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真正对于词这个体裁的贡献，是把自己这个大活人放进去了。

比如说，李煜的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很好，但是你不觉得奇怪吗？什么叫朱颜改呢？对，不管是不是写自己的心情，都是代一个歌女来写，要以歌女的口吻来写作。这是词这个体裁的基本要求。再比如：“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啊，当世大儒啊。但是借歌女之口，才是这般腔调。

但是到了苏东坡，他哪管你那一套？直接上来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你让一个歌女怎么唱？这就是不讲武德，不按套路来啊。

我们讲诗和词的体裁之间的区别，不是长短句，是准不准许表达自己。苏东坡是第一个用词这个体裁表达自己的人，所以，他呈现出一种花枝烂漫、各种风格都有的一本《东坡乐府》，虽然只有300来篇，但是开一时之风气。

这是苏东坡，他时时刻刻要宣布：“我在人间。”

余光中就说过：“旅行，我不想跟李白，因为他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我也不想跟杜甫，因为他太苦哈哈，恐怕太严肃；而苏东坡就很好，他很有趣，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

因为他在人间，所以，他几乎通向一切。

你看，他的词，300多首，诗，2700多首。文，4800多篇。

书画，你不可能不承认苏东坡的地位。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画也很好，而且居然有多幅作品留到了今天。

这只是文艺作品。人际关系上，苏东坡也非常奇怪，是一个罕见的四通八达的人。

比如说，他20岁跟着父亲苏洵从四川来到东京汴梁，提拔他、赏识他的，是欧阳修、梅尧臣、韩琦那些人。这是什么人？庆历年间的那一代人，其他著名的，还有像范仲淹、富弼、包拯。而他这辈子在政坛上纠缠不清的，是司马光、王安石这一代人。

你顺着他的人际关系看，父兄三人，唐宋八大家，他们家占三个。他老师占一个，他政敌占一个。是不是一个超级节点？

问题是，他还有所谓“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还有“苏门后四学士”：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并称。其中，李格非是谁啊？李清照的父亲。

你看，被欧阳修那么厉害的人提拔，被王安石那么厉害的人挤兑，老爹那么厉害，兄弟那么厉害，子侄辈那么厉害，学生那么厉害，随便交一个和尚朋友佛印，也因他出了名。老婆都因为他而出名，你就说，中国历史上还有谁？

还有啊，他行迹遍天下。出生在西边的四川，在东边的杭州留下那么多踪迹，往北到过登州、徐州，往南到海南岛，中间又在长江边、庐山下留下那么多诗赋，写出了《赤壁怀古》《赤壁赋》。你就说，谁还能有他走得广？

我曾经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假设一所西方大学，请我去办一个中国文化展，只给我一个40平米的房间。我该怎么办？我可能就会在房间的正中央放一个苏东坡的雕塑。然后还有四面墙，一面墙，我画上苏东坡一辈子到过的地方，中国的地理可能就介绍了。一面墙，我写上苏东坡一辈子交过的朋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就介绍清楚了。还有一面墙，我挂上苏东坡的字和画，中国的艺术审美也就介绍了。最后还剩一面墙，因为有门，所以小一点，那我就画上一碗“东坡肉”，如果还有空地，还可以画东坡鱼、东坡豆腐、东坡肘子，中国的饮食民俗也就介绍了。

有一句话，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抄自己的小本上了，今天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是林语堂先生在那一版的《苏东坡传》里面批头对苏东坡这个人的评价。他说：“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就这么个人，我就问，你服不服？

服。但是这也让我在准备这一期启发俱乐部的时候备受煎熬，因为这个人完美到这种程度，咱们还怎么聊呢？他那么人见人爱。

苏东坡说过：“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一个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的人，一个一千多年来被用各种姿势都赞美过的人，咱们还怎么聊呢？

3.苏东坡的官运为什么“高开低走”？

第一个BUG，是他的一生是高开低走的一生。

中国的文人，像王维、高适那样，一生无灾无难，官还当的挺大的，很少见。一般都是什么怀才不遇啊，比如像李商隐、李白，也有穷困潦倒的，比如李贺、杜甫，也有大起大落的，比如韩愈、王安石。

但是，像苏东坡这样高开低走的，还真是少见，甚至可以说是仅此一例。

他高开到什么程度呢？

他年轻的时候，跟随他的父亲苏洵、带着他的弟弟苏辙，一起从四川眉州老家来到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的老师是欧阳修。欧阳修一下子就跟他投缘了，特别喜欢他，甚至是宠溺他。宠溺到什么程度呢？苏东坡在考试的时候，在文章里面写了一个典故。

欧阳修就觉得奇怪，我这么大学问，怎么没有见过这个典故呢？考完了就问他，你这个典故的出处是什么啊？苏东坡说，我编的。欧阳修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不讲武德的，明明学生作弊胡来了，居然还加分了。

后来，苏轼苏辙两兄弟又参加了一个非常难的考试，叫“制科考试”。制科考试，非常难，整个北宋，通过考试的也就几十个人。

这次应举的人非常多，有三十三位，结果大宰相韩琦发话了，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谦虚，有二苏在此，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来竞争！其中一场考试原定在八月举行，但八月份苏辙不巧生了病，又是大宰相韩琦做主，把考期推迟了一个月，到九月再考。因为他觉得苏轼、苏辙只要有一个不能参加，朝廷举行这个考试就没什么意思。

当时这兄弟俩在开封就是这么个地位。几乎整个政坛和文坛，都毫不怀疑，这两个年轻人的才华太耀眼了，将来肯定是朝廷重要的后备干部。

连仁宗皇帝见了兄弟二人，也高兴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

你想，当时他们兄弟俩才20出头啊。想想也是骇人听闻，就我的阅读面，我还真想不起来，那个人被朝野上下那么看好。而且还是兄弟两人被同时看好。我甚至私下里觉得，当时满朝的君臣都憋着要留一段“兄弟宰相”的佳话的。

但是，很快，苏轼苏辙两兄弟就卷入了王安石变法的乱局里面。你算算，1056年，他们来到京城，1071年，他就因为反对新法被从开封撵出去了。中间不过15年。这15年间，还有6年多，苏轼苏辙兄弟俩还因为父母去世，回家守孝各三年，所以，他们享受这个“高开”的政治红利，还不到10年。

4.苏东坡面对怎样的人生绝境？

到了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陷入了乌台诗案。差点把命都丢了。后来，就是各种被贬谪，颠沛流离。

这里我要补充一个历史逻辑：王安石变法，不是一个简单的赞成不赞成变法措施的观点之争。这里面其实有非常隐秘的政治矛盾。

宋仁宗一辈子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儿子。一直在后宫努力，但是一直就是生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就从宗室中过继了这么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宋英宗赵曙。但是仁宗一直就不服，我再试试。试试也有效，居然还就生了儿子，那就把赵曙撵走了。结果这个儿子又夭折，只好把赵曙又叫回来。

你替这位英宗赵曙想想，这个过程有多难受？你是潜在的帝位继承人，但是如果没能当得了皇帝，那是可能要把命丢掉的。所以，非常的憋屈。

赵曙当皇帝时间不长，一共才4年。他的儿子宋神宗继位。神宗皇帝为什么要折腾王安石变法这件事？其实一个非常隐秘的动机，就是要为自己的爸爸拔份儿：我们虽然不是正根儿的仁宗的血脉，但是，我们做成了大事啊。

神宗一死，宋哲宗继位，这时候只有10岁，所以，是高太后垂帘听政，反对王安石变法。等到宋哲宗自己亲政的时候：我要恢复我爸爸的变法路线。

后期北宋，其实就是在这种：“我要给我爸长脸”和“你别给你爸丢脸”的矛盾中，陷入了变法话题的鬼打墙。所以你看，宋徽宗这个人在历史上被说得一无是处，但是有一点，他上台之后取得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四个字的年号不常见。意思是：我要不偏不向，你们别闹了，安生点行不行？这倒是一句切中时弊的话。

这么一分析，你就知道了，政局的演化，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人是不是有才能，他的观点是不是对，这些层面了。站队，变成了最大的政治。你也就明白了，苏东坡不再有机会。

苏东坡一生中的至暗时刻，是所谓的“乌台诗案”。乌台，就是御史台。汉代的御史台院里面中有大柏树，野乌鸦数千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案子过程很复杂，简单说就是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写了大量说新法不好的诗，被人告发了。

乌台诗案的处理非常的不宋朝。因为我们都知道宋朝非常礼待士大夫，当时苏东坡是湖州太守。史料说：“擒一太守如驱犬极。”几个公差用锁链就跟撵狗撵鸡一样就把苏轼给拎走了。

然后就是持续103天的逮捕和审讯。每天就是拍着桌子问他，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怎么写的。

整个这一段案卷全部留下来了，就这本书叫《乌台诗案》。这既是研究中国诉讼历史的一本极好的史料，也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一段史料。哪有一个作家那么有幸，有那么几个人103天拍着桌子问他，这段到底啥意思？没有哪个作家有这样的机会。只有苏东坡有这个机会，而且记忆力特别好，几十年前写的一句话问他，片言只语都不带错的。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所以，从乌台诗案出来，苏东坡就是死过一回的人了。然后就是一生的颠沛流离。贬黄州、贬惠州、贬海南岛。过程中，经常也有境遇变好的时候，但都是好景不长。

那样的政局就是一个绞肉机，苏东坡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

我在读《苏轼十讲》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感受到了这种绝望感。你想，他被贬到黄州的时候，多大？42岁。那年，宋神宗多大？31岁。大领导那么年轻，你又把他得罪得死死的，这辈子可就完了。

“东坡”这俩字怎么来的？就是他在黄州住的时候，东边一片山坡上，开了菜园子自己种菜，补贴一点家用，就这么来的。他已经沦落为社会的底层，而且是翻身无望。苏东坡当然没法预知，宋神宗38岁就驾崩，更没法知道后面政局的那么多变化了。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大领导不喜欢，就躺平，想开点，跳广场舞去行不行？苏轼连这个选项都没有。

举个例子，苏东坡被贬到惠州，刚开始是居无定所，然后他觉得，应该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吧？天高皇帝远的，自己应该就被人忘了，得了，把积蓄拿出来，造个房子，把家安在这里吧。这一年他快60岁了。

等他在白鹤峰这个地方，买了块地，把房子造好，再把家小从常州搬过来的时候，他已经60岁了。但是就在他要安居的时候，进一步贬谪他的命令又下来了，这一次是让他去海南岛。那个时候的海南岛，可不是今天的旅游胜地，实际上就是剥夺了苏东坡继续在文明区生活的可能性。

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朝廷下手会这么准呢？给你看一首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据说，朝中有人看了就不爽，你还春睡美？我让你换个地方睡吧。

我强调这个细节，不是说小人有多狠，而是想说，苏东坡没有意识到他处在一个大时代的转折点上。什么？印刷术带来的传播速度的陡然加快。就像我们今天有的人就没有意识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传播变化一样。动不动把自己的当下的状态贴出来，他无法想象大规模传播带来的效应。那是个人控制不了的。

其实，你站在朝廷那帮当权派的角度想想：如果让这些贬谪的人呆住了，他们就会串联，就会写诗，就会成为文化重镇，就会反过来对朝廷现在的施政产生压力，所以，就必须不断把他们打散。这当然是政治迫害，但是在当时的政局里，这也是肯定会发生的事。

现在你是不是有点能感受到苏东坡的那种绝望感了？高开低走，永无出头之日。

5.王安石对苏东坡有什么批评？

好，我们再来看苏东坡这一生的第二个BUG。

一个知识分子，有两个办法可以支撑自己的生命：要么有事业，要么有原则。

陶渊明一生的原则就是：我不跟你们混。“不为五斗米折腰”，我怎么穷都行，靠这种和当时社会的对抗情绪他守住了一个原则，这是生命意义很重要的来源。中国的士大夫从来都是讲：“不为良相，就为良医。”我当良相，能为天下苍生；如果不能呢，我就守住原则，我造福乡里，当一个医生也挺好。这两头，你要是一头都不靠，就很麻烦。

再对比下王安石，他这一辈子，又有事业，又有原则。事业，一直当到宰相，成为帝王的老师，成为一场大变革的主持人。原则，他有所谓的“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也是倔强得很。其实，中国古代士大夫，令后世敬仰的，通常这两方面都很突出，再比如王阳明和曾国藩。

回头再来看苏东坡，事业是没有什么指望了。那他有捍卫的原则吗？

好像有，比如反对新法。但是他又不全部反对。他反对的理由，往往是出于一种朴素的道德直觉。比如，这个老百姓真惨，哦，连欧阳修也反对啊，那我也反对。苏东坡留下来那么多诗文，你说他的思想是什么，这个真要把学者为难死，真是抽象不出来啊。

我也是看《苏轼十讲》这本书才意识到这一点的。

还记得我前面讲的苏轼苏辙两兄弟曾经考过一次宋代最难考的试吧？这种制科考试，有一个必要的门槛，就是你得提交五十篇论文。要有系统。要考察你的全面的才能和观点。

苏轼苏辙两兄弟关起门来搞了一年，才算把这五十篇文章凑齐。那洋洋洒洒，评论经书，评论人物，对当代的一些政务做建议，看着非常齐整。但是，每篇的主旨，都很乱，总结不出来。

一个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哀，你对世界到底有没有稳定的、一贯的看法嘛？孔子那么早的人，就能说，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但是苏东坡没有。我估计你让他自己总结，他也很茫然。

这不是我们后世对他的污蔑啊，当时的人就是这么看的。

“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将试尔从政之才。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

这话谁说的？王安石，对苏轼五十篇论文的批语。你学问很好，但是没有“要”。“要”是什么意思？你看那个字形，就是双手叉腰的样子，就是主干，要点，关键。

这是朝廷正式的文件，王安石说得比较客气。换到私下的场合，王安石说得就更直白。有一次，王安石问吕公著（吕夷简的儿子），说你看过苏轼那几十篇文章了吗？吕公著说，看过啊，不错啊。王安石说，啥呀。

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

什么叫“战国文章”？就是谁爱听什么就说什么，看着振振有词，但是没有核心主张。

我这不是黑苏轼。换到当代人的处境里，你就知道，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现代社会，环境变化那么快，一个人如果形成了不可撼动的看世界的原则，这其实很可怕。有一个词，叫“功能性文盲”，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文盲，甚至阅读面还挺大，但是看什么都是印证自己原来的观点的，这叫认知僵化。

作为艺术家，就更是如此了。昨天启发俱乐部我请来的王潮歌导演，我就亲眼见她和助理对一个眼神，诡秘一笑说：“我们是不是又耍流氓了？”什么意思？就是重复了原来的自己，在艺术家看来就是耍流氓。

我自己也是一样。岁数越大，越不敢张口闭口说，“我认为”这三个字。更愿意说，我今天受到了一个启发。甚至我还渴望自己的观点发生变化，通过这种变化，我才能确认自己还在不断生长。

回到苏东坡，他没有所谓的一以贯之的观点，这不是太正常了吗。

好，刚才我们捋出了苏东坡人生中的两个BUG：高开低走的事业线，一片模糊的价值观。这不是为了做翻案文章，黑苏东坡。我是意识到他的这两个BUG之后，才突然明白了苏东坡对我们的价值。

6.苏东坡人生的两大密码

“事业线高开低走，价值观一片模糊”，这哪里说的是苏东坡，说的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内心状态啊。

这两天有一个调查报告，说超过一半的大学生，认为自己10年内会年薪百万。当然会有，但是其中大部分，也注定会成为高开低走的苏东坡。

尤其是像我这个人到中年的人，年轻的时候“改变人类，贡献世界”，有多少人越走越出溜，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国庆节不加班。

我们生孩子也是这样，刚生出来的时候，我得好好培养，得是个什么样的天才。到了初中的时候，这个星期老师不叫家长就不错了。

高开低走，让人意义感的丧失和导致我们人生的这种沮丧，是伴随我们这一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中国古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那样，我越老越牛，越老知识越多、社会地位越高，现在是越老越出溜，和苏东坡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还有一件雪上加霜的事情，就是我们又生活在一个价值观不太稳定的时代。

传统社会往往都有一个大叙事，大意义在，我上有父母，下有儿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我要一个城市户口，我要买个房，等等，都能支撑一个人往前走很远。就拿我来说，我94年到北京，站在朝阳门桥上，看到万家灯火，想：这个城市我没有立锥之地，到2004年买上了房，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有了根，这个意义支撑了我10年。

而未来，中国去年刚刚迈入人均1万美元GDP的门槛，我们这代人顺利的话，会进入一个分头寻找意义的时代。明摆着的、所有人都认同的意义系统，会变得相对少。

对于一个人到中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警惕的事：越往人生深处走，意义系统崩掉的危险就越大。

这不只是中年人的烦恼。更深一步地说，这是每个人的问题。

最近有一个搞大学生调查的朋友告诉我，他非常震惊的一个时刻，他去一个二本大学问同学，你将来想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啊？那个学生回答：“不要跟我讲这些虚无缥缈的事。”什么？找个什么工作，这个事虚无缥缈吗？我们70后这一代，确实不理解。

那这是年轻人不努力吗？不是。这是时代的问题。

诗人艾略特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一句话：“系统如此完美，以至于没有人需要努力成为更好的人。”

想想我们今天的系统吧。你想有任何美好的生活，旁边都会站出来一堆人说，只要你付钱，我可以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想吃好的，有外卖，不用自己做的。想有美好居所，有豪宅，不用自己做的。想田园生活，看看李子柒的视频，差不多过过瘾得了。想诗和远方，有马尔代夫和郊区民宿。想幻想，带上VR眼镜。想热血对战，王者荣耀和和平精英，请挑一款？

你看，不是年轻人没出息，是生活在一个“美德外包”的时代。外包了，就没有努力了，没有努力了，就没有意义了。

就连爱情这种事，现在也有那么多相亲服务。不是有句话吗？说相亲服务市场非常诡异：“一帮谁都搞不定的男人要去和谁都搞不定的女人见面。”外包有了，但是努力变得很尴尬。

所以，意义系统的崩溃，是我们这一代人整体都面对的风险。

这就是读书的好处了。让我们回到苏东坡。

苏东坡的一生就像一面镜子，为我们演示了意义崩溃风险极大的一生。还记得我们刚才讲的他人生的两大BUG吗？事业线高开低走，价值观一片模糊。那苏东坡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我读这本书，其实最大的震撼是，我突然看到了苏东坡人生的两个大密码。

过去我们总讲他旷达的那一面，其实，苏东坡身上有一种罕见的深情。

还记得那首《江城子》吗？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我自己还非常喜欢蒲松龄一首悼亡诗：“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扣无一应，泪下如流泉。”有这样的深情的人，人生意义不会崩的。

你去看苏轼的一生，说他没有原则，其实他的注意力都放到了眼前人和身边事上。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

说我这个老人家也是不自觉，在路边上掐了一朵花戴在头上，我倒无所谓了，但是花我觉得会有点害羞。我就这么走，我还喝酒，喝醉了以后有人扶着我。路上有人看见我笑，说苏东坡喝醉了，头上还戴着花。结果呢，往前面十里路上的人家，都把珠帘给卷起来了，跑出来看我的洋相。

这么一首诗，哇，好一幅人间美景。一个老头，他心灵的那种细腻，那种感应能力。那朵花能感应得到，花的心情他也能感应得到，自己的醉态看在别人眼里，别人的感受他也感应得到，甚至是十里外的人的那个反应，他也感应得到，这是苏东坡。苏东坡和人、和本地、和附近联系并融为一体的能力是惊人的，他到哪儿都能这样。

你看，这就是苏轼诗词的总视角。我在这里，我在人间，我从对近处的关怀出发，一路往前走，然后一路看到所有的人。

苏东坡有一次在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到一处，就融合在那里。苏东坡在海南岛，住在土房子里，和当地的黎族人处得好着呢。写诗，那些当地人看不懂，那就做饭啊、打井啊、治病啊、讲学啊。他说：“他年谁做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海南在有苏东坡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进士。苏东坡去了之后，海南岛在有宋一代出了12个进士。第一个进士就是苏东坡在当地教的学生。真教啊，真为当地人好啊。

中国古代有这么一种贬谪文化。贬谪文化最璀璨的地方不是你写几首歪诗，怎么又欺负我了，不是。贬谪文化最灿烂的地方是一个人到了那样一个穷乡僻壤，把那个地方点亮。韩愈和潮州的关系，柳宗元和柳州的关系，全是这样。苏东坡和海南的关系也是这样。因为有了苏东坡走的这一趟，这个地方就被点化了。

他离开海南之后，有人问他，海南怎么样啊？他说：“风土极善，人情不恶。”扪心自问，一个俄国知识分子，被流放西伯利亚之后，好不容易回到莫斯科，他说得出来这句话吗？

我们一般人在寻找意义的时候，往往都是目标高远。看不起自己眼下待的地方。但是你发现，苏东坡不一样，他有一种到哪里，就和哪里融合，用“鼠目寸光”的精神寻找意义的能力。他有一首人生最后阶段的诗，几乎就是绝笔诗吧：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过去，我就读过这首诗，把它看成了一个牢骚。但是这次再读，意义完全不一样。身边的人，近处的人，是我们安顿心灵和意义的最好的载体。

“静如处子的苏辙表现出他动如脱兔的一面，此年二月朝廷将他移置永州（今属湖南），他马上动身北上，四月又移置岳州（今湖南岳阳），他接到命令时已经身在虔州（今江西赣州），到十一月，更许他任便居住，于是他在年底之前便到达京城附近的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其行动如此迅速，当然是要寻机归朝。相比之下，苏轼却没有那么急迫，二月份诏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四月份又移永州居住，而他六月份才离开海南岛。十一月朝廷许其任便居住，他接到命令时尚在广东境内的英州（今广东英德），直到此年的年底，他还没有越过南岭。兄弟二人北归的迟速不同，也许反映出他们对于政治局势的不同判断，或者对于重新卷入党争的不同态度。”

你看，兄弟二人，处境几乎一模一样，但是谁真正在生活呢？

人类学家项飚说过一句话，“意义必须在自己和他人的相处中浮现出来。”

人的意义生命，不是像我们这代人想的是一些远的东西，不是诗和远方，而是近处的人呐。

这句话用古诗词来翻译，怎么翻？晏殊的那句词挺合适：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当然，如果我们这么看苏东坡，还是把苏东坡看小了。如果只能随遇而安，那可能就有人说，他是一个犬儒。其实不是，苏东坡的世界里，没有所谓事业的北极星，也没有确定不移的价值观。但是他有一个东西，就是超越意识。

这个超越，是非常有哲学意识的超越。

你看苏轼的词，经常有“大江东去”、“一樽还酹江月”、“明月几时有”之类的词，这些意象，其实就是两个字：不朽。

朱刚教授称苏东坡为“中国人的灵魂工程师”。我觉得他是一个编码者，苏东坡把大自然的那些不朽的物象编织到了中国文化的语码之中。

我们这些中华文化的后辈要感谢从陶渊明到苏东坡这些人的，就是这件事：他们通过自己的诗文，把那些永恒的物象，和我们这么短促的生命，这么瞬间的感受连接起来。

我曾经开玩笑说，感谢陶渊明，要不是他写出了“采菊东篱下”，现在菊花这个词，还有法儿正视吗？

给你看一首诗：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首诗，名气不大，但是对苏轼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那个场景很重要。这是他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里渡海北归的时候，在船上写的。

如果是我，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能够回大陆了，我的心情应该是怎样的呢？应该狂喜吧？“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可能这样的。

但是苏东坡一生，你都看不到这样的狂喜，情绪都有点淡，为什么？坐标不一样。

我们来想像一下，将近1000年前的一个夜晚，63岁的苏东坡乘一艘船，度过黑压压的琼州海峡，身后是自己的贬谪之地，前面是故乡。

但是你看他眼里的看到的呢？是天上的星斗，是云，是月，是天容海色，是鲁叟孔子，是轩辕皇帝。你说有啥意思吗？没有啥意思。就是在这么大的尺度和坐标下，乐一会得了，无论是欢喜，还是悲伤，都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他也不恨。拉大人生的坐标尺度，悲喜就自如了。

理想如月，不是用来触摸的，它让航海者借其光而航行。

在苏东坡的世界里，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明月何时有？”“一樽还酹江月”，等等。其实，在我们中华文化里，月还有一个非常玄妙的意思。

天上的那个月亮，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反正它在那里，亘古不变。

够不着吗？不啊。看天下，哪一条江河，哪一口古井，哪一只酒杯不能映照到那一轮月亮啊？我们有忧愁、有欢喜、一抬头都能寄托在它那里啊。

月亮是一种隐喻：超越的、恒常的事物，和一切日常的、个性的情境，彼此缠绕，难分彼此。一刻就是永恒。

不信，请看《赤壁赋》：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如果你也正遇到这种意义缺失的困扰。苏东坡，其实就用他自己的生命行迹，开了这么两味药：

一方面，我看到那些永恒的东西，比如月亮，让它映照在我这个短暂的生命里。一方面，我和我的附近融为一体。这远的，比我以为远的，什么人生理想、什么百万年薪，还要远。这近的，比升职加薪、人前显贵，还要近。

苏东坡用调校焦距的方式，为每一个中国人找到了人生意义的坐标。

说到这儿，真的要为中华文明说几句话。中华文明不是我们的老祖先写了一些诗、词留在地下，然后国家拨一笔经费去考古，几个老先生捋着自己的长髥，一点一点去研究，跟我们没有关系，不是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巨大的意义系统。

以苏轼为代表，中华文明就是干了这么一件事，把那种远距离的、客观的、永恒的、壮阔的，远远超越于我们生命的物象，用诗、用词、用文、用圣人之言，用我们心中会凛然的那些话，编织进我们的意义系统。我们中国人看月亮跟一个美国人看月亮当然不一样。我们每到中秋的时候会思乡，我们思乡的方式是吃一个月饼就能缓解的，美国人享受不了这个。这个东西是几千年积累出来的，编织出来的，在特定的物候，特定的所在，特定的情境，特定的心绪下，我们中国人都有解决方案。

当然中国人还按着另外一个方向往前走得很深，我们太知道人和人怎么相处。我们有各种各样处理近的关系的原则、智慧和技巧。儒家那么多年搞的就是这个，人和人应该怎么相处？怎么当爹的有个当爹的样子，当儿子的有个当儿子的样子？儒家的这种探索，包括苏东坡这样的探索，一近一远，构成了中国文化。

所以，身为一个中国人，我真是觉得挺好的。谁也不保证我们存在股市上的钱明天不跌，我们所在的公司老板明天不跑路，这都保证不了，但是有一件东西我们是保证得了，就是任何困境和困顿，我们的老祖先都通过文字，通过这种物象之网的编织，给我们构建了意义的解决方案。所以，回看传统文化，它不仅仅是任何人的号召，他是我们这代人，我们中国人真正的财富。

顺便宣布一件事情，今天得到APP的中国传统文化频道正式上线。我们会在知识服务上做更多更好的产品，我们只是拿这个频道向我们的用户表达这么一个主张。

传统文化给我们的价值，不是几首诗词，几句格言，而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连缀进几千年打磨的物象网络中，有近的，也有远的。

最后，总结今天我讲的苏东坡：海底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