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不涉及展现实力的工作，对男性而言都是毫无价值的。

那些掠夺性的职业是有价值的、高尚的。

而其他不包含掠夺元素的职业，尤其是隐含从属附庸的职业，是无价值、低贱且可耻的。

光荣，似乎只有一个意义，即展现超群的力量。光荣的，就是令人敬畏的、有价值的、占优势的。

所谓光荣的行为归根结底只是公认的成功侵略的行动，实力的真实证据。侵略意味着与他人搏斗，最光荣的行动就是展现实力。

人们习惯于把一切展现力量的行为解释为个性或坚毅，这一古老朴素的习惯大大加剧了对实力的传统颂扬。所谓尊号，就通常带有这种不成熟荣誉感的烙印。人们称呼传奇人物与神明所使用的尊号与头衔，往往将对压倒一切的力量的偏好归功于供奉的对象。

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趋于不断地把当前的金钱标准作为寻求财富的进一步增长的出发点；而这又将带来一个新的满足标准。人们会将自己与旁人作比较，形成新的金钱分级。

积累物品的目的是要在金钱力量方面优于社群其他成员。只要在这种比较中明显占下风，正常的普通人就会惶惶不可终日。当他达到所在阶级中的正常金钱标准之后，便不再惶惶然，而开始不知疲倦的继续努力，以求拉开与自己阶级的金钱差距。

这种不公平比较是永无止境的，进行这一比较的人永远不会得到满足。在争取金钱荣誉的斗争中，他永远希望达到比对手更高的地位。

拼尽全力在金钱成就上超越别人，通过攀比获得相对成就。这成为人们的常规目标。这种金钱竞赛的直接影响是使人们变得勤俭节约。它适用于通过生产劳动获取物品的下层阶级，尤其是定居社群中的劳动阶级。

金钱攀比是他们唯一可以参与的竞赛，那些只能在生产效率和吝啬节俭方面获取金钱的人们，靠着加倍地高效和节俭，获得一定程度上地金钱方面的名声。

对于那些在我们习惯常识中与粗俗服务相联系的职业，我们清晰地感觉到它们不洁。略有品味的人都会感觉到，像仆人一样履行的指责不可避免地让人嫌弃，对粗俗的环境、简陋的生活条件和廉价的生产职业，人们全无好感，避之不及。

通过劳动获取金钱，对自视甚高但没啥本事的人毫无帮助。他们或沦为乞丐，或一贫如洗。

在炫耀性有闲的规则下，出现了一批虚假有闲阶级。他们穷困落魄，就算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也不肯屈尊从事低贱的工作。情感细腻脆弱，长期习惯于文雅举止的人，对体力劳动的羞耻感会非常强烈，在关键时刻甚至能丧失本能。

一个有闲青年，他的任务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主人的生活，只要他不是正统有闲阶级，他就只是个行使代理有闲义务的仆人。

就算是那些不名一文、微不足道的有闲阶级，也是通过依附于高层绅士，以便提高声望，或从赞助人哪里得到维持有闲生活的资助。他们成为贵族的廷臣、侍从或仆人，他们得到主人的豢养，从而显示其社会地位。

在掠夺文化的早期阶段，女性能够享受的仅限与其工作有关的消费，这是一种使她们能够继续劳动的手段，而不是为了生活的舒适与充实进行的消费。

当社会层次下降到一定水平时，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的责任便开始由妻子一人承担。在西方社会，这种情况可见于下层中产阶级。

男性极其勤勉的工作，以使他们的妻子能为他实施当时常识所要求成都的代理有闲。

毫无疑问，妻子在理论上仍然是男性的动产。因为习惯性地实施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是不自由的仆人永久的标志。

那些属于劳动阶级的职业是低贱的，但是为地位崇高者从事的递减服务可能会成为非常光荣的职务。

有闲阶级在声望方面位居社会结构的顶层，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因此成为社会中的声望规范。

所有更低的阶级，以某种相近的方式遵守这些标准。

现代文明中社会各阶层之间分界线逐渐模糊，上层阶级的声望规范，其强制性影响畅通无阻地直达社会最底层。结果是，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将更高一层流行的生活方式看作他们理想的体面生活，并为达成这一理想拼尽全力。

而在底层的阶级，哪怕表面上的任何程度的有闲对妻子来说都绝无可能，但物品的炫耀性消费却保留了下来，由妻儿实施。

在更贫民的阶级，男性乃至孩子都停止了流于表面的贵重物品消费，女性成为唯一能够为家庭体现金钱体面性的个体。

社会中的任何阶级，即使穷到了最为绝望凄惨的程度，也不会全盘放弃习惯性的炫耀性消费。为了不放弃最后的装饰品，不卸下金钱的最后伪装，人们宁可忍受极大的悲惨和痛苦。

没有哪一个阶级或国家会在物质要求前卑微地退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更高层次或精神需求方面获得的所有满足。

炫耀性有闲和炫耀性消费，两者之所以同样具有提高声望的效用，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浪费性元素。其一是时间和精力的浪费；其二是物品的浪费。

只要社群足够小，名声就能通过共同的生活环境有效传播。只要个人名声取决于其私交圈和街谈巷议，那炫耀性有闲和炫耀性消费就算同等有效的。

但随着人们需要更为广泛的人际环境时，消费就开始超过有闲，成为维持体面的普遍手段。随着通讯发展和人口流动性增加，个人置身于许多人的观察之下，展示物品、教养是他唯一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人们了解其声望的方式。

严格来说，一个人的邻居等，与其在社交方面通常不具有密切联系，甚至都不算熟人。但他们的临时性好评仍具有高度效用。要想给这些“个人日常生活的冷眼旁观者”留下金钱实力方面的深刻印象，唯一的可行手段是毫不松懈地展示支付能力。

在通勤、娱乐等那些公共场合，明明其路人们对自己一无所知，为了影响这些临时观察者，并保持在他们观察下的自我满足感，个人金钱实力就大书特书，让人们毫不费力地观察到。

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相比，炫耀性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大，消费的要求也更具迫切性。其结果是，为了表面上的体面，城市人口在更大程度上习惯于勉强维生地拮据生活。

在农村，消费地地位在某种程度上被储蓄和舒适的家庭环境所替代，通过邻里闲话的传播，足以实现金钱声望的目的。

工匠阶级的储蓄较少，是因为在他所处的环境中，储蓄不是一个太有效的展示实力的手段。通过提高体面性开支的标准，会阻碍人们储蓄的意愿。

摆阔的实质，不过是表现欲——对优越地位和金钱体面性的表现欲。这与法国农民吝啬节俭，美国富翁创办大学的动机没有不同。

就城市劳动阶级而言，无论他们的收入水平有多高，除非降低炫耀性消费的标准，否则任何储蓄都是不可能的。

每个阶级羡慕的对象，都是居其上一级的阶级。很少有人与其下一级或远居其上的阶级比较。也就是说，本阶级的体面标准，是由高一级的阶级惯例所决定的。这形成了一定永续的动力。

一个罪犯的犯罪动机是使其妻女过上体面光彩的生活，我们就会宽恕他所犯的罪行。

本质上，我们宽恕的是：“罪犯使他妻女能为他实施代理消费，以满足金钱体面标准”的动机。

金钱体面性的要求，影响了物品的美感和效用性。人们是否喜欢某种物品，较为取决于它是否体现了炫耀性浪费。

正品的价格极其昂贵，本质上它并不比同工同材、足以乱真的仿制品更好用。然而后者的价格仅为其十分之一。

一些假货精美到足以让鉴定者困惑。即便这样，只要收藏家得知自己的宝贝为赝品，他对美好物品的满足心理，便立刻下降八九成。

但从效用主义者看来，此时真货并不具有远高后者的内在美，也不会提高拥有者品玩时所获得的满足，更遑论其机械实用性了。

从对昂贵且被视为美的产品的使用和品玩中，所获得的超级满足感，通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伪装为文化的奢侈感的满足。而构建文化是消费主义商业的常用手段。

宝石给人以美的感受，其稀有性和价格则使其更显尊贵，倘若价格低廉就达不到这一效果，譬如锆石。

我们常认为某件衣服箱包非常漂亮，但任何对这件商品的美学价值的分析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它在金钱方面具有荣誉性。

美而不贵，美不稀缺，即是不美。

*那位着装考究的绅士穿得像侍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