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父亲病重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就像树林里的一棵树，以前总觉得前面有树为自己扛着，而就在今天你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最高的树，要为老树遮雨，要为小树挡风，要自己挺直了腰杆迎接霹雳。
那一年，我的孩子还没上幼儿园。母亲打电话说父亲病了，尿里有血。县医院检查不出来，市里检查的结果说好像是肾肿瘤。听到消息我脑子里嗡嗡乱响，对母亲说那就有病看病。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肿瘤和癌症的关系。
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带父亲去省城复查。在那一天里我真正察觉到了父亲的衰老。在这之前，父亲是天是山是伟岸的大树，而那天，他紧紧的跟着我，公交车不敢上，马路不敢过，甚至不敢和医生说话。
在医院，医生说要做个全身CT。做CT的人太多了，我们的检查排到了后天。看病过程中父亲时不时看我的表情，希望从我的表情中去解读他的病情。来省城之前母亲告诉我，父亲的精神压力很大。就在前年，53岁的大伯患胃癌走了，而今年父亲正好也是53岁。
第二天，考虑到父亲好不容易来次省城，我带他去公园转转。父亲一直沉默不语，心情沉重。要不是他孙子告诉他公园里有个动物园一定要爷爷去看看，他有可能不去。人在生病的时候会联想很多，他可能胡乱猜想到他的病已无法医治所以我们带他去旅游。孩子说爷爷领着他去公园里的庙里烧了香，孩子说他看见爷爷在没有声音的哭，在悄悄的抺眼泪。
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结论和市医院的诊断结果一致：左肾肿瘤（中晚期）。医生说要做切除手术，手术后根据病检情况再做诊断。刚好这个医生作为专家支援老家所在市的医院，他说就手术而言省城和市里并没有区别，关键是看哪边照顾起来方便。
听说可以手术，父亲的心情似乎好了很多。他说没事，人吃五谷生百病，生病生病，有生命就会有病痛。在父亲看来，可以手术就是病还有得治。大伯当年在省城复查后医生说没有办法了，直接接回村里渡过了最后的几个月。
我们选择了回市里手术，虽然老家距市里还有60公里，但毕竟比五百公里之遥的省城要近很多。不到三十岁的我很少进医院。总听别人说医院有很多的潜规则，尤其是做手术，麻醉和主刀甚至护士长都要打点。但我没机会认识他们。麻醉师和主刀医生都是从省城下去的，五天时间手术安排得很满。手术前我去签字时见到了主刀大夫，他说：“小伙子别怕，你爸五十来岁，身体正值壮年，术后应该恢复得很快。”那一刻，我觉得我应该相信他，我感觉到了一种来自于职业的力量。
手术前，能感觉到父亲有些害怕，我也是。我强作镇定在一大摞的材料上签字。推父亲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我看见了父亲眼角滚出的泪水。人在医院里是最无助的，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后来我妹妹说，正是父亲生病的那段时间，当时上高二的她坚定要当医生的决心。
手术室外的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像是把整个沙漠装进了一个沙漏。守在手术室外的我处在一种似睡非醒的状态。这个下午，我从记事起开始回忆，一直想到了眼下快而立之年的我，往事被浓缩的很稠很稠。我让母亲回病床上等着，我不能与她直视，母子的眼睛只要一碰面，就会泪流不止。
大约过了四个小时，护士叫我去侧面的窗口。她端出一只托盘，里面有一大块黑红色的东西。她告诉我父亲的左肾己经切除，并用镊子指着一大块的囊肿组织，告诉我那就是肾上的病灶，回头要切片送去病检。说实话，我没敢仔细去看，当时脑子里反复出现的就一个念头：天啊，切了这么一大块，老爹遭罪了呀。
又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插着各种管子的父亲被推了出来。医生说麻药还没有过，估计到晚上12点左右会醒。我还沉浸在刚才的情绪里，我问医生：“我父亲醒了后疼不疼？”医生说会有一点，如果明天早上病人觉得疼，可以加止疼泵缓解一下。
晚上，我趴在床头，继续似睡非醒的胡思乱想。12点的时候，我感觉父亲醒了，我凑过去喊了一声爹，他睁开了眼，又缓缓的闭上了，嘴唇微微动了动。母亲说做了手术的人嘴干，要用棉签蘸水给抹一抺。我刚给他抹了一遍，我听到了父亲发出的微弱的声音，我凑过去一听，他说的是：睡吧，你也睡吧！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被一声短咳惊醒，咳嗽的是父亲。每咳一声，豆大的汗珠就顺着额头滚落。我知道手术后伤口会很疼，尤其是咳嗽的撕扯会加剧这种疼痛。大夫还没有上班，我找了值班护士，她给父亲加上了止疼泵。但父亲还是时不时的咳嗽，每一声咳嗽就像一把重锤敲在我的心尖上。
终于等到大夫上班了，他说病人的情况整体还可以。我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咳嗽的问题。医生让护士搬来了雾化设备，让早中晚各吸一次雾化。中午做完雾化治疗后父亲咳嗽的次数反而增加了，每次咳嗽后脸色惨白。面对母亲关切的问询，父亲显得很是烦躁。
我又去找医生，医生说能用的都用上了。“那我老爹为什么会咳嗽？”我有点急了。见我有点激动，旁边的医生把我拉到一边，说小伙子，冷静点。他悄悄对我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外面的药店买一些止咳糖浆之类的止咳药，配上甘草片试试。医院对术后用药有严格的规定，只是我个人的建议，不一定管用，试试吧。”
我按这位医生的建议买问了药，为避免给医生添不必要的麻烦，等医生们下午都下班了才拿给父亲服用。被疼痛折腾一天的义亲极其的虚弱。我暗暗的祈祷，希望这药能起作用，只要不咳嗽，父亲的刀口应该就没那么疼了。
第二天早上，姑妈从县上赶过来看父亲，妹妹见哥哥病成这个样子，哭的很是伤心。父亲看到姑妈这样，猛然间咳嗽了几声，大颗大颗的泪珠混着脸上的汗珠滚落了下来。这是生平第一次父亲当着我的面哭。我突然间破防，跑到了楼道里失声大哭……
或许是药物起了作用，也或许是祈祷起了作用，到了下午父亲基本上不咳嗽了，他说虽然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但没有了咳嗽时的牵扯，人感觉好多了。一周后，尿管、引流管等各种管子都拔了之后，父亲的面色开始红润了起来。有亲朋好友来看他，他说好像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又回来了。
病检结果也出来了：不排除远端转移的可能性。此刻的我拿着病检报告单，才感觉父亲的病和癌症有着某种关联。我开始查资料，才知道手术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下面将面临放疗、化疗等一系列问题。
我打电话给暂时在北京工作的哥哥，让他了解有没有先进一点的抗肿瘤药物。一个月后，他说有一种干扰素，是肾肿瘤的耙向治疗药物，一针500元，每天一针，一星期为一个疗程，每个疗程间间隔三天。他一次性买了三个疗程。
那种针剂需低温贮存。他把针剂塞进装有冰块的保温瓶中，再放进放满冰袋的保鲜箱里，他在北京机场用航空特运寄到省城。我在省城机场自提后，换上冰块连夜送到老家。到老家后放在家里的冰箱里，每天请门口诊所的护士帮忙注射。
现在想来作为儿女的我们是多么的大意。父亲注射干扰素时我们都不在身边，不识字的母亲说针剂上标的都英文，除了北京的药店，没有人能说得清父亲注射的到底是什么药物。
刚开始的一周，母亲说父亲的状态还好，只是饭量有所减退。看到好多做放疗的人会掉头发，我们觉得化疗也会。但是父亲自始至终没有掉头发。
但是到了第二个疗程，母亲打电话说这个药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父亲一会儿发烧，又一会儿又发冷，浑身都不自在。虽然他不说，但我知道父亲一定跟难受，他刚强了一辈子也沉默了一辈子，一般的不舒服他是连母亲都不会告诉的。
到第三个疗程的时候，我有些迟疑了。到底是坚持还是选择放弃？最后是父亲打来了电话，他说寄来的药我会坚持打完，但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寄了。他说有些事是天定的，人定不了，就像地里的庄稼，让长的时候会长，该黄的时候会黄。我给哥打了电话，兄弟两个沉默了许久……哥说，那就按爹的意思办吧。
停止注射干扰素后，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半年之后好多的农活都可以干了。在父亲看来，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手术后父亲戒了抽了三十多年的烟。但半年后我春节回家发现他站在雪地里抽烟，我怕他冻坏了，走出去说：“爹，回屋抽吧。”父亲没有别的爱好，怕他着急，家里人默许了他的复吸。我知道，戒烟需要强大的内躯力，迫于外部的约束是戒不掉的。
父亲的这次生病，让我对生活有了更深更痛和更新的认识。翻过年的春节，尽管我的假期很短，尽管春节三亚的宾馆很贵，我坚持带父母和孩子去了三亚。他们没有做过飞机也没有见过大海，我不想将来有一天给自己留遗憾。我以前去庙里很少烧香，我总觉得求佛不如求己。陪父亲闯过这一关后，路过寺庙时我会为父母祈福，希望他们无病无灾。
父亲60岁时，对母亲说有机会他想去一趟西藏。他不喜欢旅游，好多次团队旅游都是母亲一人去。父亲想去西藏一定有他的理由。就在那个夏天，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四位老人，坐着火车翻过唐古拉山去了拉萨，我们翻过了海拔4700多米的色季拉山口到了林芝。父亲没有一点高原反应。正值雪顿节，我们参加活动获赠了一箱啤酒，孩子太小我抱着，父亲硬是把那箱酒扛回了宾馆。
那次回来后不久，例行体检时大夫说父亲的血压有点高。父亲平时抽烟但滴酒不沾，血压高点我们也没有太过重视。2018年夏末的一天，母亲打电话说父胃疼了好几天，头发晕，身体虚弱得连路都走不动了。
接完电话我觉得不对：父亲一直胃不好，他自己常去药店买胃药，但胃疼不至于头晕。我问了县医院检查的情况，胃镜做了B超也做了，看不出啥问题。我爱人说：“咱爸血压高，心电图做了没有？”我连忙给母打电话，要他做个24小时心电图。
第二天一打早，母亲打电话说父亲的病是心梗。我心里立刻起了火泡，连忙坐高铁赶了回去，见到父亲时我吓了一跳：父亲坐在轮椅上，面无血色头发凌乱。不是说胃疼吗？怎么会这样？
我跑进了医生办公室，医生说可以确定是心肌梗塞，需转院治疗。但情况危急，病人不能剧烈活动，也不能长途劳累，否则有可能随时发病。医生让我选择转院方案。他说如果用救护车的话费用较高，由于跨地区，可能还会在中途换乘。
我一时有些犹豫。我问了省城的朋友，他说心梗宜快速治疗，时间最是宝贵，他可以帮我联系省城医院的医生。从老家到省城，做高铁站前站后周转会比较麻烦。去年省城到老家的高速公路已全线贯通，开车去更方便也更快捷。
我决定开车送父亲去省城医院。刚好我爱人的姐夫在老家，他的越野车大一些。为安全起见，我爱人还联系了她在县城做护士的学生，让她带上应急救护设备一路陪同我们去省城。准备停当，我们火速上路。
一上高速，父亲就睡着了。母亲说：“你爹昨晚没睡好。邻床住着一位老太太，他儿子晚上12点来陪床，来的时候就喝醉了，说话声音很大。好不容易睡下了，呼噜又打得山响。我后来到走廊里的凳子上睡了一会。你爹估计一晚上都没睡。”
“这也就算了，”母亲接着说：“今天一打早，两位护士急急忙忙推着轮椅走进病房，说诊断结果出来了，你爹得的是心梗，不让他乱动。小心翼翼地把他扶到轮椅上，身上插上了各种电线，把我吓坏了。”
母亲一边说，一边看着身旁的父亲，父亲睡得很沉。昨晚的折腾加上今早的惊吓，已经让父亲精疲力尽。母亲缓了一会儿说：“大前天跟他散步时我就感觉不对。我们走到人行地道里，他差点走不出地道了，他说是胃疼，我当时就纳闷，早饭只喝了一点稀饭咋会胃疼？就算胃疼，哪能一下子疼得捂着胸口直不起腰？”
一路上随行的小张护士给父亲量了两次血压，一切都很正常。晚上7点我们到达了省人民医院。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小张护士第二天还要上班，她急忙打车去了火车站。
省医院的护士没有县医院的护士那么慌乱。她问了一下病情，说目前没床位，监护室也满员，暂时就在楼道里加个床，带上24小时的心脏监控，等明天大夫上班了再说。我说不是说心梗一定要赶时间吗？护士说：“那是在发病的时候，现在病人病情稳定，如果要介入治疗的话，也需要先完成术前的检查与准备。”
我让那位姐夫送母亲回家了，我租了个简易床在走廊里陪父亲。我给父亲买了一笼包子，一杯豆浆，他很快吃完了。或许是在车上休息好了，他看上去好多了。他问医生怎么说，我说问题不大，可能要做手术。一听可以做手术，父亲踏实了很多。他自言自语的安慰我，说能做手术应该问题不大，再大的手术，应该也没有十二年前的那场手术大。
第二天父亲从走廊转到了病房。医生说父亲是冠心病，如果发作时可即时进行介入治疗。考虑到有肿瘤病史，且是单肾，目前的情况要先做术前检查和身体状况评估，可以的话进行造影检查，根据检查结果看是否实施介入治疗，比如说安装心脏支架。
第三天在河南工作的哥哥赶了过来。来之前我说忙的话就不来了，血管造影术是一个极小的手术。他说关于心脏的，都是大事。这次手术前的签字是大哥签的。兄弟还是多几个的好，这种时刻的分担相当给力。
手术安排在晚上，给父亲换上手术服后，我们推他进了手术室旁边的麻醉室。进去后我发现那里有点冷，我飞一样的赶回病房拿了我的大衣给父亲披上。过了十几分钟，有病人进去麻醉室的门开了，我远远的看见父亲披着大衣盘腿坐在长凳上。他也看见我们兄弟两个，笑着向我们挥手，嘴里轻微的说着：“没事，没事”。
造影手术的导管入口是在大腿内侧，医生说那里的动脉离心脏最近。术中有护士叫我们两兄弟进去，医生指着大屏幕说：“你们看，病人这三处的动脉只有头发丝这么细，需要植入心脏支架。”我们看到，同一个动脉，在某一个位置突然变得很细，像灯泡里的钨丝，熔断后搭连着。
“到底是植入两个还是三个，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你们有没有异议？”医生接着说。我们兄弟俩对视了一下，异口同声的说：“听医生的。”“那用进口的还是国产？”“哪个好就用哪个，”大哥说。
接着我们在影像中看到，一根导丝顶着一个小金属球在血管里缓缓行进，到了血管最细的、像灯丝一样的搭连处，医生来回调整金属小球的位置。突然间小球迅速的张开转眼不见了，细如游丝的结合处的细血管迅速变粗，就像灯泡里的灯丝突然发亮。狭窄处消失了，血管前后变得一样粗细，有力且有节奏的跳动着。在监控室我看不到父亲的表情，我感觉父亲猛然间会感觉胸部疼痛的减轻，甚至会有一丝畅快。
紧接着，第二个小球也打开了。整个冠状动脉处的血管紧张而有力的跳动着。观察了一会，医生说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放两个支架就可以了。这两处疏通了之后，另外一处狭窄的地方也舒张开了。
半小时，父亲坐着轮椅被护士推出了手术室。他的表情非常平静，甚至还带着笑意。他说这次手术只是局部的麻醉，整个手术中他的意识非常的清醒。他说这个手术和十二年前的那场手术比起来，就好像做了个检查打了个针输了个液一样。由于没有尿管和导流管，他甚至不让我们哥俩陪床。后来在哥哥的一再坚持下，他留下来陪床我回家休息。
第二天我外出办了点事，这些天在医院，工作落下了很多。下午三点左右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大夫查房却找不见病人。我给老爹打电话，他说他就在我办公室。我说在那等着，一会儿送你去医院。
我到办公室的时候，母亲、父亲和哥哥在里面有说有笑的喝茶。母亲告诉我，父亲坚持要出来走走，从省医院走到了这里。我的个天，十多公里路哪。看到父亲的精气神，我心里很高兴，但嘴上还是数落父亲：“害的人家医生满医院在找，刚好一点，不能一下子走这么远的路。”
送父亲到医院，医生是真的火了：“谁让你们出去的？刚做完支架造影手术，血管里可能还有移动的血栓，你们这是在拿生命看玩笑。”我和哥哥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倒是父亲平静坦然，为我们解围：“适当的活动一下，应该也有助于恢复。”医生听后只是说了一句：“下不为例！”
出院的时候，医生把我们哥俩都叫到了办公室。非常郑重的对我们讲：“你们的父亲只有一个肾，又有高血压，现在又因心梗放了两个支架，你们要高度重视。记住：①从现在开始，他吃药要比吃饭还要重要！饭可以不吃，药必须服用！降压药要按时保量吃，抗血栓防凝血的药一顿都不能落下……②严禁抽烟喝酒。戒不了也要戒，不要抱侥幸心理。③饮食清淡，按时作息。………④保持心情愉悦。……”我怕我记不住那么多药的种类和服法，也为让父亲知道，征得医生同意我录了音。
其他的都好办，这次父亲真的能把烟戒了吗？我没底。送父亲去火车站的时候，我弱弱的说了一句：“医生说烟再不能抽了。”父亲没有接我的话。过了几天我给母亲打电话，让她给父亲带个话，如果他能把烟戒了，我也戒。我从中专毕业开始抽烟，烟龄虽赶不上父亲，但也有二十多年了。给母亲打完电话，我就把烟戒了，至今已快六年。令人欣慰的是，自那次手术后，父亲再也没有抽过一根烟。
从那以后，但凡有亲戚生病，父亲都是鼓励他们积极就医。他说生活在一个好时代，医学很发达，要面对病痛，就像六零年面对饥荒一样，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口罩三年，我们很担心父亲。他说没事的，那么大的手术我都经历了，小小的病毒伤不了我。他每天爱走路，有时出去打打扑克。相对于大城市，他更愿意住在小县城。出门就能碰到亲戚，说话沟通无障碍，打牌娱乐都不误。
过了70岁，父亲的身体我感觉又出现了问题。刚开始的表现，是他不能走的太快，他说他走不动。过了一年，他走快了就会喘得很厉害。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说是慢阻肺，还有肺气肿，还有心肺病，考虑到老人的情况，这种慢性病只能保守治疗。
为什么会这样？父亲年轻时抽烟可能是诱因之一，但也不至于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我查了资料，说劳动时吸入过量的烟尘，会造成肺功能的极大损伤。我觉得我找到了答案：父亲包产到户后一直经营着两个石灰窑，烧窑虽然在雇别人，但修烟囱、出石灰的活没少干。石灰窑上的粉尘和烟尘，父亲肯定吸了不少。只上过小学三年级的父亲，肯定不知道烟尘对健康的损害，但他既便是知道也只能干下去，先是我上中专，接着哥哥上大学，随后妹妹上医学院，我们的学费，都是父亲一分一分从石灰窖里刨出来的呀。那个年月，找个赚钱的营生很不容易。
去年冬天，我带父亲到省城复查，医生说最好住院，这样能够查得详细一些。刚开始父亲拒绝了，他说儿子，我们这个岁数，已经是破车子烂轮胎了，走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在我爱人的一再坚持下，父亲住院做了心脏支架的复查，一切都好，只是在冠状动脉上又做了一个支架。我开玩笑的说，就算是车子破了，也只能边修边用，不修咱行。
截止今日，父亲的状况不是很好。他稍微走快些就喘得历害，到了晚上小腿还有些水肿。关键是父亲一着凉，在没什么外在症状的情况下会出现白肺，输液消炎治疗后会有所缓解。但到了季节转换的时候，上述情况复发的频率很高。
前天母亲打电话说父亲睡了一天，在外地的我催促着去检查，检查结果说大半个肺都泡在水里，严重的肺积水。我写此文的时候，父亲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和哥哥，还有当医生的妹妹正在全力以赴，我相信我们能找到好的办法缓解父亲的病痛，父亲会好起来的。
写到这里，我想起春节时和父亲的一次聊天。说了很多过去的事，不知怎的聊起了疾病。他说儿子，我五十三岁时切了一个肾，你们不说我也知道，肿瘤就是癌，我过了一关；六十五岁时心梗，村里曾经有那么多人因为这个病，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我能活过现在，这二十年都是赚来的。生病和其他的事一样，该来的时候就会来，来了咱们也不怕，慢慢和他相处，真心和他交朋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细细的琢磨父亲的话，是啊，尽管我们憎恨病痛，但他却不以我们的喜好而存在着。我今天五十岁不到，小的头疼脑热就不说了，四十岁后已接连有带状疱疹、牙周炎、痔疮等疾病陆续光临。不可否认，病痛，真的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正确的了解病痛，加强我们身体的机能，学会和病痛相处，乐观的面对病痛。我不歌颂病痛，但病痛会让所有的人变得更加坚强，也让生命变得更有宽度、更具深度和富有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