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不能尽赏带来的认知失调
在儒家的观念中，晋文公称得上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圣君。但每当人们提到介子推，晋文公对于功臣不能尽赏的黑历史就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不少人结合了他对曹国、卫国、郑国的态度，干脆就讥讽这个所谓的千古圣君，不过是一个忘恩负义且睚眦必报的小人罢了。当然也有人不服气，认为像他这样的圣君是不应该有道德瑕疵的，因此就处处维护晋文公的形象，试图给这个反差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比如司马迁在作《史记》时，就特意写了这么一段话：
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赏从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尽行赏，周襄王以弟带难出居郑地，来告急晋。晋初定，欲发兵，恐他乱起，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
也就是说，晋文公之所以没能封赏介子推，不是因为薄情寡义，也不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是因为王室发生的内乱打断了他封赏的节奏，把这事儿给耽误了。除此之外，太史公还讲了一个故事，借晋文公之口道出了他心目中封赏应该遵循的原则：
从亡贱臣壶叔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三赏之後，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
在他看来，晋文公封赏功臣是有讲究的：能够用仁义、德惠来教导、规劝我的，应该受上赏；能够以高效的执行力完成任务，帮助我夺取君位的次之；能冒刀枪矢石的危险，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立下功劳的再次之；而如果你只能做一些喂马套车、洒扫做饭的苦力活，对于修养德行和成就大业没有什么太大助益的话，当然就只能最后接受赏赐了。
对于儒家信徒来说，能够把仁义、德行放在功勋之前，这样的封赏次序想必是最好的。这样的叙述不仅能够淡化晋文公的道德瑕疵，还让他的形象愈加光辉伟岸了，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