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奇求异的当下，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不免蒙尘。青年一代的我们桀骜不驯，往往谈“马”色变，将马克思主义的一切视为传统呆板的代名词。然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其实并不清楚何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很大一部分人对它的理解也是仅仅局限于错误的相对主义或是诡辩思想。通过这次完成马原课作业的机会，我开始静下心来好好看看何所谓辩证法，才得以扫清自己认识的局限性。

        我在中学阶段读《苏菲的世界》时，对其中相对主义的介绍很感兴趣，沉迷于没有客观存在的假想，肆意割裂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让世间所有的是与非屈从于一种趋于卑鄙的同质化。讽刺的是，我当时以为这便是辩证的雏形，因为我找到了两个事物互相转化的机制和关系。事实上，辩证法绝对不是相对主义，绝对不是没有原则的灵活性。

        大多数学生对辩证的接触应该是始于中学议论文写作，因为那时总会有老师敲着黑板，告诉你作文要怎样辩证地写出对这件事正反两面的思考才能拿到高分。渐渐地，我们心中的辩证法便成为了一种为了触及论点而做的论述技巧。这时，我们所谓的“辩证法”便被诡辩化了。而在这片文章中，列宁指出：“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论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而这种所谓排斥绝对的相对——即诡辩论——在我看来是一种没有立场的屈从。

        在中国，诡辩思想有着深厚的根基，在百家争鸣时鬼谷子便将诡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今，中国人也往信奉着这样一个观念，当我们说要“辩证”地看待问题时，往往会说要从矛盾中同时看到它好的一面和它不好的一面。这种观点其实是对矛盾的物质化，它将矛盾从物的两个方面分离出来，作为它的第三个方面，而这种被无端分离出来的矛盾实体实质上在中国历史上是迎合封建统治思想的：它让人们更顺从地相信命运使然，变为底层人民所深信不疑的庸俗化了的处世哲学。而实际上，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讲到“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而这种矛盾其实是作为一种关系而非实体存在着的。

        实际上，辩证法应该是革新性的，马克思曾谈到他对《资本论》中所运用到的辩证法时说：“辩证法是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然而，在深受朴素辩证法影响的我国，辩证法却同时也被深深地中庸化，人们趋向于将它作为分析事物的方法，用它来影响他人的价值判断，最终也沦为诡辩术。

        我在生活中对身边的同学做了个小的调查，有趣的是，在我们这一代青年把辩证法世俗化和中庸化，宣称自己至少对辩证法有着大致认知的同时，如果我改问唯物辩证法所涉及的内容，得到的答复便变得含糊不清。“唯物”的修饰语，让很多人感觉到它是一种脱离实际生活的纯理论知识，而实际上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讲到很多用科学史来验证它的正确性的例子，比如数学中的微分和积分、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这些都是我们接触过的内容，而对马克思一系列理论的抗拒心理使我们远离了认识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可能的视角。这时，我们不免会想问，我们这一代青年所抗拒的究竟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对马克思的抗拒最开始也许是为了求异而求异，然后是为了求同而求异。为了求异而求异，是为了证明我所不同而做的反叛，它没有针对性，而只是在一昧地宣告差异；然后，大家都对这一系列理论的代表衍生出一种学究的形象，似乎我不反叛便显得有几分自命清高了，于是求异的行为成了这一代青年求同的结果：求异是面向所有人的，求同是一代人的。

        《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谈及认知是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不同方面动态地认识物，在沿着螺旋缓慢地前行，而那分出来的每一个片段都极可能被误认为是一条直线。而唯心主义就是仅仅在一个方面上过分强调它的存在，最后脱离螺旋渐行渐远。这种比喻非常精巧，它类似于在对数学中的曲线求切线的过程，当每一截曲线都被视为无穷小后，它便在趋于直线化。而若是沉迷于这小小的一段而忘了转弯，那必定是失去了对全局的把控。因此，我们在认识物时首先应该明确它的所有、它动态变化的趋势，然后才去探索它的部分。而直线并非没有它存在的意义，毕竟它是螺旋的切线，携带着它的信息，是对螺旋的描述量之一，然而却永远不是螺旋本身。而我们如今一昧抗拒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理论的做法，不仅不是螺旋的，甚至不是直线的，因为我们非但不是基于其中的一个点而抛弃了对其他内容的把控，甚至连这一个点都拒绝接纳，也就更谈不上从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了。就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拒之门外的也便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了。

        同时，无论是辩证法还是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不能脱离实际意义的，不然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除了之前所说我们在生活接触到的很多领域其实都是可以用辩证法分析的以外，文章的最后还讲到了它之于僧侣主义不同的阶级根源。僧侣主义是容易被封建统治阶级维护的，它对于统治者维护政权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辩证法是变革的，在这里它的意义由认识论转向阶级根源，提供了辩证法之于现实更强的一种把控力，因为就此而言，辩证法不仅仅是人在主观意愿上选择的角度而已，它又作为一种客观影响和我们现今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时，我们应该发现到辩证法和我们呈现出一种奇怪关联：我们受辩证法和其他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得以拥有如今的这个环境，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在拒绝用同样的理念去认识由此而来的环境。这对辩证法在当今社会中的依存，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即使如此，我们对辩证法本身也无需盲从。仅仅是不区别对待，便是在猎奇求异心理盛行的时代下，我们于此所能给予的莫大支持。换一个角度来看，辩证地认知，未必不是将时代从这些理念中解救出来的良方；而拒绝如此，莫不是在将它推向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