但这场机缘一直到他三十七岁在龙场动心忍性之时，方才姗姗来迟。

③龙场悟道

因宦官刘瑾之祸，王阳明远谪贵州，辗转万里，几遭不测。才终于到了疫瘴遍野、蛇虫横行、言语不通的苗夷之境。王阳明此时，自觉得失荣辱都能超脱，乃造石棺，以俟命。那时的王阳明不但得失荣辱不在念中，连自己生死的「意志」也予以否定。

王阳明在龙场这等苍凉之地，日夜端居静坐，以求静一，忽而大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求之理于事物者，误也。

其实，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也就是说我們都具有成为圣人的心体，但很多时候都被私欲遮蔽了，我們只有次第修行，祛除这些私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换句话理解，就好比一块土地，是有孕育植物的条件的，但是有的土里长了虫子，你只有除掉虫子，植物才能从土壤里慢慢长出来。我們常说内容真理，皆系于一念之觉醒，主体都是心，离开心体，便没了圣贤学问了。

向求之理于事物者，误也。是说朱熹试求理于事物，即求理于心外，并不正确，主次颠倒，王阳明龙场悟道，便是悟的这个道。

2.王学的后三变，在认知的深度和广度的发展与完成

王学的后三变与前三变不同，前三变是异质的转变，后三变则是同质的发展，是同一个系统的圆熟完成。

①默坐澄心

王阳明在濒临生死、百折千难中大悟之后，犹如经历了一场大病，元气初复，不得不注意养生。于是就有了「默坐澄心」，所谓「默坐澄心」就是静坐，慢慢地去清除内心的杂念，然后分辨「真我」（本心真体）和「假我」（习气私欲）。

王阳明在这个阶段教人「存天理，去人欲」，所谓天理就是本心、真我，所谓人欲就是私欲习气，假我，已渐渐地向良知之说靠拢了。

②致良知

王阳明在五十岁前五年间，平诸寇，擒宸濠，在军旅中讲学不辍，属于学问和事业的鼎盛时期。但在四十九岁时，因遭奸佞忌恨，生死一发，益信良知之学可以忘患难出生死。在五十岁之际，便正式揭示「致良知」三字为口诀，成立讲学宗旨。

「致良知」就是当他经过了前面那么多的修炼以后，他时时刻刻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我，什么是假我的时候，致良知就是把它一贯下去。致就是推致和扩充的意思，就是你能够把良知放在时时刻刻的每一件事当中去处理。

第一，收敛与发散圆融为一：这一阶段，王阳明已克服主客体分裂对立之境，达到「默不假坐，心不待澄」的境界，即不管处于什么状态，哪怕他在打仗，面见皇上，他的心态永远是稳定的，并不需要成天的静坐了。

第二，未发已发无先后之分。我們知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也就是我們河南爱说的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时，称为「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常理的，称为「和」。不管未发的「中」还是已发的「和」，只要找到其中关键的平衡点，是中庸，是天理，也是良知。

第三，知与行合二为一：什么是知行合一呢？就是知得真切，知得笃实，便是行；行得明觉，行得精察，便是知。知的过程与行的过程是相终始的。这里的「知」不是指知识，而是指「德性之知」。知行合一，要求你真知，然后真的去做。像我儿子身体不能喝酒，也常说：「知道了喝酒对自己身体的危害，以后不喝了」，朋友一来高兴又喝大酒，严重损害身体机能，这种情况就不是「真知」！ 所以知行合一的提出，代表着致良知达到了最高境界。

③圆熟化境

王阳明父丧后，五六年间，都在老家讲学。所谓「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便是指他五十一岁以后的晚年境界——圆熟化境。这和孔子所讲「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类似。

王阳明所谓圆熟化境是：不习不虑的良知，并不是习气中的直觉本能，而是随时当下的真实呈现。此时，天理自存，人欲自去，良知真宰，融入化境，圣人气象尽显。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私欲早已消失殆尽，良知在他脑海里根深蒂固，不管他随意做什么，一定是符合良知的。

王阳明成学前的三变，是「自我发现」的过程；悟道以后的三变，则是「自我完成」的过程。从自我发现到自我完成，亦正是他一生践履的过程，这不是思辨的事，而是实践的事。

三、阳明学的基本义旨

1.良知之天理

王阳明在《传习录》提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也就是说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它最内在的真诚恻怛的本体自性，便自然而自发地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天理，如在事亲便表现为孝，在兄爱弟恭上表现为悌，在事君上表现为忠，便是所谓天理，也是所谓的道德法则。

2.致良知与逆觉体征

我們在前面文中讲到「致良知」就是在能分辨真我和假我之后，知是非善恶的真我，将其扩充到底，使它在行为过程中占据主宰地位。要把「致良知」贯通下去，我們每个人都在和自己的惯性不断地作战，这个惯性就是不警觉的状态。所以「致」的功夫要从警觉开始，警觉也叫逆觉，而在日常生活中体悟良知本心的叫做体证，作者老師牟宗三先生称之为「逆觉体证」。

有了第一步警觉以后，需要依靠良知本身的力量去走向正道。这时候外在的涵养，包括一些格物穷理等外在的东西，这些功夫都只是助缘而已，没有实质性的帮助。当你依靠良知去判断事情，所操益熟。它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力量，把你带入到一个正确的循环当中。

四、良知与知识

王阳明的「良知」，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闻见之知」，而是「德性之知」。

王阳明认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因为「致良知」的本义，就是要将良知的天理扩初出来，实践到万事万物上。而为了达到对事物的真知，我們内心的良知会发出命令，让我們去见、去闻、去求知、去习能，这全是良知要求我們去做的。而且致良知，并不是凭空可以「致」得的，必须落在实事上，才能致知以格物，离了实事则知亦不能「致」。这也就是“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五、功夫指点的意义

阳明之学，风行天下，然弊亦随之。

王阳明讲学的宗旨是致良知，它不是一句言谈，亦不是一种论说，而是真切的道德实践功夫。而这种到的实践是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需要有名师指点，否则就会误入歧途。很多人都会在以下方面出现疑惑。

1.克己与为己之心

弟子曾经询问阳明先生说，自己的私欲习气难以克制，怎么办？王阳明答道，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在这里克己是指躯壳的己，是自己的身体，为己是为真己，即是人心。但身心并不是分开相对立的，所谓克己并不是不让眼耳口鼻，去视、听、言、动，而是不可「随躯壳起念」，欲视美色、听美声，尝美味，因为这样就会让你陷入一种庸俗自私放荡，而不是洒脱。

我们要知道真己与躯壳之己是主从关系，没有真己作主宰，躯壳便只是个行尸走肉。反之，有真己作主宰，躯壳变成了真己的具体表现。这也是良知和私欲的一种呈现。

2.静坐与光景

常人总以为静时的无念是内，动时的起念是外，所以一味地静坐以求无念。其实，人怎么可能无念呢？只不过是要求“念”要“正”而已。

心能做主时，无论在动时或在静时，都只是那个虚灵明觉、真诚恻怛的心就够了。王阳明告诫弟子，人需要在做事上磨炼功夫才有益处，一味好静只是一种逃避的自私，遇事便乱，毫无长进。试想，从自身到家国天下，有多少事需要我们去担负。

那些不通过真切功夫以使良知在日常事务中流转，而只静坐观心，凭空去描绘良知心体如何，则良知本身就成了光景，一种幻像，很容易破灭。要拆穿光景，对付这种假静坐，教他们存天理，灭人欲，归于致良知的正道功夫，就不会再沉溺于那些虚幻的光景了。

六、四句教与天泉证道

王阳明在晚年时，意识到要想将他的学问传给更多的人，必须要遵循一个「次第」，也就是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1.四句教释义

王阳明的四句教言，是先开「心、意、知、物」四面，以揭示德性时间的内在正道。

第一句为「无善无恶心之体」，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

第二句为「有善有恶意之动」，意是心之所发，心体没有了善恶，到意念发动就有了善恶之分。因为心之发动的意念，往往是牵连于躯壳而分化：顺躯壳的欲望起念叫「恶」，不顺躯壳欲望起念的叫「善」。

第三句为「知善知恶是良知 」，就是心意发动处的善恶，只有自己的良知知道。意有善与恶，而一次为对照的良知就不会出错。所谓「致良知」，就是把这些对照临于经验的善念恶念之上的“知”扩充出来，，使新之所发的意念只有善而无恶，使恶念在「致」的过程中消失。

第四句为「为善去恶是格物」，人的良知不但知善知恶，而且好善恶恶；由好善而为善，由恶恶而去恶，即是致知以格物。格物就是使万事万物，都在良知的影响下表现为具体的善行与善事。

2.天泉证道

对于阳明先生接引学者的四句教言，王阳明的两位弟子，钱德洪（绪山）和王汝中（龙溪）产生了争议，于是一同请教于王阳明。这番在天泉桥上的争论，关系王学义理甚大，后世称为「天泉证道」。

王汝中觉得，若说心体无善无恶，意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恶亦是无善无恶的恶。若说意有善恶，那么心体就有善恶在。钱德洪反驳道，如果都没有善恶的话，那还要修什么呢？那为什么还要炼呢？

对于两位学生的争论，王阳明说，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王阳明道，我这里接触人，有两种。利根之人，也就是悟性好的，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本就是明莹无滞的，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已内外一齐俱透了。但另外一种是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王汝中的见解，适用于接引那些利根器的人，德洪的见解是为非利根器的人准备的。

王阳明一再强调，这两个人的学习方法要结合起来，让喜欢参透本体的人，也要下一点工夫；让喜欢下功夫的人，也要努力去参透一点本体，这样只要学生的资质只要差不多都可以教好。

七、心即理（良知即天理）的义蕴与境界

「心即理」是传统心学的重要命题，由宋代陆九渊首提，后由王阳明完善。

陆九渊直承孟子而言本心，他认为充塞宇宙的理，就在人的心中，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和人心之理是完全相同的，心即是理，这个理是有根的，是真实的，它表现为行为，就是实行，表现为家国天下事，就是实事，由本心之理而为的实行实事，也是陆学的精神所在。

阳明以「良知」概括孟子的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故良知学即是心学。良知心体在种种机缘上，自然地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天理，以「是是而非非，善善而恶恶」，如此，只能「尽了万事万变」。因为世间万物，归总而言，不过是正其非成其是，去其恶成其善。而良知心体正是「定是非，知善恶」的标准，也是成就事物的实现原理。阳明有云：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

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所谓虚灵不昧，即是指心而言。阳明所说的心是孟子的本心，也是天心；他说的理，是我们的心应事接物的理，应事接物的理是道理，也是吾心良知之天理。众理聚于心中，所以说，「心外无理」。心者，万事之所由出，故曰「心外无事」。心之所发为意，意之所在为物，物即是事；心外无事，亦即「心外无物」。

陆九渊之学，在由本心实理流出而为实事实行。阳明之学，在致吾心之良知以正物成物。故曰:「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即是事事物物皆得其正，皆得其成。一切事物皆在良知天理之润泽中而得其真实之成就。摄物以归心，心以宰物、以成物。所谓「心与理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皆在这个意义上才能了解，这也是「心即理」（良知即天理）最中心的义蕴。

八、王阳明的亲民哲学及事功

「万物一体」是儒家本义、通义。王阳明在《大学问》中提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一体者也”即是「同体」之说。

认知薄厚、同体，感悟中庸；有良知才识天理。

「大学」里有「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有一个薄厚的关系。

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就是同体。就是我們能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們能够像对待自己一样去对待别人，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身边其他的人，这种叫作同体。

为什么讲同体的时候，《大学》里边要讲一个薄厚呢？把这个东西搞明白，你就了解了儒家和佛家最根本的分界线。

王阳明说，最重要的就是爱得有等差。这是一个天理，就是天理当中就注定了是有差别的。你对你的父母就要比对其它的老人要好一点；

你对其它的人就要比对其它的动物要好一点；你对动物呢，就要比对植物可能要好一点；

你对自己人就比对敌人要好一点，这个东西是「天理」。

所以如果没有这么一个秩序的话，这个社会就乱了！所以儒家特别讲究的是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有厚薄才会有秩序，有了这个秩序以后你才会发现，这个社会能够结构在一起。

但是佛家所倡导的是无分别，不但人和人无分别，人和动物也无分别。无分别心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你真的能做到这一点，你会发现，真的心无挂碍，特别轻松。但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你是很难在这么一个明明有着等级、明明有着秩序的社会上去生活、去生存的。所以你看，很多修佛的人都出家，出家就是我不在这个社会上待着。

但是要在这个社会上去维持这么一个秩序，维持这么一套游戏规则，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儒家的文化可能会更管用！

薄厚和同体之间还有一个界限。那你说我什么都讲薄厚，好啦，我們对自己和爱人比对自己的爹娘更好一些；对自己比自己的亲兄弟更好一些⋯⋯王阳明说，这就过分了。就是如果一个人在吾身和亲亲之间，就是我們和我們的亲人之间再去分薄厚，便是不仁。所以说为什么中庸之道很难把握？一方面要有薄厚，但是一方面要有同体。

同样儒家的发展进程中，就有孟子批评杨朱和墨子那一段。「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现在我們仔细地分析分析，杨朱自私，他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是一个纯粹为我的这么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是只知薄厚之分，不知同体之意，他只知道薄厚是个道理，但他不知道同体同样非常重要。而到了墨子这边呢？他只知道同体之意，但是不去管薄厚之理。所以这两个人一个偏重于薄厚，一个偏重于同体，就变成了两个极端，这就不是中庸之道。

所以当我們能够把中庸之道搞明白，才能够真的明白王阳明为什么说「天理本来自在」，就是这个东西就在那儿。「良知自在人心」，而这个良知自在人心其实就是天理所在。

王阳明深谙「薄厚」之理，为了保护人民他会杀贼。但实际上对贼人，他也秉承仁爱「同体」。

王阳明晚年，有一本重要著作《大学问》，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他有着「民胞物与」的情怀，认为应该爱这些天地万物。把这一理念贯穿下去，其实就是我们前文所讲的「致良知」。在万事万物中贯穿「致良知」，因此王阳明就立下特别多的事功。因为他不会脱离百姓，自己去静坐，去修炼，而是在家国天下事中「知行合一」。

九、王阳明的人格与风格

1.大丈夫气概

思想运动是近代名词，古人只说讲学论道。但宋明儒的讲学，实质上是一种启迪众多儒生开发文化新生命的思想运动。王阳明当时所在的明代，正值西方文艺复兴，是现代欧洲觉醒的时期。而在中国，明朝的绝对王权非常的严酷。士大夫沉溺于训诂和词章中，不谈政治。

面对当时的社会流弊，王阳明痛斥当时的训诂、词章、名利之恶习与士大夫的奸私无耻，而思以精诚恻怛之仁的觉醒而移易之。在政治上，他为平民立言，而反抗专制。在学术上，他聚集豪杰同志之士，共讲良知之学，唤醒人们的文化意识。后来王学风行天下，也表示了人心不死与文化心灵之活跃。在当时的明朝，王阳明的讲学运动，也可以说是一场思想运动，是对黑暗社会的呐喊。是难得的大丈夫气概。

2.狂者胸次

王阳明是圣贤中的狂者，他的一生，用世而不阿时，自持而不隐士。为什么说是狂者呢？

孔夫子有言“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就是如果一个人达不到圣人的境界，能够做到狂狷之徒，其实已经算是不错了。王阳明自谦为狂者，一直努力地不断进取。

也就是说王阳明在43岁时，就已经能将厉害荣辱、生死祸福置之度外。一切只依良知真是非而行，不委曲，不敷衍，没有瞻顾，没有回护，这便是「狂者胸次」。所以，王阳明是一个有坚定毅力的喜欢进取的狂者。

3.敬畏与洒落

如果一个人只有「洒脱」之感，而没有「敬畏」之心，就会放纵恣意，轻贱自己。反之，有「敬畏」之感，却无「洒脱」之心的人，就会很拘谨，但是王阳明却将这两种品格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王阳明认为，敬畏不是指害怕，而是指不要欺瞒你的良知，一个人如果能稳当快乐便是洒落。

什么叫稳当快乐？孔夫子的「曲肱而枕之不亦乐乎」，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就是稳当快乐。所以当你心中有着对于良知的敬畏的时候，你反倒更容易做到真正的洒落，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洒落」与「敬畏」二者必须和谐统一，方是儒者之学。

《王阳明哲学》适合慢慢品味、思考，需要你全身心的投入，方能体会到阳明先生的思想历程。他的心学义旨，并不是浮于表面的鸡汤或佛老思想。相反，读懂他的「致良知」、「四句教」、「知行合一」，仿若醍醐灌顶，有柳暗花明之感。

所谓的心学，所谓的理学，都无所谓好还是不好，而是看它有没有焕发出生机。当理学被举到庙堂之上，成为考试的八股文的时候，就失去了力量。但是当它被人们忽视、跌入谷底时，被曾国藩捡了起来，曾囯藩自认笨拙无才，后世也多称他为笨人，然而曾虽然不够聪明机巧，却有穿透历史迷雾的悟性。他讲求从实际中去验证知识，从经验中去总结规律，这也有几分近代实证主义的风范。理学空疏不实的弊端，被曾国藩以极高的悟性突破了。从某种程度上讲，他这种实证思想具有革命性，使得理学又能够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所以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存在着这种起伏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