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政一见，眼都红紫了，也不暇问他在外游荡优娼，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等语，只喝命：‘堵起嘴来，着时打死！’”
——《红楼梦》第三十三回
贾政身为员外郎，深得祖风，自幼酷喜读书，对外礼贤下士，谦恭厚道，无论罪是否当死，这次下的却是狠手：“腿上半段青紫，都有四指宽的伤痕高了起来。”
对于宝玉挨打的理由，贾政说了很多。先谈“淫辱母婢”这一行为，贾政便没有真凭实据，仅凭贾环的谗言：“我母亲告诉我说，宝玉哥哥前日在太太屋里拉着太太的丫头金钏儿，强奸不遂，打了一顿，谁知金钏儿便赌气投井死了。”（第三十三回），就立刻认定宝玉“强奸未遂”。
由于贾环是庶出，一直十分记恨宝玉，或是赵姨娘成日挑唆，或是彩云与宝玉多说了几句话引得贾环吃醋，都成了贾环蓄意诬陷的理由。俗话说“知子莫若父”，而贾环恰恰是“知父莫若子”。他明知父亲最见不得“野狗一样的疯跑”或是“无精打采，没精没神”的，偏偏慌慌张张地从贾政面前跑过，引得贾政生气。于是乘机进谗，把金钏儿投井的事加以夸大歪曲，说成是贾宝玉的“强奸不遂”，在贾宝玉的“不肖种种”之上又加上一条“大逆不道”。
值得一提的是，《清史稿·刑法志》在开篇之处就提及了：“政也，刑也，凡皆以维持礼教于勿替。”体现了礼教的作用，况且贾政本人十分传统，更不能容忍宝玉这样的行为。
此刻宝玉心中同情金钏儿，早已“心内五脏俱伤，茫然不知何往，一团司欲愁闷气色，恨不得此时也身亡命殒，跟了金钏儿去。”贾政看到宝玉如此形状，十分气愤，先是“气得目瞪口呆”，接着又“气得面如金纸”……至此，一场早就潜伏着的冲突便像火山一般地爆发了。
殊不知，贾政草率定的这种“强奸未遂致死”罪名，在当时的社会是要处以极刑的。根据《大清律例.刑律.人命.威逼人致死》记载：“若因行奸为盗而威逼人致死者，斩（监侯）。”
但宝玉与金钏儿的关系是主仆关系，而非平等的人身关系，是否依然适用呢？对此，瞿同祖先生认为并不适用：“若家主强奸奴及佣工人妻女未成，因而使被奸妇女羞愤自尽，也不适用常人因奸威逼人至死的条文。”《大清律例·刑律·犯奸》“奴及雇工人奸家长妻”条规定：“凡奴及雇工人奸家长妻女者，各斩。决。”律条之后的条例规定：“若家长奸家下人有夫之妇者，笞四十；系官，交部议处。”而贾政鞭笞宝玉“咬着牙恨命盖了三四十下”，可见贾政打宝玉是按着当时的《大清律》严格执行的。
那么按照法律，宝玉真的是贾政口中的“淫辱母婢”，是刑律中认定的“强奸未遂致死”吗？事实上，宝玉不符合当时“强奸未遂”的认定条件。《大清律例·刑律·犯奸》“犯奸”条规定：“凡问强奸，须有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之情，亦须有人知闻，及损伤肤体，毁裂衣服之属，方坐绞。”此处应特别注意律条中的律注，“凡问强奸，须有强暴之状。妇人不能挣脱之情，亦须有人知闻，及损伤肤体，毁裂衣服之属。”然而金钏儿身上并没有伤痕，衣服也完整。
贾宝玉敬畏女儿们的天真无邪、纯洁率性。大观园一片干净之地，宝玉不愿和大家分散。他对金钏说过要长长久久地在一起，对黛玉、宝钗、袭人等等，统统说过表达自己不渝坚贞的言辞。这是贾宝玉对于真善美的向往，对于平等生活的向往，对于解放个性的向往。
可是夏天的午睡总是闷热而烦躁，而此时王夫人“在里间屋里凉榻上睡着”。听到宝玉的“我只守着你”后，翻身起来便打了金钏一个嘴巴子，骂道“下作的小娼妇，好好的爷们，都叫你们给教坏了。”金钏委屈，却也无可奈何，用跳井表明了自己的清白。这是曹雪芹用艺术的手法揭露清朝时期奴婢们悲惨的生活。
此外，开篇贾政口中提到的“在外游荡优娼，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表明宝玉亦犯下子孙违犯教令罪。
《刑案汇览·斗殴·殴祖父母父母》“殴故杀子以有无违犯分杖徒”。此处有一子孙违犯教令的极佳范例：“陈十子因令子陈存根同往地内和粪，陈存根托故不往，迨陈十子训骂，陈存根无奈同往，至地仍不工作，怒形于色，陈十子嚷骂，陈存根哭泣不止，陈十子忿极顿起杀机，用带将其勒毙。虽系有心致死，惟陈存根不听教令，实属违犯，未便科陈十子以故杀之条。该抚因陈十子系有心勒死伊子，照故杀子律拟徒，殊属错误，应即更正。陈十子应改依子违犯教令，而父非理殴杀者杖一百律，拟杖一百。”
这个例子中，儿不愿工作，怒形于色，哭泣不止，便被定性为不听教令，招致父亲的殴杀，而刑律对杀子之父仅科以杖刑。以此而言，贾宝玉的“流荡优伶，表赠私物，荒疏学业”，无疑属于“子孙违犯教令”，而贾政对贾宝玉的杖责，自然在情理和法理之中。相对于贾宝玉干的“可饶不可饶的勾当”，贾琏受的责罚连平儿也不无冤屈之意。贾琏因石呆子的古扇一事对贾赦语出不敬“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便被贾赦“打了个动不得”（第四十四回）。
综上种种，不管是家族还是国家，都视家长对子孙的惩戒为当然和必需，子孙挨打事件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
其实，宝玉挨打并不只是“淫辱母婢”，更关键的贾政的那句：“……明日酿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劝不成”。若只是“淫辱母婢”构不成“弑君杀父”的程度，更让贾政生气的，是宝玉与忠顺王府养的戏子蒋玉菡交好。
宝玉不爱与为官作宰的人厮混，但与蒋玉菡的交往却犯了政治大忌，即蒋玉菡属忠顺王一伙，而贾府与北静王又是一派。显然，两家不属于同一政治集团。且蒋玉菡是是忠顺亲王最喜爱的戏子，而忠顺亲王又是皇帝眼前当红的势力。元春是皇上的贤德妃，同样也是贾政的大女儿。正因如此，当忠顺王府来人问宝玉蒋玉菡的下落时，贾政感觉事态严重，暗暗思忖道“素日并不和忠顺府来往，为什么今日打发人来？”
在此，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一向对忠顺王奉承献媚的蒋玉菡为什么突然离开忠顺王？我认为蓄养优伶，是一种纵情享乐、声色双收的表现，那蒋玉菡不甘心过这样的“不正常”的生活。宝玉说他在外面置买了田地和房舍，为什么要买田地和房舍？我想他很有可能是为了成家。他也是有理想的，想找个老婆，过正常的夫妻和乐的生活（结局最终与袭人结婚），所以他要离开忠顺王府。
另外，忠顺王府势力极大，既然蒋玉菡与宝玉交好，甚至互换汗巾子，在外大张旗鼓地买房置地，忠顺王府如何调查不出来呢？况且在宝玉说出蒋玉菡住址“在东郊离城二十里有个什么紫檀堡，他在那里置了几亩田地几间房舍。想是在那里也未可知。”那长史官听了，并没有丝毫质疑，好像提前早已知道住址一样，“便忙忙的走了”。
可见，忠顺王府大概早已调查出了蒋玉菡的住址，又故意过来给他的政治宿敌贾府当面难堪的。官场上的羞辱或得意早已适应，最令贾政感到耻辱的恰恰是这样的家丑，被官场上的人得知并亲自来家里要人，忠顺王的心计手段可见一斑，并准确的击中了贾政最脆弱的点——宝玉的“胡作非为”。这样无处不在的官斗令人咂舌。
可是，当忠顺王找到蒋玉菡后又会怎样呢？大概是捉回去教训了一顿，原文写道：“这里宝玉昏昏默默，只见蒋玉菡走了进来，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又见金钏儿进来哭说为他投井之情。”
一顿惨打之后，贾母闻讯赶来，其中王夫人与贾母的句句求情与指责都大有内容，令人动容，在此不作详谈。贾母的到来，先使贾政“躬身陪笑”，接着又向贾母保证“从此以后，再不打他了”，最后甚至“直挺挺跪着，叩头谢罪”。后又“也就灰心，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这时贾政的对于自己的临时起意殴打宝玉的后悔，已经十分明显了。
对于贾政这样的过失或临时起意行为，《大清律例·刑律·斗殴下》中，在惩罚违犯教令的子孙时失手或者临时起意殴杀之，有明确规定：“殴祖父母父母”条规定：“其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不依法决罚而横加殴打。非理殴杀者，杖一百；故杀者，无违犯教令之罪，为故杀。杖六十、徒一年。其子孙殴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而祖父母、父母，夫之祖父母、父母，因其有罪殴杀之，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
可见，对于犯奸子女，父亲予以宣告，便可以处死，剥夺其生命权。此时，家长权没有边界，直接及于子女的生命，家法与国法于此高度融合，用极刑将惩罚的锋芒对准子女的奸淫行为。于“宝玉挨打”一事而言，“淫辱母婢”的贾宝玉如在贾政“下死手的板子”下毙命，将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而依照律例和先前的案例，贾政是不负刑事责任的。
可是，贾宝玉在贾政如此的毒打之下，并没有丝毫求饶，也没有“悔改”的表示，这表现出他不屈服于封建势力。但是，他也没有作出正面的反抗，在贾政的喝禁之下，他既不敢轻动一步，连趁隙溜到后面去利用贾母来作抵抗也不敢。这种软弱的表现，在贾宝玉初期尤其明显。正像他居住的怡红院回廊上“各色笼子内的仙禽异鸟”一样，太多的束缚固然不断地激发着他自由生活的意志，但狭窄而温饱的生活，却也软化着奋飞的毛羽，使他还不能毅然冲破荣国府这个牢笼。
职是之故，贾政对贾宝玉施以杖责，而贾政的杖责是家长权的实施，是父亲对不肖子孙的惩戒和管教。贾政的家长权不仅来自“家法”，更有“国法”的认可，在此，国家的刑罚权由家族内部的最高权威——家长代为行使，国家的刑罚权威由国家渗入家族内部，由家长权而得以彰显，家族和国家合一，即所谓的家国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