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是非常顽劣的。按理说像我这样顽劣的孩子挨父母亲的打骂肯定是家常便饭。但是我却是个例外。母亲要打我一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通常我犯了事,估计会被打,于是这一天就会格外小心。尽量减少回家的次数,反正我是满湾跑惯的,到哪都能找到家的感觉。实在有事要回家也轻易不靠近母亲,总与她保持三米的安全距离。万一她要发难,我有足够的时间逃跑。吃饭旳时候是可以大摇大摆地回家的。“雷公不打吃饭人”,我母亲是通情达理之人,这个她是知道的。睡觉也是安全的。当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揭开了被子,看到我睡得像头小猪,小脸蛋红朴朴的,额头上满是密密的细汗。母亲越看越爱怜,哪还舍得打呀！再说,这时候她气也消了。
更加高明的是我还有一个釜底抽薪的办法。那时,大人们的“家法”通常是一把干竹枝,是固定放在碗柜顶上的。那种老式碗柜,比大人还高。大人一伸手便可从碗柜顶上拿到竹枝,小孩子便会被打得"哇哇"乱哭。这时有大人便会现场教育:“听呵!不听话要打哦……”没被打的孩子便会一脸惊恐的样子,大气也不敢出,这表明自己是很听话的。但我的绝活是:先爬上桌子旁边的扶椅,再爬到桌上,然后一只脚踩在扶椅背的顶部,另一只脚踩在碗柜的第二格上。这中间一只手要牢牢抓住碗柜顶端边部,另一只手便抓了竹枝,再顺势爬下来,把竹枝丢了。等到万一不小心被母亲逮住了，她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家法”,多半也就可以躲过一难。要顺利完成这个任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这一套复杂的动作难度系数起码是7.0以上,身体素质不好的小孩是不敢尝试的;其次,敢于毁灭“家法”本身需要勇气,心理素质不好的小孩更不敢尝试,要知道这可是"重罪"呀！
但即便如此,我也还是被结结实实打了一顿。大耳朵图图说了:这世界上恐怕找不到不挨打的孩子。记得那是过完年不久的一天下午,正是青黄不接的艰苦岁月。我们姐弟几个感觉有些饿了，于是大伙唆使我问母亲要冻米吃。冻米是耒阳方言,就是指爆米花。一般是用来和红薯糖一起制作踩糖的。当然也会多爆一些给孩子们吃零食。冻米,这个称呼似乎很不科学,怎么也不能叫“冻米”呀,倒是应该叫“热米”。你想从那个铁罐子里爆出来能不热吗？那时候,大姐已经出嫁了。二姐和大哥赚工分了，常常以大人自居,向母亲问吃的这样的事他们当然不耻去做。三姐和四姐是女孩子,女孩子在农村里似乎总不那么受重视,她们认为唆使我去要成功率会高一些。结果我也没使她们失望,的确要到了冻米。母亲被我足足缠了一个多时辰,终于用托盘端来了冻米,姐弟几个每人一捧。她们几个接了冻米,津津有味地吃着。我捧了冻米,不吃,心里一肚子的火:我打天下,她们得天下。怎么说也应该来个“论功行赏”沙。我越想越气,突然把冻米一撒,拔腿就跑。这还了得!“拦住他!”母亲一声令下,三姐、四姐立马跳起来阻拦,也没见她们干活的时候有这么麻利。弟弟也在旁边起哄,甚至敢用手拦我,被我推了一个仰八叉。我左冲右撞,奋力突出包围圈,向村口的水塘边跑去。不巧,只见哥哥正从村口走来,张开双臂,老鹰似的正候着。我哥哥十二、三岁就成了村里的孩子王,我可没本事从他面前逃脱。于是,我一个急刹车,鞋底几乎都要冒烟。一转身,我那勇猛的三姐堪堪追到了面前。更可怕地是她伸直了双手直朝我双肩抓来。我都怀疑她是不是偷炼了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那爪功居然拿捏得那么准,不偏不斜直搭到了我两肩膀上。罢了!罢了!前有强敌,后有追兵,天要灭我呀！我纵身就往水塘里跳,被哥哥一把搂了个正。他们几个兴高彩烈地押了我去母亲面前请功,那情形仿佛韦小宝擒了鳌拜一样。特别是我弟弟兴奋地直蹦,那样子估计巴不得早就想让母亲收拾我一顿了。你说,这都是什么人?还是我的兄弟姐妹吗？待他们终于将“重刑犯”押到母亲面前,母亲很满意地笑了。结果那一顿暴打呀！地主老财也没这么狠呀！
好多年后,母亲有些老了，已经不能再挑担稻谷健步如飞了;也不能再一连五、六个钟切口老赚那二、三元钱了。我们几个围坐在母亲身边,我说:“妈!那次你打我打得那么厉害,我是你亲生的吗？”母亲说:“你咯鬼种还说,要打你好难咯!玉皇老子逮孙猴子都没这么难?”我们几个笑成了一团。
又过了好多年,母亲更老了。也不知道从哪一年起,她已经不能完整地做一顿饭了。到今年,她甚至不能顺利地吃一顿饭。今年五月,我回了家,看着风烛残年的母亲,几次无语凝噎。这就是我的母亲,那个养育了七个儿女的农村妇女,那个曾经担一百多斤稻谷健步如飞的农村妇女。如今,她瘦得像一张纸,风一吹似乎随时就要倒下。
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够再结结实实打我一顿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