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公宫

公元前636年，夏历新年到来前的几天，在外流亡达十九年之久的重耳终于回国即位，成为开创晋国霸业先河的一代雄主。但正如他的弟弟夷吾回国之初面临着里克、丕郑的威胁一样，重耳回国初期的日子也不太平。就在他即位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就差点死于一场蓄意制造的宫廷的大火，制造这场火灾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惠公的左膀右臂——吕甥的郤芮。

吕甥的本名据说叫“饴”，字子金，因为封地在吕，又是献公的外甥，人们习惯上还是按照与国君的之间的关系，将其称作吕甥——这就和狐偃因为是重耳的舅舅，而被人称作“舅犯”是一个道理。及至献公去世后，吕甥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外甥的这个名号显然不能再用了，便又根据原先的发音改作了“吕省”。吕甥除了有这两个常用名之外，还有一大堆的其他名号，比如吕饴甥、 瑕吕饴甥、 阴饴甥、 瑕甥——之所以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名字，与他有着众多的封邑是分不开的。

在春秋早期，一个人拥有多个封地还是很稀罕的事情，吕甥偏偏就是其中的异类。我们知道，在里克发动政变之后，吕甥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夷吾，与郤称一道在国内为夷吾回国的事宜进行运筹，也是他第一个提出要请秦国介入晋国事务，为惠公的顺利即位提供了充足的保障。惠公兵败被俘之后，是他在国内主持日常事务，并与惠公派回来的郤乞一道，筹划了一次朝国人大会，提出了“作爰田、作州兵”的政策；是他主持了与秦国的谈判，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晋惠公的性命，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晋国。因为在惠公时期功勋卓著，吕甥后来又得到了瑕、阴等封地——这诸多的封地就像是一个又一个军功章，让吕甥自豪不已，同时也羡煞旁人，人们难免会有意无意地把他的那些封地连缀起来称呼，于是便有了那些奇葩的名字。

惠公的另一个重要心腹郤芮（字子公），也是一个拥有众多封邑的超级富豪。关于郤氏家族得氏的由来，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出自曲沃代翼时期的晋鄂侯之后，因鄂侯之名而立为郤氏。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依据，人们更多的还是认可以地名得氏的说法，而其封地还要回溯到献公时期的郤叔虎（不少史料又将其称为郤豹）。

时晋献公为一个叫做狄柤的国家愁眉不展夜不能寐，叔虎看到之后就问道：“是因为床铺不合适呢，还是因为骊姬不在身旁无法入眠？”献公没有回答，他退出来之后就对士蒍说：“国君夜不能寐，一定是因为狄柤国。”随后他仔细地分析了晋伐狄柤必胜的几个原因，要求士蒍一定要劝谏国君伐柤，献公听到这些分析之后豁然开朗，于是便决定果断出击。战争中，叔虎认为自己无谋无功，没有尽到人臣的职责，便不顾将士的劝阻，身先士卒“被羽先登”，伐灭了狄柤国，受到了献公的嘉奖。一般认为，郤邑的分封便是在此役之后，叔虎及其后裔便以郤为氏。

或许是因为郤氏家教出色，到献公去世之后，整个郤氏家族进入了一个爆发期，涌现出了一大批重要的人物。比如惠公的近臣郤乞，尽管其生平事迹阙如，但由于在韩之战后随从惠公在秦做了三个月的俘虏，并被委派回国与吕甥密谋争取国人的支持，也可见其在惠公班底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另外还有郤义的儿子步扬，在韩之战中曾担任惠公的司机（御戎），因军功被封到步邑。

这二人的地位已经是极其尊崇了，但要与郤芮和郤称比起来，又似乎逊色不少。郤芮、郤称二人大概早在惠公幼时，就已经策名委质成为公子家臣了，当十几岁的惠公受申生的牵连流亡国外时，郤芮也是紧紧跟随，其地位可以类比重耳团队中的狐偃。郤称虽然没有从亡，但却时时刻刻都在国内为其主君密送消息，里克之乱爆发后，又是他和吕甥一起，在第一时间密派蒲城午去梁国送信，并在国内为其谋划，使得惠公在内部局势不利的情形之下，仍然能够顺利夺位。

晋惠公在位的十几年中，包括吕甥、郤芮、郤称在内的三剑客，凭借着他们的忠心和智谋，成功地晋级为执政集团的核心成员。也正是因此，丕郑在策划驱逐惠公时，就将他们三人列为了重点清除对象。这同时也意味着，三人的生死荣辱从一开始，就是与惠公紧紧绑定在一起的，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流亡归来的晋文公做到真正的顺从。

不过这还不是让吕甥、郤芮铤而走险的决定性因素，至少不是唯一的因素。晋文公虽然对二人持有戒心，但在立足未稳的时候未必会真的拿二人开刀。可人心最为难测莫过于“猜忌”二字，不仅仅国君会猜忌大夫，大夫也会对国君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这种疑心让他们始终不敢相信晋文公会宽待他们这些旧人，担心会重蹈里克和丕郑的覆辙，于是便想趁文公立足未稳的时候策划一场政变，以解除后顾之忧。

到这年夏历的正月十九日，吕甥、郤芮带兵包围公宫，放火焚毁了宫室。然而让他们惊讶的是，这次的举事竟然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公宫的卫士全都人间蒸发了，在熊熊的大火之中逃出来的，也只有少数的宫女和寺人，根本就没有重耳的影子！二人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妙，经过一番审讯，终于得知国君刚在不久前潜行出宫，便也顾不得思索太多，急忙沿着大路追赶。

到了黄河岸边，他们倏然看见在月光照耀的河面上，正有一叶扁舟仓促地向对岸划去。渡过黄河便是秦国地界，按照一般的外交礼仪，晋军若要想进入秦境，需要通过正式的渠道向对方借道才行。可如今事情太过紧急，二人也是急火攻心，顾不得可能引发的外交冲突，命令全体士兵渡河追击，争取在惊动秦人之前除掉重耳。

然而他们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大军刚刚渡过黄河，就猛听到一阵喧闹，刹那间四周火光冲天，将这几百人的小队团团包围。吕甥和郤芮心知不妙，可还没有来得及做任何反应，就被扑上来的秦国军士给控制住了。他们被带到了王城，这才发现他们所要追杀的国君，正在大殿上和老丈人一起啃着羊腿，心里那个恨啊！

重耳看到二人被五花大绑押解进入大殿，便喜不自禁地跟秦穆公碰了个杯，然而转头说道：“二位可真是贵人，让寡人等的好心焦啊！”

吕甥、郤芮自知已是难逃一死，便恨恨地问道：“你是如何知晓我们的计划的？”

重耳不慌不忙地又啃了两口，然后将羊腿放在了几案上，扬起两只油乎乎的手，在空中拍了两下，只见一个高大伟岸的身影，从殿后闪了出来。

投名状

正如当年惠公除掉丕郑时，利用了一个反复无常的屠岸夷一样，在他们想要图谋发动政变的时候，在他们的阵营中，也同样有一个人向敌人递了投名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个投递投名状的不是别人，正是名震江湖的武林高手、讯疾如风的冷血杀手——寺人披。

提起寺人披，想必大家已经都不再陌生，他与重耳之间虽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却曾先后两次刺杀重耳。第一次是申生自杀，重耳退守蒲城之时，晋献公派寺人披前去讨伐重耳，命他一天到达，结果他星夜兼程赶到蒲城，比预定时间早了半天。就是这半天的时间差，让重耳毫无防备，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最后狼狈出逃。第二次是在晋惠公韩之战失利之后，为了彻底铲除重耳的威胁，晋惠公又派寺人披到狄国去刺杀重耳。晋与狄相距较远，因此晋惠公给了他三天的时间，但他第二天就到了，当时重耳正在跟狄国国君在渭水边田猎，冷不丁地又被他打的仓皇出逃。寺人披对于国君的命令丝毫不敢懈怠，国君给定的期限，他只会提前而不会延后，可见其也算是一个尽忠职守的人。

有了这两次的追杀经历之后，重耳一听到寺人披的名字就不住地起鸡皮疙瘩，可偏偏自己刚回国，这寺人披就又找上门来了。重耳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开了窗户要跑，可前脚刚踩上窗户，就想到好像哪里不对：“我不是已经做了国君了吗，还跑什么跑？”

他不紧不慢地把脚收了回来，又正了正衣冠，这才派人出去训斥寺人披，把之前的那些个事儿都数落了一遍，末了还问了一句：“寡人跟你有什么仇什么怨你非要跟寡人过不去？寡人知道你是奉了君命的，可是你就不能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吗？那么急急慌慌的要干嘛？在蒲城被你砍断袖子的那件衣服还在寡人枕头边上放着呢，趁寡人现在还没翻脸，你有多远就滚多远吧！”

寺人披听了之后也不走，而是对出来传话的人说道：“唉！臣还以为国君经历了多年流亡之苦之后，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了。可就目前我看到的情况……恐怕您不久之后就得再次流亡了。”说完就准备要走，仆人一听这话里有话啊，别介，您赶紧回来先把话说完再走！

寺人披让人这么一拉，就顺势说道：“自古以来，臣子对待国君的命令那都是应该说一不二的，只要国君所想要除掉的人，臣下绝对要尽力而为。无论是蒲人、狄人，还是当时身处蒲城、狄国的国君您，跟我这阉人能有什么仇什么怨，无非是在位国君的隐忧罢了！我所效忠的只有君命，您现在即位了，您就是我的国君，您难道就没有避居在蒲城、狄国的敌人了吗？齐桓公就是因为他能够不计较管仲射中自己带钩的旧事，任用管仲辅佐自己，最终才能成就霸业的。如果国君还计较这些事，那都不用劳烦您动口，臣下自己会走的。只不过，也许离开的，可能就不只是臣下这样的一个阉人了，请君三思。”

仆人把话带了进去，重耳听出了其中的意思，突然间便顿悟了。他虽然已经取得了君位，而且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竞争者，但他所面对的难题，一点都不比弟弟夷吾更简单。惠公即位的时候，有里克、丕郑权倾朝野，如今的晋国同样有吕甥和郤芮把持朝政；与里、丕之党半晋国的局面相似，吕甥、郤芮在惠公一朝也积累了丰厚的资源，足以与国君抗衡；惠公回国时面对着两党相争的分裂局面，而重耳则面对着君权与卿权的对立。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置，很容易让国君的权力被架空，让晋国提前进入大夫秉国政的时代。

晋文公和晋惠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秉持着其父亲的集权思路，意欲打造一个君主集权制的国家，显然不能坐视局势自由发展，任由强卿掠夺自己手中的权力，但由于二者所处的环境不同，其采取的手段也有着天壤之别。晋惠公采取的办法很是简单粗暴，他继承了父亲献公诛杀桓庄之族的狠辣手段，以雷霆之势消灭了权势熏天的里克和丕郑，在极短的时间内稳固了自身的地位。这种手段虽然高效，但却有很严重的后遗症，晋惠公没有父亲的权威，无法让离心的大夫心悦诚服，便只能扶植自己的心腹，其结果就是制造了新的强卿，对后来者的地位构成威胁。

晋文公恐怕早在回国之前就开始筹划除掉吕甥和郤芮了，但他并不想像自己的弟弟一样，贸然将二人杀掉以引起非议。他在国外流亡多年，亲眼目睹了晋惠公和秦穆公斗法的全过程，这些鲜活的事例让他认识到，做任何事情，仅仅依靠自身的道义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将斗争策略和宣传工作结合起来。当身为吕、郤反革命集团的核心成员的寺人披出面检举时，以谋逆的罪名杀掉二人并不是什么难事，但他不想给敌人留下攻击的把柄，于是选择了与郑庄公处理共叔段时所采取的同样的策略：养寇自重，让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得知了他们行动的具体时间后，晋文公提前与老丈人秦穆公取得了联系，并在他们行动的当晚，带了少量的随从，悄悄地溜出宫去，给吕、郤留下了一座空城。一旦吕甥、郤芮将火烧公宫的行动付诸实践，就等于是坐实了他们的罪名，国君处置叛臣也就有了真实的依据。这个时候，晋文公便一路撒下鱼饵，诱使吕、郤二人追至王城，借道德上的圣人秦穆公之手，将二人斩杀。

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显示出了经过多年流亡的晋文公如今老谋深算的一面。尽管他想做的事情与晋惠公毫无二致，但由于充分运用了各种政策工具，使得他的行动不仅变得合理了，还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更让那些准备借题发挥的人无话可说。除此之外，秦穆公亲手为晋国摆平了内乱，还给自己的女婿送了三千卫队，护送他和他的五个夫人回到晋国，这个举动更加增进了秦晋两国之间的关系，使得“秦晋之好”更上一个新的台阶，也为晋文公进取中原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可谓一举多得。

大夫的原罪

吕甥和郤芮之外，国内的多数大夫对于这位新君来说，是都有原罪的。他们在重耳流亡期间都做了不少落井下石的动作——即便是没有落井下石，至少他们曾经在重耳的弟弟面前表过忠心——这些都足以成为新君清算旧账的借口。如何化解这种紧张感，晋文公起初也毫无头绪，直到寺人披出现，他的那番话无意中点醒了他，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如果重耳能够善待寺人披，对其过去的作为既往不咎，无异于是给了那些有原罪的大夫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君连这样一个数次置自己于死地的对手都能不计前嫌，那还有什么样的过错是不能饶恕的呢？这与刘邦称帝之后，特意将自己最痛恨的雍齿封侯是一个道理，无非是在安抚那些摇摆不定的贵族，消除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恐慌情绪，让他们死心塌地地向自己效忠。

这件事发生在火烧公宫的前几天，那个让国君恨之入骨的寺人披，在进了一趟宫以后突然阔了起来，比以前更加威风了，这可羡煞了旁人。其中就有一个叫竖头须的寺人，早年曾在重耳团队里担任会计兼仓库保管员，因为看到重耳归国无望，便抛弃了重耳回国，而他窃藏以逃的举动更是将整个团队陷入了危难。他的这些所作所为，对流亡在外的重耳所造成的伤害，与国内那些落井下石的大夫简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也就显得尤为可恨。

以往的那些贵族子弟犯了错，若是无法在国内立足，往往都会选择流亡国外重新开始，外国公室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往往也会收容他们。可寺人就不同了，所谓的寺人就是后来所称的宦官，他们本身就是贵族的奴仆，一旦得罪了主子，是根本没有退路的。因此当晋文公回国即位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的时候，竖头须便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每日仰望星空所思所想都是自己会以何种方式结束这凄惨的一生。

好在晋文公回国后事务太过繁忙，根本就无暇跟一个微不足道的寺人找晦气，让已知必死的竖头须又苟延残喘了些许时日。竖头须在无尽的煎熬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漫长的二十天时间。在经历了这样漫长的心理折磨之后，我们可以想见，当他听说寺人披的事情之后，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尽管他比不得寺人披，没有反革命集团的核心地位，也没有可以用以赎罪的投名状，但他还是想效仿寺人披，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

竖头须进宫的时候，晋文公正在仆人的服侍下洗头发，听说竖头须想要觐见，他的火气“腾”的一下就上来了：“你不来寡人倒还差点把你给忘了，你可知道，当年就是因为你窃藏以逃，寡人差点就饿死在深山里！你不快去逃命，怎么还好意思腆着脸来见寡人？”他当即让人出去回绝竖头须，说寡人正洗头准备睡觉呢，没空见你。

竖头须既然敢来闯宫，就自然也是成竹在胸的，哪儿能这么着就给撵出来啊？他阴阳怪气地说道：“洗头的时候人心就倒过来了，心倒过来意见也就反了，难怪您不肯见我。”

重耳一听：“呦呵，现在这做宦官的都越来越有文化了啊！那你说说都怎么回事吧？”

竖头须也毫不客气，理直气壮地位自己辩护道：“当年啊，咱们被寺人披追杀走散了，我左右都找不着您，所以就带着您的财物回国了。但是我可不是图享受的，您在外面吃苦受累，我哪儿忍心啊？所以上下打点，就指望着让前任国君同意您早早回国，没想到他不肯啊！您也知道惠公他不讲仁义，臣下把钱都花了了，也没个结果，真是没脸见国君您哪！”

重耳一旁听着心想你就吹吧，看你能吹出什么花样来。竖头须也不说了，而是换了个话题：“臣下知道说什么您也不会相信，因此也不是来为自己辩解的。我是觉得吧，跟随您流亡鞍前马后伺候您的那些人，固然是有功之臣要加以封赏，但是留在国内没有跟随您的也不能一概而论啊！他们留在国内守护社稷，不也都是您的内主吗？您要非治我的罪，我也没话可说，但是很多居守之人也会因此而感到害怕的啊！”

重耳顿时乐了，一个寺人披，一个竖头须，两个宦官前来觐见，留的尾巴都是一样的——我不是为我自己，我就怕您治我的的罪其他人会害怕会逃跑——全是一个套路，而且好像还没办法反驳的样子。但晋文公却不得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两个人都指出了安抚居守在国内贵族的重要性，而且竖头须还更进一步，点出了安抚国内贵族的方法，那就是要表彰他们在国内的镇守之功——尽管他们镇守国家的本来目的并不是为自己。

所谓内主与外主

按照晋文公原本的打算，我都已经流亡近二十年了，我身旁的那些人都是劳苦功高，如今我身居高位，也该是回报他们的时候了，因此就想着要在将来的对他们论功行赏。至于国内留守的大夫，他们本来就与自己关系疏远，朝中重要职位交给这些人也太不让人放心，因此还是希望让自己的亲随能控制关键部门。可竖头须的话却给晋文公敲响了警钟，让他认识到就算是国君也不能为所欲为，必须要尽力调和国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随从流亡的那些人固然是劳苦功高，可居守国内的那些人更加不容忽视，其中原因并非是由于他们为自己守住了江山，而是因为他们控制了晋国国内大部分资源，如果不能善待这些人，将来的日子还是个不好过。

至于如何安抚这些居守贵族，竖头须实际上早已为文公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尊这些居守之臣为“内主”，不仅不能居高临下地追究他们过去的罪责，还要放低身段给他们戴高帽尽力地拉拢，有意地拔高了国内贵族对自己的功劳。在后世史料中被称为“文公内主”的栾、郤、狐、先等家族，实际上都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这其中的郤氏家族，尽管其核心成员郤芮已被诱杀，但整个家族仍然执掌着包括郤、步、冀、温在内的至少四个邑，属于是当时国内最有权势的家族，也是晋文公首要拉拢的对象。

这种处理方式也的确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正当国内的贵族在为如何与这位陌生的国君打交道而犯愁的时候，突然就听到有人到处宣扬他们是国君的内主，不免会有些莫名惊诧：“内主？我可什么都没干啊？国君这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啊？”

这个时候，他们猛然就看到了晋文公闪动着他那迷人的重瞳，温柔地说道：“我知道你对我好，只是不肯说出来而已。你的好，我都在心里记着呢！”晋文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不仅美化自己的心腹，也美化宣扬其他贵族的功劳，把所有贵族一下子团结到了自己的旗下。跟随自己流亡的功臣，要赏，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没有追随自己的，也不会因为亲疏远近而排挤或嫌弃。

晋文公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也同样是遵循这样一套思路。在他流亡期间，曾先后造访了卫、齐、曹、宋、郑、楚、秦七个国家。在这七个国家中，表面上对其还算客气的有四国，其中的齐、楚、秦三国都是春秋时代里处于第一梯队的大国，各方面实力都很雄厚，即便是最弱小的宋国，也有着争霸的野心。这些国家或者是因为财大气粗，或者是由于想要施恩求霸，都或多或少对重耳有所赠与，其中利益交换色彩很明显。

比如他们在齐国时，齐桓公礼遇重耳是出于霸主对诸侯施加恩惠的习惯，宋襄公也是因为妄图称霸而效仿齐桓。至于秦国，在这四国之中利益色彩最为明显。秦国因为与重耳就利益交换问题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一再拒绝重耳，造成了重耳的流亡生涯，后来又因为利益的需要，不得不扶植重耳为晋君，又算是有恩于重耳，因此两国的关系也是爱恨交加。

但是为了宣扬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强调天命所归，晋文公还是违心地把齐、楚、秦、宋这些对自己虚与委蛇的国家，都描绘成德行高尚大公无私的活雷锋，将他们奉为了自己的“外主”。诸侯国之间要说勾心斗角并不鲜见，但若要让四个列强为一个流亡的公子做外主，就有点自欺欺人了，其中恐怕还是夸大美化的成分居多，从中也能看出晋文公的良苦用心。

至于那些不礼遇晋文公的国家，那就对不起了。尽管他们拒绝流亡团队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外敌入侵，比如经济拮据，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最后表现出的态度。一个天命所归的君主到了你的地界上，你却不好好招待，显然是猪油蒙了心，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晋文公对这些国家都给出了明确的定位，凡是不礼遇自己的，国君就一定是昏君，大臣一定是庸臣。至于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都不喜欢自己——怎么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就要强行塑造一些贤臣形象，卫国的宁俞、曹国的僖负羁、郑国的叔詹就都成了他美化的对象。

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压倒性的舆论导向：凡是礼遇自己的国君，都是贤明君主，其国家必然壮大；凡是不礼遇自己的，都是昏聩庸主，其国家也必然衰弱。这种说法未免也太过强词夺理，有偷换概念之嫌。国力的强盛与否是受多重因素影响的，国君的勤政与否，国人的贤能与否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至少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纵观春秋之世，能够指点中原、纵横捭阖的，都是处于边缘的秦、晋、齐、楚等国，他们凭借山川险固，进可逐鹿中原，退可据守险固，来去自如，所受的限制少，能够礼遇重耳的，也都是地处边陲的强国。而处于中原地区的诸侯，如郑、宋、卫等国，不能说他们就不努力，只是由于他们处于中原的十字路口，扩张的空间有限，无法壮大国力。即便是不想进取，也因为无险可守，退无可退。而周遭的诸侯争霸，却往往会以中原作为战场，使得中原国家处处受人掣肘，只能疲于奔命。

但晋文公就是这样一个不讲理的人，他故意颠倒因果，将国家的强盛与否与是否礼遇自己强行挂钩，进而将边陲的强国拉拢到自己的一边，作为自己的后盾；将中原的弱国进行诋毁，从而为自己出兵中原找到道义上的借口。弱国无外交，自然轮不到他们说话，而那些强国看到晋国渐渐崛起为中原霸主之后，也乐意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于是在众人一致的默许下，晋文公所谓的“内主”和“外主”便横空出世了。

除此之外，晋文公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面对，那便是他的父亲所颁行的“国无公族”政策造成的一系列后遗症。周礼是讲究亲亲贵贵的观念的，说白了就是“任人唯亲”。国君或者一地的封君，在任命各级官吏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不应该是这个人的学识、才华亦或者是功劳，而是应该将候选人与自己亲缘关系的远近，放在选拔任用官员考核指标的第一位。亲疏远近无差别的，就需要衡量候选人的地位，地位尊贵的自然要优先考虑。

在当时的晋国，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不在少数，特别是在春秋早期，贵族的主要来源便是国君的近亲子弟，这些贵族势力虽小，但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利益诉求也直接决定着国君的决策。晋献公任人唯贤，大量启用异姓大夫的政策，对这个群体造成的冲击最为剧烈，对于废除这样的制度有着很高的呼声。为了照顾这些公族亲贵的情绪，晋文公在任用官职的时候，特意回归了周礼的原则，让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姬姓公族，如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十一族掌管近官。

亲戚都安排妥当之后，才轮得到外国流亡来的姬姓贵族，这些贵族虽然不是晋国公族，但因同是姬姓，相比异姓贵族关系又要近些，因此便会按照功劳或者才能进行选拔，选择其中的“诸姬之良”——比如魏氏和荀氏——被任命掌管中官。外来的姬姓贵族全都分配了官职，剩下的就只有苦命的异姓贵族了，比如嬴姓赵氏和祁姓士氏家族，这其中就包含了跟随文公流亡的赵衰，以及献公时期重臣士蒍的子孙。

被庐之蒐

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调节复杂的利益分配也很难一蹴而就，还需要在配套的政治体制和军制改革中缓步推进。到晋文公四年（633BC）冬天，晋国贵族齐聚被庐，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次的行动也被称为是“被庐之蒐”。

“蒐礼”是先秦时期常见的一种军事活动，有时也被记作“搜礼”。一般情况下，举行蒐礼包含了阅兵和田猎两项活动，主要是检阅军队和训练士兵的协同作战能力。但是从晋文公时期开始，晋国的蒐礼便被赋予了另外的含义，同时承担了颁布法令和人事调整的功能。在这次的被庐之蒐上，晋文公就颁布了一项称为“被庐之法”又或是“执秩之法”的法令。由于这项法令并非是明文法典，其中的具体内容我们已经无法确知，但从孔子后来的评价看，这次的法令显然是符合周礼尊贵尚亲精神的。

春秋初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原本用来约束诸侯，调整各阶层关系的周礼秩序被破坏殆尽，而超级大国的诞生又让原本就脆弱的秩序更加岌岌可危。晋国由于荐居狄土，其中原文明的特征本身就不显著，在经历了曲沃代翼的七十年内战，以及晋献公各种违背周礼的改革后，其国内的秩序就显得更加复杂而混乱。

由这种失序而引发的矛盾在献公去世后得到了全面的爆发，晋惠公试图用强力手段扭转这种失衡的局面，但其努力的结果显然是不理想的。但惠公的一系列举动，特别是兵败后“作爰田、作州兵”的政策，极大地缓解了国内各阶层之间的紧张对立情绪，让国内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缓解。也就是说惠公在位的十四年，实际上就是内部矛盾逐渐得以缓释的一个过渡期，是晋国内部秩序失衡后，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阵痛期。各种矛盾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之后，国内民众饱受秩序混乱带来的苦难，都期望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一个新的秩序也就呼之欲出了。

而晋文公可谓是生逢其时，他顺势而为对国内的制度进行了梳理，在这个过程中，被改良的周礼便是重塑国内秩序的有力武器。这个被改良的周礼，实际上就是各诸侯国根据实际遇到的问题，在周礼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习惯法。比如在这次的制度设计中，晋国确立了“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的新经济制度。这套制度是脱胎于西周时期的周礼，但又根据春秋时期晋国的实际，进行了细化和完善，使得这套制度比之周礼更加完备。晋文公的作法只不过是将这些习惯法进行了追认，看似没有什么新的创制，但相比于当时的中原列国，晋国第一次从官方的角度，对国内各阶层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使得晋国从原始国家形态，向行政自觉的国家形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算是让晋国走向强大的一个重要举措。

除此之外，晋文公在这次的蒐礼上，对晋国的军制也进行了大胆的革新。我们知道，晋武公在取得晋侯地位的时候，其统辖的正规军只有一军的规模，到晋献公十六年，又扩编为两个军。此后的二十多年间，晋国内部乱象频仍，军队规模一直都维持在两个军的水平上，与晋国大国形象与争霸野心有些不相匹配。

晋文公为了与楚国抗衡，在这次的被庐之蒐上，第一次将晋国军力扩展到了三军，建立了中、上、下三军的建制。这其中中军的地位最高，以中军统帅上军，上军统帅下军，每军大约12500人，每军均设立一名军队统帅和一名副帅，统帅曰将，副帅曰佐，三军将佐分别由六人担任。晋国实行军政一体，因此三军将佐也一律称为卿，其中中军将为正卿，出征在外是为三军统帅，征战归来就是一国的执政，是一个集军政大权于一体的国家首长，与后世的宰相有些类同。

这种体制历来被认为是晋国的制度创新，是晋文公有意而为之的，但若考虑到晋国当时的内部格局，其中恐怕还是有很多玄机的。春秋早期的制度，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国君本身就是军队统帅，军权与君权本身就是一体共生的，是国君权力的象征。而被庐之蒐则完全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场景，晋文公将国内的行政权力，甚至统帅三军的权力全都授予给了中军将，其中意味还是有些不寻常。

另外，以往国家虽然设有卿的职位，但其人选是经常变动的，国君在其中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卿进行任命和罢免。但从被庐之蒐开始，国君的人事权力就受到了限制，特别是在卿的任免上，其发言权也越来越小。被庐大会上“谋元帅”三个字其实就已经说明问题，元帅的任命并非是国君一人决定的，而是通过贵族会议协商的结果，国君只有协调贵族利益和任命将佐的象征性的权力。而六卿的职位一旦得到任命，便是终身任职，除非有意外情况发生，否则国君是无权罢免的。

晋文公想要实现集权，这样一个会限制君权的制度设计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但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实在也怨不得别人。毕竟晋文公在国外流亡的时间太长了，在国内缺乏有力的支持，那些所谓的“内主”，如果你想往他们脸上贴金，他们是愿意接受的，可一旦涉及到现实利益，那就非要跟你掰扯掰扯了。不过凡事都有两面，这对晋文公来说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可以将国君与大夫之间、流亡派与居守派之间等各种冲突的焦点，转移到对元帅地位的争夺上，缓解国君所受到的压力，而这又恰好给国君提供了一个修改底层权限的后门。

既然是谋元帅，其中自然少不了会有一番争斗。按照晋文公的想法，他自然是希望由流亡派的贵族——也即狐偃或者赵衰——来担任中军将，可居守国内的贵族却不买账。为了打破僵局，还是文公心腹赵衰提出了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方案：让郤毂担任中军将。

作为晋国的第一任中军元帅，郤毂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能够拿的出手的感人事迹，他能够从人才济济的晋国政坛脱颖而出，还真是有些让人费解。据说赵衰举荐郤毂的原因，是因为他年届五十，为人敦厚，平日里喜爱礼乐诗书，谨守道德礼义，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君子。这句话要从明面上理解，自然是因为郤毂符合儒家倡导的君子形象能够服众，但实际上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家世好。之前我们曾介绍过，郤氏家族经过惠公时期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同时拥有多个封邑的大族。此时尽管郤芮已死，郤氏家族所拥有的土地财富仍然不可小觑，其在不少的贵族心目中还是有一定威望的。提升郤毂的地位，利用其领头雁的作用，拉拢其背后依附的庞大族群，对于国君地位的稳固显然大有裨益。

巴结攀附大家豪族是人之常情，这点我们丝毫都不会感到意外，但如果他还是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政客，还是很容易让局面走向失控。好就好在，郤毂虽然坐拥庞大的产业，但却是个庸碌无能的人，很符合国君的心意，也能让其他的贵族看到国君的诚意。于是乎，在各方激烈的博弈之下，一个并不怎么出彩的郤毂，就成了晋国史上的第一任执政官，而其副手——担任中军佐的郤溱——则更是一个缺乏存在感的隐形人。

中军之下还有四个席位，其中的上军将和上军佐分别由狐毛和狐偃两兄弟担任。在确定下军将佐的人选时，晋文公有意把赵衰安插进去，但由于赵衰是异姓贵族，他担心自己列入六卿会遭到排挤，因而不愿争夺，最后下军将佐又落到了居守派的栾枝和先轸的头上。

也就是说，晋国的第一届三军六卿的体制之中，所有的席位都是被公族所占据，在政治派别上，流亡派的贵族只有狐偃占据了一个席位，名列第四位。这种安排尽管很符合周礼，却是一种不平衡的体系，对于国君来说更是不完备的制度设计，但这已经算是各方博弈的最优解了。晋文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暂时维持这样一个体制，并试图在以后的政治斗争中，利用预先开好的后门，为自己的集权努力寻求便利。

王子带之乱

晋国自献公时期开始的历代君主，都一直有着一个进取中原的野心，但囿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如愿。晋文公也不能免俗，他回国之后在，在梳理内部关系和进行制度革新的同时，也还是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开始了进军中原的步伐。

对于当时的诸侯国来说，进取中原的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争夺霸权，而齐桓公所开创的霸业模式，素来都有两个基本点——尊王和攘夷——这也是晋国争夺霸权的必由之路。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晋国人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周王室偏巧就发生了一场内乱，为晋文公践行尊王之道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这场发生在文公初年的王室内乱，便是早在晋惠公即位的时候就已经爆发了的王子带之乱的延续。当时晋惠公和秦穆公曾携手干预，但因为齐桓公的中途插手，秦晋两国之间又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便只好退出了这次行动互相掐架去了。齐桓公当时正处于霸业末期，只想做个和事佬，对于襄王的诉求不很热心，周襄王因此大怒，甩开了齐桓公亲自带兵去攻打自己的弟弟王子带，迫使王子带逃到了齐国。

王子带在齐国居留了十余年的时间，其间齐桓公曾派仲孙湫到成周去试探周襄王，结果因为周襄王怒气未消，只好作罢。到晋惠公十三年（公元前638年），也即宋楚泓之战当年，在周朝大夫富辰的不断游说之下，周襄王才勉强同意让王子带回到他的封地甘（成周以南），王子带因此也被称作是甘昭公。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周襄王也没闲着，他因为敲打不到自己的弟弟，便把怒气都撒到了那些参与叛乱的戎狄身上。在此期间，齐桓公为了尽霸主之责，也曾数次召集诸侯会盟，抽调了军队驻守成周，也算是给襄王加油打气。但到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诸侯分化为一盘散沙，再也没有人给王室做主了，周襄王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真的不行，于是便赶紧献身与戎狄联姻，从狄人那里娶了一个王后——也就是隗后。

问题就出在这个隗后的身上，常年生活在戎狄之中的年轻少妇，受不得中原礼乐文化的诸多约束，渐渐就有些无法自持。等到王子带回来后，大概是觉得这个年轻的王子比天子更有魅力，不知不觉便给无上尊贵的天子戴了一顶绿帽子。这事到两年后，也就是晋文公回国即位的当年（公元前636年）才被周襄王发现。周襄王当然很生气，但他的弟弟也不是吃素的，听到风声之后一早就溜掉了，弄得堂堂天子很没面子，一怒之下就废掉了隗后——这下可捅了大娄子。

当时周襄王正在跟郑国闹矛盾，起因是由于滑国在郑和卫之间来回摇摆，让郑国生气了就想教训教训他们。滑国也不吃亏，转头就向天子求救，天子于是派了伯服和游孙伯到郑国去劝阻郑文公。郑文公埋怨周襄王偏袒卫、滑，就把天子的使臣给扣留了，你这脸打的给谁也不能高兴啊！于是天子就派颓叔和桃子带领狄人讨伐郑国。

因为联姻的关系，这些年来，王室与戎狄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那些本来不怎么服管教的戎狄，也都因此服服帖帖地为王室效力。可是你不声不响地就把我们的王后给废掉了，这我们可得跟你说道说道不是？颓叔和桃子正混在狄人的军队当中，眼看着狄人首领的脸色变了，生怕狄人把自己的脑袋给割了，于是就赶紧投诚，说：“我早就看那天子不顺眼了，就怕你们不答应，你们既然乐意，那还等什么？我们就跟着王子带混呗！”

于是乎，天子的大臣伙同狄人一起，拥戴了王子带，带着天子的大军回军攻打天子。这一招组合拳把王城里的天子给打蒙了，周襄王哪儿能抵挡的过，赶紧收拾了行李逃跑。不过由于颓叔和桃子临时反水，多少有些理亏，而他们所带的军队组成人员，大多数还都是臣服于天子的贵族，因此大军进入成周之后，这些人马上又反水把王子带撵跑了，接回了周襄王。

王子带心气高的要死，哪儿能这么容易服气啊，他眼看形势一片大好，回去之后又纠结了更多的狄人，把周王室的军队打的大败。周襄王自己跑到了郑国的汜地，而他的大夫们，包括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全做了俘虏。王子带自立为王，但终究还是害怕王城有人不服，不敢在成周办公，而是和他原来的嫂子搬到了温地去遥控指挥。

在郑国的周襄王孤立无援，郑国既打不过戎狄，也不愿意帮忙，只是代理向其他诸侯求援。此时的东方诸国，正在酝酿着权力洗牌，无暇顾及王室，便给求取中原而不得的秦晋两国带来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听到这个消息就很激动，他手舞足蹈地对满朝大夫说道：“勤王这样的事情那可是政治正确的不二之选，只要有了勤王之功，就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将来号令诸侯就理直气壮了。”

晋文公为了占取先机，亲自带兵渡河直奔中原，到晋文公二年（公元前635年）三月二十九日抵达阳樊。稍作停顿之后，大军兵分两路，右师包围王子带所在的温地，左师则前往郑国接回周襄王。四月初三日，周襄王终于回到了阔别多日的成周，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右师也攻克了温地，王子带逃往隰城，最后被晋军斩杀。自此，绵延十多年的王子带之乱才算画上了句号。

略取南阳

周襄王回归成周的第二天，晋文公前去朝觐，受到了很高规格的礼遇。此时的晋文公有些飘飘然，他自以为对王室有功，觉得如惊弓之鸟一般的周王该是对自己言听计从才是，于是提出了一个非分之请。至于是什么样的非分之请，史书上说了两个字：请隧。

这两个字说的让人有些摸不到头脑，因此产生了不少争议，一种说法认为是隧葬之礼，周朝的时候有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享受隧葬之礼，诸侯国君的葬礼只能用绳索悬挂放入墓坑之中，诸侯请求用天子的礼仪下葬显然是要坏规矩。

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指的是扩大行政区划的范围，周时各诸侯国都有国、野的区分，国的行政区划为比、闾、族、党、州、乡六级，野的区划为邻、里、酂、鄙、县、遂六级。具体的关系是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礼制规定，王室有六乡六遂，大国是三乡三隧，次国二乡二隧，小国一乡一隧。由于征兵的主要对象是国人，因此以乡作为征兵的主要对象，一乡出一军；对应的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我们之前曾提到过，周礼的很多规定，比如“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之类的说法，在西周时期一直都未曾出现过，显然不是早已有之的规定，而是春秋后期的人们所制定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型，所谓“六乡六遂”恐怕亦是如此， 因此后者的说法很可能不成立。

但是不管哪一种说法，请求隧葬也好，要求六隧也罢，都可以认为是晋文公妄图僭越天子的规制。周襄王尽管很狼狈，但是提出与天子享用同等级别的礼仪，这种要求还真不敢答应，否则曲沃代翼的悲剧很可能就会在天子的身上重演，因此他义正言辞地回绝了晋文公的请求：“王室有规章制度，没有取代王室的德行，而出现了两个王，以叔父的观念恐怕也是无法接受的吧？”

晋文公在提出“请隧”的要求时，恐怕早就知道天子会这么回答，因此他的本意恐怕并非是真的想要僭越，而是有着更大的胃口。周襄王就算是对晋国的作为有再多的不满，却也只能忍气吞声，晋国毕竟勤王有功，僭越的要求可以拒绝，实在的封赏却是免不了的。晋军的这次行动，是从阳樊出发，攻取王子带所驻扎的温地，又赶到隰城，几乎已经横扫了周王畿内位于黄河北岸的所有土地。周襄王对这些土地本来已经失去了控制，在晋国的威逼之下更是不敢惜财，含着泪把黄河北岸的八座城池，包括阳樊、温、原、州、陉、攒茅、鉏、絺，都一并赏给了晋国。

有了周王的诏令，晋国就开始放开手脚，接收黄河北岸的大片土地了。但由于住在这些城邑中的贵族，原本都是天潢贵胄、王室公卿，很多城邑的领主都是公爵，比晋国国君的侯爵还要高出一等，如今却全都成了晋侯的臣民，自然会有所反抗，这就注定了晋国接收土地的过程不会太顺利。但史书上可不会这么写，特别是在儒家史学的话语体系下，晋文公是一个仁义的君主，所谓“仁者无敌”所向披靡，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得乖乖服输，更何况是几座小小的城池？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情节，大都是充满了理想色彩的传奇故事。

比如在接收阳樊时，城内的人们不服，于是晋文公就调集大军准备强攻，但这时就有一个叫做仓葛的人在城头上大喊说：“对待中原国家要用德行感化，对待四方夷狄才会用刑罚的手段。如今你用对待夷狄的方法来对付华夏贵胄，谁会服从你？这里所居住的可都是王亲国戚，你难道要将我们全部俘虏吗？”晋文公一听也对啊，我是仁义之君，怎么能干这种缺德事，就把包围阳樊的军队撤掉了，用诚意终于将城内的人们都给感化了。

但是原国的人还是不服，于是晋文公又出兵包围原城。这一次晋文公只让军队带了三天的口粮，其用意就是告诉士兵，我们只准备打三天，三天之后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是会回国的。结果到了三天之后原城没有投降，晋文公就真的下令撤军了，但恰好在这个时候有城内的探子出来报告说，原国最多只能坚持两天了，再等等吧！探子本以为晋文公会满心欢喜地继续围攻，却不料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信用是为人的基础，如果失信于国人，就算是得到了原国又能如何？”说完就真的撤军了。据说原国人听说晋文公这么守信用，都被他的伟大形象感动了，结果晋国军队撤退不到一天，原国人就都出来投降了晋国。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散见于诸子百家的各种论述之中，不过其可信度就要大打折扣了。这些故事太过于离奇，展示出了仁义道德在战争中所具备的特别功效，与武王伐纣兵不血刃的故事也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史书上为了说明说武王仁义有德，生造出了商纣军队阵前倒戈的桥段，但由于考虑不周，没有把故事编完整，以至于《尚书》中还留下了“血流漂杵”的记录。孟子看了这段之后实在不敢相信，就说了那句“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名言，认为以武王的至仁，讨伐纣王的至不仁，怎么可能会出现血流漂杵的记录？我不信不信就不信。

对于文公伐原的相关记录，我们同样要秉持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怀疑精神，去甄别其中的疑点。晋文公征服南阳之地的过程恐怕也是很艰苦的，要知道周襄王赐给晋国南阳之地的时候还是四月初，而晋国征服原国的时间是在这年冬天，打败王子带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而攻取八个城池却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可见仁义的确不是万能的。

但不管怎么说，南阳之地的取得，对于充实晋国的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晋国本部处于山西南部的运城盆地，虽然有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的优势，但也有其先天不足，那便是土地资源的匮乏，成为制约他们发展的瓶颈。所谓殷鉴不远，晋惠公时期的连年天灾，对晋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也是造成其韩原兵败的重要因素。晋国必须要找到稳定的粮食产地作为保障，才能避免韩原悲剧的重演，而位于河南平原的北部的南阳之地，土地富庶气候宜人，比晋国本部的生产力水平要高出不少，自然也就成了晋人眼中的珍馐。

另外从战略意义上讲，晋国早年已经取得了卫国故地的邯郸、百泉等四邑，但从晋国本部通往卫国故地的道路却不太平，有赤狄各部杂处其间，使得晋国对这片飞地的控制力大打折扣。而如果有了黄河北岸的大片土地，就可以通过东山皋落氏故地或者虞坂古道，直接将晋国本部和早先取得的卫国故地连接起来，保障晋国在东方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晋文公宁愿要放弃自己多年来仁义的人设，也要从王室敲诈土地的缘故。

晋国对于黄河北岸土地的要求显然是早有预谋，但这可把周王室给坑惨了。这几座城池所占的面积几乎要占到周王室所能控制土地的一半，割让南阳之地，使得周王室的经济实力和在诸侯中的影响力都大为削弱。因此，晋国的勤王与其说是辅助王室，倒不如说是在坑害王室。如果说齐桓公时期，周王室还敢于游走于列国之间，分化诸侯、挑衅霸主的话，晋国这样的一次勤王之后，周王室就再也不敢左右国际政治了。从此以后，周王室的复兴便彻底无望，沦落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三流诸侯国，直到最后被人们完全忘却。如果再结合春秋早期晋文侯的所作所为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周王室的衰弱，晋国称得上是第一大功臣。

楚军北略

不管对周王如何威逼利诱、巧取豪夺，晋文公还是通过勤王的行动，在国际上刷满了存在感。“尊王”的勋章算是拿到手了，接下来便是要完成“攘夷”的任务。可“攘夷”需要有机遇，如今的天下局势，早已不是齐桓公称霸时北方戎狄闹哄哄的景象了，如果真想集齐“攘夷”的勋章，就只能拿南方最大的蛮夷——楚国——开刀。

可若要跟楚国叫板，你得有个能够让人信服的理由呀，总不能也像齐桓公那样拿着几百年前的事去找楚人麻烦吧？况且，晋文公流亡期间，楚人在明面上对他还是很不错的，晋文公自己的宣传中，也极力赞扬楚人是自己的外主。没有合适的理由就与有恩于自己的楚人翻脸，这事总让人觉得有些不厚道。正当晋国人踅摸着要找楚国人的麻烦的时候，机会就突然来了，而为晋国制造这次机会的，还是曾经被狄人灭国的卫国。

宋襄公图霸失败之后，不甘寂寞的卫国就成了东方最为活跃的国家。这个一度曾经被狄人攻灭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渐渐强盛了起来，与之相比，同样遭到狄人侵扰的患难兄弟邢国，却是江河日下。正好两国的关系最近不甚融洽，卫国于是便一心想要灭掉邢国，不料却遭到了齐国的阻挠。

原来卫国也是在齐桓公的主持下才得以复国的，但是到齐桓公死后，卫国竟然打起了齐国的主意。在齐国操控国政的卫国公子开方，把齐国的许多土地都割让给了卫国，引发了后来即位的齐孝公的不满，自然就千方百计地阻挠卫国灭邢。两国的战车在邢国的土地上碾来碾去，让邢国苦不堪言，更苦的是，齐孝公忙活了半天，最后还是没能保护邢国的周全，到了晋文公二年（公元前635年），邢国竟然真的就被灭掉了。

除了齐国，卫国还与郑国因为滑国的归属闹的很不愉快，而且卫国在这场争夺中似乎也是占据了上风的。要知道齐国、郑国那可都是东方数一数二的强国，齐桓公和郑庄公也都曾是中原响当当的头面人物，就是这样两个国家，竟然对付不了区区一个卫国，这世界简直是要变天了。此时的卫国俨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中原的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闪亮的角色。

不过卫国虽然四处树敌，却唯独与鲁国的关系处的不错。大概是因为两国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而且鲁国与齐国的关系一向都不怎么好，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为了能够对付齐国，卫国与鲁国就联合了起来。就在卫国灭邢之后，鲁国与莒国闹矛盾，卫国前去调停，三国结为友好同盟，先后于当年秋冬时节在洮地和向地会盟。齐孝公因为在邢国问题上吃了亏，如今又看见卫国在自家门前耍大刀，自然是不能忍，于是就于次年（前634年）春带兵骚扰鲁卫边境。岂料虎落平阳被犬欺，齐孝公干不过卫国也就算了了，在与鲁国的接触中竟然也吃了败仗，还被鲁国人在齐国境内一路追赶，闹得好没面子。

齐孝公哪儿肯善罢甘休，于是又卷土重来，侵略鲁国北方边境。齐国来势汹汹，鲁国人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不敢与齐国死磕，就派了展喜去犒劳齐军，以拖延齐军深入的步伐，背地里则派了东门襄仲和臧文仲到楚国去搬救兵。而那边厢，卫国听说了这件事，也不管鲁国有没有求救，直接就发兵攻打齐国去了，鲁国派去搬救兵的人还没到楚国，齐国就因为卫国的侵扰撤军回国了。但这时被派去的使者并不知情，他们到了楚国之后，因为游说楚成王不成，着急上火地就又找到令尹子玉，让他攻打齐、宋两国。

自从泓水之战后，中原人一听到楚国就浑身打哆嗦，楚国就借着这股势头，先后将郑、宋、鲁、陈、蔡、许、曹都给收编了，再加上后来楚、卫之间的联姻关系，等于是楚国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原。偏偏这个时候晋国来了一次尊王的行动，使得本来对自己存有敌意的宋国迅速倒戈，这就让楚人感到很不满意。令尹子玉（成得臣）是一个急性子，一听说宋国背叛了，就不住地骂娘，三番五次地去找楚成王，想要发兵讨伐。但偏偏楚成王是个慢性子，就是不愿意出兵，子玉一看这势头也是急了：“晋国来了打就是了，怕个什么劲？”

看到楚王这一副“我就是不想搞事情”的窝囊样，子玉也不管了，径直就约了司马子西（斗宜申）一起，发兵攻打宋国，包围缗地。到达缗地之后，鲁僖公也是欢天喜地地带了军队前来会合，唆使子玉攻打齐国。子玉太想建功立业了，也没有多想，就直接分兵直奔齐国，占领了谷邑。楚军驻扎谷邑，使得齐国政局再次发生了混乱，齐桓公的那几个儿子又开始蠢蠢欲动。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夏历四月，齐孝公在内忧外患之中辞世，他的弟弟公子雍及七个不知名的公子都投奔了楚军。楚成王把那七个公子安置到了楚国做了大夫，只把公子雍留在了谷邑，由易牙辅佐，与身在临淄的其他公子对峙。

令尹子玉（成得臣）对此还不满足，他所要追求的是要让楚国彻底征服整个中原，因此必须要将宋、齐这两块难啃的骨头都拿下，为此他又于当年冬天，调集了鲁、郑、陈、蔡、许等国围攻宋都商丘。宋国的公孙固早年曾充当过晋文公的线人，眼看联军兵临城下，急忙派人去向晋国求救。接到宋国求救的消息，晋国人并没有多少的担忧，反而是朝野上下一片欢欣雀跃：“等了这么多年，机会终于还是来了！”先轸更是借用当年晋文公流亡宋国时的故事说道：“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就在此一举了！”

征服卫国

楚国对于中原的经营，使得以礼乐文化为傲的华夏诸侯尽皆沦陷，也让尚未臣服于楚国的齐、秦、晋等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就按着令尹子玉那番锐意进取的劲头，在征服了宋国和齐国之后，楚国的兵锋恐怕很快就会指向晋国，晋国人终将会在中原的战场上与楚人相遇。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晋国在被庐建立三军，确立了三军六卿这样一种全新的军政体系。其首届三军六卿的内阁，以郤毂、郤溱统帅中军，狐毛、狐偃统帅上军，栾枝、先轸统帅下军；晋文公的车驾由荀林父担任御戎，魏犨担任车右。之前我们曾提到过，这种新的领导体制，将晋国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全都转移到了对中军元帅的争夺上。在转移矛盾的同时，实际上还对晋国的贵族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竞争环境。

这是一种可以被称为“晋国梦”的制度设计，是对晋献公“国无公族”和任用异姓贵族制度的补充，在晋国上层形成了一种以军功进阶的全新体系，极大地提升了贵族们的进取精神和战斗意志。正是有这样一种制度作为驱动，使得晋国贵族能够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不畏前路多艰险，于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冬天出中条山，沿着黄河北岸东进，意气风发地走向了中原的战场，准备介入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之战。

晋国的军人并非盲目乐观，这种极富竞争力的环境，也激发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针对当前中原的局势和敌强我弱的态势，制定了详细的战略。楚国以重兵围困宋国，投入的是联军的主力，直接救宋并非明智之举，这就需要梳理所面临的战争局势，选择最优的策略。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大国之间互相争锋时，通常不会选择直接对抗，而是选择围点打援、围魏救赵的策略。比如宋楚泓之战，楚国所采用的就是围魏救赵的策略，直接攻打宋国以救郑。而包括城濮之战在内的晋楚历次大战，都是进攻方围困对方的盟友，迫使对方前来救援，然后在与对方的接触中选择合适的时机决战。

晋国第一次出兵中原，同样是采用这样的策略，也就是要选择楚国的盟友进行围困，诱使楚国前来救援。而在楚国的诸多盟友之中，距离晋国较近，且实力最弱的当数曹国。恰好晋文公流亡曹国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段不愉快的往事，这也就为晋国讨伐曹国提供了极佳的借口。

但问题是，楚国在包围宋国的同时，还另外派出了一支军队与鲁国合兵一处，驻扎在齐国的谷邑。如果在讨伐曹国之时，楚国在齐、宋的驻军同时救援，晋国大军就很容易就会被对方包了饺子。为了避免这种被动局面的出现，就需要提前设置一部分兵力牵制住谷邑的驻军，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就又出现了。晋国与齐国和曹国之间还夹着一个卫国，无论是想要牵制谷邑驻军，还是挥师攻打曹国，都必须经过卫国的地盘，不巧的是，卫国也算是楚国的盟友。

这就很尴尬了。晋国人虽然自信心爆棚，但还没有膨胀到自以为可以吊打天下的地步，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与楚国决战，在决战前还是要尽量保留实力。正因为抱有一丝侥幸，晋文公并没有像对付曹国一样，提起当年在卫国碰了一鼻子灰的旧事，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打过去，而是和和气气地去向卫国人借道。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晋人一番好意，并没有讨到一点好处，反而是又碰了一鼻子灰。

这事说起来倒是也不难理解，对于卫国人来说，咱们是亲戚不假，我借道给你让你去报仇也没问题，但谁都知道你是去找楚国晦气的，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了。当时的各国普遍都认为楚国的强盛是无法逆转的趋势，整个中原都已经沦陷，区区晋国怎么可能是楚国的对手？你晋国人在中原战场上被打败了不要紧，万一楚国人回头算账，听说我们卫国人给你行了方便，这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不是？

卫国人站在晋国和楚国中间，是两头不讨好，是谁也惹不起，最后还是选择了支持大概率上可能会获胜的一方，从而拒绝了晋国人借道的请求。卫国人算是做好了结硬寨打呆仗的准备，可晋国人就觉得没面子了，此刻的晋文公恐怕早就火冒三丈了，他站在卫国的边境线外，指着几百里外的卫国都城，没好气地骂道：“第二回了，你可给我记住了，这可是你第二回把我挡在门外了，你给我记住了！”

就算是心里不痛快，这仗还是继续得打，晋军只好又迂回到棘津渡过黄河，准备向曹国进军。但或许是因为走了冤枉路，大家都怒气未消，又或者是不愿意放弃卫国的有利位置，他们很快又改变了战略部署，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向东进攻曹国，一路北上讨伐卫国。

不打不知道，卫国虽然能跟齐国、郑国死磕，但与晋国一接触，马上就疲软了下来。晋国人这才感觉到自己之前的担心有些多余，伐卫的军事行动进展很是顺利，到这年夏历十一月份，晋国就攻取了卫国的五鹿，并于次月进军敛盂，实现了牵制谷邑的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卫国人因无法抵挡晋军的攻势，便向其盟友鲁国求援，鲁国起初也不知深浅，派了公子买带军救卫。但在得知晋国实力之后，鲁僖公立刻就变了卦，他召回并杀掉了公子买向晋国示好，可一扭头却告诉楚人说，是因为他临阵脱逃所以才杀掉的。

而齐国方面，因为楚国军队一直都在谷邑搞事情，让齐国国内的局势变得特别混乱。后来卫国公子开方趁乱杀掉了齐孝公的儿子，立了齐桓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潘为君，也就是齐昭公。齐昭公继位之后，担心楚国会扶植公子雍抢夺自己的君位，因此也一刻都不敢懈怠。到晋国攻下五鹿，进军敛盂与楚军遥相呼应的时候，齐昭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赶忙派人到敛盂去与晋国结盟。

卫成公看到晋国气势汹汹，实在无法抵挡，就想着要不就别抵抗了，赶紧派人捎话给晋国，想一起结盟。但是晋国却不肯了，早先我向你借道的时候你非要硬气，这我才刚打了没多久你就后悔了，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不行，你还是接着打吧！卫成公实在没有办法，就想去找楚国搬救兵，可是卫国的贵族却不愿意和晋国继续打下去，就阵前哗变把卫成公赶到了襄牛以讨好晋国。

侵占曹国

北路军在卫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围攻曹国的那一路进展却并不顺利。他们在陶丘遭遇了极为顽强的抵抗，进攻持续了一个多月，不但没能拿下陶丘，反而把晋国第一任中军大元帅郤毂给搭进去了。曹国在中原属于是三流诸侯国，实力并不强悍，但正如那什么猎豹追赶羚羊的寓言故事所表达的那样，你晋国人打着复仇者联盟的旗号，直接来围攻曹国的都城，曹国人顶着亡国绝嗣的压力，自然要拼死抵抗。

尽管郤毂的上位靠的不是个人的能力，可他毕竟是中军将，是晋国的脸面，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惨死在战场上，也的确是很挫伤军队的士气。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候，什么流亡派、居守派，什么家底雄厚不雄厚都已经不重要，真正有军事才能才是硬道理。于是乎那个曾经带阻兵击晋文公回国，此刻内阁排名第六，担任下军佐的先轸，就在战阵之前被众人一致推戴为中军主将，下军将的位置则由流亡派的胥臣递补，全军继续对陶丘展开猛攻。

这场持续数月的围城战，让无数的晋军将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为了对晋人表示羞辱，也为鼓舞国人的士气，曹国守军将晋国战死将士的尸体陈列在城头上。刚刚被超拔为中军将的先轸，也是从这一刻开始，展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才华，他看到曹国人如此羞辱晋军阵亡将士，便下令让大军将营地转移到曹国人的祖坟上。这可把城里的那些人都给吓坏了，要知道周代人崇信祖宗神灵，欺凌祖坟这是对人最大的侮辱，曹国人拼死抵抗，为的就是保存祖宗社稷，你们真要这么干这仗还真就没办法打了。于是他们赶紧把晋军尸体装进棺木运送出城以向晋国人赔罪，而先轸则突然下令，趁曹国人运送棺木的机会攻入了陶丘，围攻曹国的战役终于告一段落。

晋军进入陶丘之后首先就把曹共公拉了出来，晋文公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通责骂，责备曹共公是个昏庸无道的国君，有僖负羁这样的贤臣不用，却用一批庸碌之辈。然后他又旧事重提：“当年我路过曹国的时候，你不礼遇我也就罢了，还要偷看我洗澡，今天你落到我手里也算是罪有应得。”

但是之前我们曾经分析过，所谓的贤人庸臣只是晋文公的宣传策略，是一个胜利者无端的傲慢。曹国的贵族不可能都是庸才，也有不少的能人异士，否则的话也不可能在晋军的围攻之下坚持这么久。而所谓的贤臣僖负羁，也不过是他为了宣扬自身仁义的形象，而给诸侯塑造的一个注水的模范罢了。

晋军攻入曹国之后，晋文公本来想借题发挥再演一场戏，以向人展示自己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于是就下令任何人不得侵扰僖负羁的宅邸，不得伤害僖负羁本人以及他的宗族。可偏偏魏犨和颠颉两个武夫不理解国君的用意，只是知道僖负羁这个人太不厚道，拿人钱财却净干缺德事，就这样的人，有什么必要报答他？结果一怒之下就就把僖负羁的宅邸一把火给烧了，僖负羁本人也葬身火海。

他们的这个举动让晋文公很是难堪：“我也知道僖负羁不是个东西，但我这是宣传策略啊！本来我就是给诸侯树立一个典型，以显示我是一个有恩必赏、有过必罚的君主，结果你们就这么把他给烧了，当着天下诸侯的面你们让我把脸往哪儿搁呀？”

魏犨和颠颉以为他们杀掉的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小人，可在天下诸侯看来，他们杀掉的可是国君的恩人，他们都眼巴巴地看着晋文公的表演，寻思着你好歹也得生生气杀个人才行啊。这就让晋文公有些骑虎难下了，你说要真就为了演一出戏，把跟随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心腹杀掉，良心上真的过不去；可是你要不杀呢，这可就是失信于天下，在舆论上又站不住脚。晋文公思忖了半天，最终还是决定为了自己的争霸事业，牺牲掉这两个与自己亲密无间的战友。但在此之前，他还是考虑到多年的友谊，派人去对二人表示一下临终关怀。

颠颉和魏犨在作战中都受了伤，他们在面对这样情境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其命运最终的走向也大相径庭。颠颉并没有意会国君的意思，以为国君只是派人来探望自己，就没想那么多。本来嘛，杀一个轻慢过国君的人又能有什么事，顶多训一训也就完了，结果国君倒是没训他，还好生抚慰了一番。颠颉闻听此言感激涕零，躺在床上对前来探望的使者哼唧了半天，说虽然我这劳苦功高，可我也不求高官厚禄，将来封赏的时候意思意思就行了。

而魏犨就机灵了不少，他虽是武夫，却终究还是粗中有细的那么一个人，他选择了故作坚强。魏犨在作战中，胸部受了重伤，听说国君派人来探望自己，知道能不能活命就看今天了，就赶紧用布把胸部包扎起来出去接见使者。在会见使者的时候，他强忍着疼痛，拍着胸脯说道：“国君也太客气了，就我这点伤一点都不碍事，照样该干嘛干嘛，就不劳国君挂念了，不信你看。”然后他就在院子里蹦蹦跳跳，左传上说是“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也就是跳高三百次，跳远三百次，虽然有些夸张，但也足见魏犨为了保命也是真够拼的。

使者看了很满意，回去就告诉晋文公说，颠颉已经废了，魏犨凑合还能用。晋文公听到这个结果，眼角也是流出了一行热泪，但为了在诸侯中立威，他终究还是杀掉了颠颉，并通报三军。倒是魏犨这么一折腾，让晋文公感觉还能用，命是保下来了，可伤口却撕拉了不少，终于还是起不来床了，从此江湖上再也没有了他的传说，但他留下的这条命，却为魏氏家族后来的崛起提供了最为根本的保障。

战前斗智

此时正是晋文公五年（632BC）夏历正月，晋国出兵数月，先后攻克了卫国、曹国，使得原本依附于楚国的鲁国也开始左右摇摆，齐国也开始与晋国结盟。原本声势浩大的楚国阵营，如今只剩下郑、陈、蔡、许四国，晋国的军事行动初见成效。然而在这段时间里，任由晋国东征西讨，由申叔带领驻扎在齐国谷邑的军队却一直都按兵不动，而令尹子玉（成得臣）所带领的围宋部队也一直都在苦战之中。战争打了三个多月，双方的主力部队还没有正式的接触。

晋国在中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激怒楚军，让他们主动挑起战事，然而楚军主将令尹子玉（成得臣）似乎并不为所动。按照传统史料给人留下的印象，子玉似乎是一个脾气极为火爆的人，这次的伐宋制齐的战争，楚成王本来也是不同意的，但因为架不住子玉的蛮横，最终不得不允许他出兵。为了进一步增强人们对子玉个性的理解，《左传》中还特别讲了一个故事，让他与他的哥哥斗榖於菟——也即子文——做了一番对比。故事说的是有一次楚成王为了检验令尹的成色，让前令尹子文和现任令尹子玉分别进行了一次战前的演习。老令尹子文演习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军队井井有条，没有处罚一个人就顺利结束了。新令尹子玉则用了一天的时间，其间鞭打七个人，还用箭射了三个人的耳朵，这才把军队调教的像那么一回事。

子玉的成绩虽然比不得子文，但到底成效还是很不错的，因此人们都向老令尹子文表示祝贺，说你有一个好弟弟，咱们楚国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可唯独有一个叫蒍贾的大夫不出一言。老令尹很是好奇，就问他怎么不说话，蒍贾回答说，“您是挺贤能的，但是却把政权传给了子玉，说什么是为了国家安定，对此在下实在不敢恭维。子玉其人刚而无礼，根本治理不了国家，你给他的兵车只要超过三百乘，他就肯定控制不住会战败。由于你的推举，国家是安定了，可是对外作战却会失败，这有什么好祝贺的？如果他真能得胜回来，再祝贺也不迟。”也就是说蒍贾看来，成得臣有诸多的弱点：他治军之时刚愎自用，轻率冒进，不是一个好将军；在国内大权独揽，为人骄横跋扈，连楚王都不放在眼里，也不是一个好臣子。

由于当时的楚国政局被若敖氏家族所掌控，前后的两任令尹子文和子玉，以及左军统帅子西（斗氏，名宜申）、右军统帅子上（斗氏，名勃）都来自于若敖氏家族，使得国内各个家族对于若敖氏都有很大的成见，蒍贾说这些话多少有些斗气的成分。这其中涉及到了楚国内政问题，我们先不去讨论，就姑且认为蒍贾的话是符合实际的。可在面对晋国挑衅的时候，成得臣却一反常态，特别能沉得住气，这就有些不好解释了。

实际上成得臣可能身上的毛病不少，但他的军事素养和政治觉悟并不差，当年晋文公在流亡楚国的时候，就与他有过几次照面，当时子玉刚刚从他的哥哥——斗榖於菟——手中接过令尹的职位，担心晋文公回国会对楚国不利，曾多次建议楚成王将其杀掉，但都没有得到应允。如今晋人一再挑衅，他这一按兵不动，就让晋国人感到很是泄气。但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个时候，新任中军将先轸的小宇宙再次爆发了，他派人到宋国去，让宋国去给齐、秦两国送去厚礼，诱使两国去劝说楚国解宋国之围。楚国包围商丘已有小半年，眼看着宋国就要投降了，这种关键时候任谁也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成得臣自然也不肯答应。但他没有料到、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晋国挑唆了齐、秦两国前来说和的同时，还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把曹国的土地擅自分给了宋国，故意以此来刺激楚人，使得子玉即便是想求和，也怕他手下的将士们不答应。先轸的这个计策可以说是起到了一箭一串雕的作用，让成得臣产生了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做阳奉阴违：“明明是你们不厚道，这坏人还得我来做，你们究竟安的什么心？”

尽管楚国实际上早已向齐国宣战，尽管秦国跟晋国一直都好的穿一条裤子了，可他们之间也并不是没有矛盾，只要没有明确表态摆明立场，他们未必会介入到晋楚之间的冲突，甚至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会在适当的时机被楚国拉拢，选择与晋国撕裂。可让你们这么一闹腾，如果不答应齐、秦调停的提议，就等于是同时得罪了东西方的两个大国，整个天下总共就四个有影响力的大国，有三个就跟楚国不对付，你说这仗还怎么打？

这还不算，如果楚国任由晋国人使坏，看到自己的小兄弟被人瓜分了却见死不救，你让旁人该怎么想？还不得让其他的诸侯都寒了心？楚国本来是控制了大半个中原的，怎么就突然就变成众叛亲离了？你们中原人的套路也太深了吧？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你就别说是成得臣了，就算是脾气再好的人也得给你惹毛了。坐镇在大后方的楚成王一看情况不妙，知道晋国人设的这个套，成得臣十有八九得往进跳，就急忙带着亲兵撤退回国，驻扎到申城。临走之前，还特意传话给成得臣和申叔，让他们分别从宋国和谷邑撤军。

可如果要站在成得臣的位置，你就会感觉到，身为三军统帅，在这种时候发布撤军的命令实在是太难了。楚成王也知道成得臣的难处，便循循善诱地劝导他说：“大丈夫能屈能伸，闹脾气要适可而止，有了困难也要知难而退，这不丢人。你就算是无功而返，寡人也不会怪罪你，不是我方不努力，实在是共军——晋军——太狡猾，晋国人设的这些圈套，咱们老实人根本应付不来，这仗很明显已经不能打了，咱们从长计议好吗？”

成得臣知道如今的状况已经对自己很不利了，可他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这不仅仅是在跟晋国人怄气，也是在跟国人怄气。之前我们提到蒍贾的那番话，说他刚而无礼，而且还不会治军，既是在表达对若敖氏专权的不满，也是在讥讽成得臣是个无能之人，讥笑他只能凭借家族地位获得令尹职位却并无真才实学。如果没有这个铺垫，成得臣说不定真就撤了，晋楚之间的战争可能也就不会爆发。

可如今这条路却走不通了，那些流言蜚语让他如鲠在喉，让他明知前路多坎坷，却始终不愿低头，也不能低头。因为一旦撤军了，正会应了那些人对他的挖苦，人们不会去设身处地地去理解这个决策背后的原因，只会变本加厉地去嘲讽若敖氏怎么出了这样一个软蛋。那些潜藏在阴影中的敌人会趁机发难，挑战令尹的权威，动摇若敖氏的根本。

成得臣不想做若敖氏的罪人，而他也需要这样一场战争，一个向世人证明自己的机会。他想向人们证明，证明自己不是仅仅依靠哥哥的照应才走到今天的，证明自己不是郤毂，不是子文的弟弟，而是成得臣，是一个“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好干部成得臣。他要用战胜的功业堵住悠悠之口，给那些质疑自己的人甩一个响亮的耳光。因此在接到成王诏令后，他拒不接受，同时满含泪水对使者说道：“我不是说一定要建功立业，非要跟晋国人争个长短，只不过是想借此堵住奸邪小人的口。”

看到令尹如此冥顽不灵，一直以来都对其很是迁就的楚成王，终于还是发怒了，他只给了成得臣少量的军队。其用意或许是为了减少损失，但更多的恐怕是想要借刀杀人，在君权与卿权冲突爆发的关键时刻，他并不在意这场战争的胜负，只在意战争的结果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这些问题成得臣已经是无暇考虑了，他必须要尽全力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尽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还是很谨慎地在跟晋军周旋。在送走楚成王后，他特意派宛春去向晋军提要求，说只要你们恢复了卫侯的君位，并把私分的土地还给曹国，我就答应解除宋国之围。

这番交涉也算是有礼有节：“我楚国攻打宋国是有那么一点不讲道理，可你们晋国无端讨伐曹、卫也不能说是完全占理吧？咱们大家各退一步，恢复中原的秩序，这要求不过分吧？”

“太过分了！”

晋文公的舅舅狐偃劈头盖脸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子玉你好无礼，你一个楚国的臣子，与我们的国君谈条件，一下子提出了两个要求，而你自己却只做一个，这没诚意啊，看来这仗是非打不可了。”

晋国人摆明了就是要搞事情，他们一直在寻找“攘夷”的机会，好不容易现在有了这么一次机会，不把你打服了是绝对不会让你走的。不过狐偃的做法到底还是太粗暴了，不符合先轸“阴狠狡诈”的指导思想，如果就这么回复的话，会把晋国好不容易取得的舆论优势给抹掉了。身为中军主帅，先轸显然是技高一筹，这一点不仅仅是狐偃，晋国上下所有人都得服气。

在听完狐偃的表态后，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先轸，只见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向晋文公作了个揖，随后抑扬顿挫地回答说：“虽然子玉的要求不合礼仪，但他的请求是一定要答应的。因为楚国人提出的要求一下子能安定三个国家，曹、卫、宋同时得到解放。如果我们不答应，就意味着是我们不肯停战，执意要继续把这三个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潭。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楚国有三项恩惠，我们结了三家的冤仇，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了。”

“可是就这么解了三家之围，我们多年的准备不是就白干了吗？就这么放他们走了，我们到哪儿攘夷去？”

正当大家都交头接耳的时候，先轸又补充道：“大家不必着急，山人自有妙计。条件是要答应的，但却不是对楚国，而是对曹、卫——我们私下里与曹、卫结盟，恢复他们的土地和地位，让他们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这样原本是楚国施与两国的恩惠，就变成了我们主动的给予，道义的制高点就有了，这是一。第二点则是要把宛春扣留下来，子玉知道之后一定会大怒，前来声讨我们。这样下来，好人我们做了，道义我们占了，这攘夷的事情也落不下。”

众人听了先轸的计谋全都拍案叫绝：“你这脑洞开的也太大了！就这么定了！”

先轸三气成得臣

成得臣自以为得计，在目送宛春离开大营之后，便返回中军大帐，一个人在营帐中暗自偷笑，心想可不是只有你们晋国人会搞阴谋诡计，我子玉也不是浪得虚名。他推演着晋国人可能采取的对策，心里盘算着或许他们早已被自己的要求搞的焦头烂额了，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跟晋国人比起来，自己简直是太过淳朴敦厚了。晋国人的套路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他们给曹、卫复国了，还让他们跟楚国断交，更加不能忍受的是，自己派去谈判的使者竟然被晋人扣住了！两军交战，不那什么来使啊，你们也太野蛮、太不讲道理了吧？都说我们楚国是蛮夷，可你们中原人怎么比我们这蛮夷还不厚道呢？这不行，我得找你们说道说道！

可晋国人已经切断了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谈判的道路，明摆着就是要告诉他，要想把道理讲清楚，便只有战场相见这么一条路可走。成得臣知道晋国人是存心找茬，他们就是想要跟楚国开战，可偏偏又不愿意承担主动宣战的责任，愣是把这烫手的山芋丢到自己的手里，可自己还不能不接。他把满腹的委屈、怨恨，以及对晋国人的不满都压在心底，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充满了危机的道路，决定向晋国宣战。

成得臣已经完全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可越是如此，晋国人却越是从容。晋军不断地激怒对手，却并不与之接战，当看到成得臣带着大队人马，跨越千山万水，从商丘赶到陶丘想要跟晋军决一死战的时候，晋军竟然一枪不放，直接开溜了……溜了……了……

这种做法别说是楚国人了，连晋国的将士都很不理解，他们遍览从三皇五帝到春秋时期的历次战争，还真没见过仗竟然可以这么打！有军吏甚至都怀疑，这帮带头大哥是不是全像郤毂一样，都是凭借着家大业大才上位的，他们压根就不会打仗？有人就向他们提出了质疑，说：“我们是国君亲自带队，对手是一个大夫带队，让我们的国君四处流窜去躲避对方的一个大夫，这要让人知道了，还不得把我们笑话死？更何况，如今楚军奔走数百里，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我们也没有回避他们的必要啊！你们要再这样胡乱搞，小心我动用政策工具办你们哦！”

躲避楚军的命令虽然是先轸下的，不过其他的将领对其中的意图也很了解，文公的舅舅狐偃为了稳定军心，就跟这些军吏聊起了他们在楚国流亡时的往事：“那会儿呀，咱们的国君跟楚王承诺过，说如果以后晋楚两国军队在中原相遇，我们愿意退避三舍以报答楚王的恩情。咱们的国君呀，那可是一个视信誉如生命的人，说出去的话就绝对不会反悔，如今我们退避三舍，就是在履行当年的承诺啊！”

众军吏都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就说我们的国君和大夫都不是贪生怕死的人嘛！”

看到众人如释重负的样子，狐偃对自己的表现感到很满意，他接着忽悠道：“出兵在外，就讲究一个理直气壮，就算是面临生死决战，我们也绝对不能把道义丢弃，这是我们立身处世的根本。如今我们的国君对楚军退避三舍，如果他们还是不肯放过我们，他们那就理亏了。我们占了理，还怕打不过他们，大家说是不是啊？”

“说的太对了，舅犯你怎么懂这么多啊？你说的太有道理了！”

狐偃看到众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对自己的表现就更加满意了，但是他并没有告诉这些军吏，晋军退避三舍的真正意图何在。这其实也是先轸战略意图的一部分，首先还是在玩弄对手，成得臣急于求战，但晋军却扭头就跑，楚军在后面追，晋军就在前面跑，生生地就把楚军的斗志给拖垮了。楚国的不少将士看到这个局面，担心遭到暗算，就不断劝说主将，说要不我们就先歇歇脚吧？成得臣求战不得，自然就更加气急败坏，更是不肯罢手。而其心志被冲昏之后，其战斗部署便越是漏洞百出，其胜率也就越加渺茫。

除此之外，晋军退却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把楚军引到预先设定的战场上，让整个战争在晋军的主场上，按照预先的部署开展，只要能把成得臣玩得够狠，就不担心他不上钩。而在那个预先设定的战场上，秦穆公之子小子慭和齐国大夫国归父、崔夭正带着本国的军队，从卫国的敛盂缓缓南下，准备要跟晋军合兵一处，共同向楚军发起挑战。

实际上也正如晋军所计算的，到夏历二月初一，晋文公、宋成公和齐、秦两国的大夫在城濮会合。而追击多日的楚军还未来得及修整，就派斗勃向晋国下了战书，战书的文辞也很是逗趣，说的是：“我之所以这么着急上火的追上来，也没别的意思，只是因为我们楚国的战士想跟你们的勇士比试比试武艺。你老人家也别担心他们擦枪走了火，就跟得臣一起看个热闹好了。”

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听到成得臣如此谦卑的措辞，让晋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了，晋文公也派了下军将栾枝去答复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也就不跑了。我们的国君呀，因为时刻惦记着贵国君主的恩惠，不敢与贵国起冲突，所以才一直回避的。本以为大夫已经退兵了，没想到您也是个实诚人，竟然这么执着。既然如此，寡君也不能扫了您的兴不是？那就麻烦您回去跟你们的勇士通报一声，让他们都打起精神，准备好战车，也别有那么多顾虑，明天早上咱们就比试比试嘛！”

风声鹤唳

尽管晋人一再激怒楚军，引导成得臣率先宣战，可当战争真的要来临的时候，却终究还是感到忐忑不安。人们毕竟还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战阵，以往晋国的对手，都是如虞、虢、魏、耿、霍那样的一些小国，就算有那么一两次打不赢，至少不会危及国本。晋国唯一参与的一场大战，还是十多年前在韩原与秦国之间的冲突，而那次战争的结果，可以用惨败来形容——想起那场战争，不少人心里还存有余悸。

如今他们面对的，是当时人们可知范围内最强大的国家，是一个让中原诸侯都闻之丧胆的超级强权。迄今为止，中原还很少有谁敢于跟楚国叫板，即便在齐桓公最为强盛的时候，有着众多诸侯的拥戴，也只是在楚国面前秀一秀肌肉，把对方吓退了了事。中原国家与楚国唯一的一次交锋，便是几年前发生在宋国的泓水之战，那场战争的结果，想必所有人都清楚。战争发生的时候，晋文公正在宋国流亡，他亲眼目睹了楚军碾压宋国的整个过程，那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场面惨不忍睹！每忆及此，晋文公就忍不住全身发抖，他似乎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上，而自己则化身为宋国的一名士兵，在面对着楚人的屠刀时，只能瑟瑟地举起双手，乞求对方手下留情。

当战事日渐临近的时候，这种恐惧感就愈发让人战栗，以至于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晋文公竟然梦见楚成王像是一只饥饿的老虎，正趴在自己的身上啃食自己的脑浆。而自己则四肢麻痹，动也动不得，喊也喊不出，在无尽的恐惧中迎来漫漫长夜。为了平复内心的恐惧，他把舅舅狐偃找来谈心，狐偃对他好生劝慰，说：“楚王俯身，就是要伏罪的意思，而国君您仰望苍天，正是得到了上天的垂爱啊，这有什么好担心的？”

狐偃解梦的功夫毫无说服力，这话说出来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但人不都喜欢个吉利话嘛。其实别说是国君了，他自己何尝不是内心忐忑，他同样无法预知这场战争的结果究竟会是什么样。但事已至此了，哪里还有什么退路，不过是硬着头皮死撑着罢了。

晋文公的情绪显然没有平复下来，过了些许时刻，他又突然听到营帐外将士们在唱歌，歌词中隐隐有一句“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内心的恐惧便又涌现了出来，心想战士们不会是看到自己这么窝囊，准备要造反了吧？他急忙又向狐偃询问，这“舍旧谋新”究竟是什么意思。

狐偃本来心里就没底，看到晋文公这么絮絮叨叨地来回问，本来不紧张也给吓得紧张了，但他还是强打着精神鼓励国君说：“你怕什么，都已经到这一步了，就赌一把吧！赌赢了，你就是天下霸主；赌输了，大不了撤回国内。晋国表里山河，有黄河之险、太行之固作为屏障，就算是输了也没有谁能奈何得了我们，假以时日，还可以东山再起。”

晋文公还是放心不下，总想着要打退堂鼓，但这种话怎么好意思说呢？他只能不断地寻找借口，转而叹息道：“可是楚国对我有恩啊。”

就因为国君的疑心病，大家伙一晚上都没睡，净陪着他聊天，这眼看都要天亮了，国君还在这一惊一乍的，让一直旁观的栾枝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在一旁就吼道：“楚国终究是蛮夷，他给你的都是小恩小惠，有必要每天记挂在心吗？别忘了汉水流域的众多姬姓诸侯，那可都是你的叔伯之国，他们被楚国吞并断绝了社稷，这么大的耻辱，难道不需要我们这些亲戚去洗刷吗？您可千万不要因小恩而失去大义！”

栾枝表面上是这么说，心里面很可能是在想：“你以为我不怕啊？我他妈也没打过这样的仗！可我也没像你这样婆婆妈妈磨磨唧唧没玩没了地找借口啊！作为一个国君你不出来鼓舞士气倒还罢了，一个劲地唉声叹气说丧气话这合适吗？”

晋文公尽管名气很大，可毕竟也是个普通人，并非是天赋异禀，也不是天生就应该作霸主。他与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在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都会打退堂鼓，在做了错事的时候也会找各种借口狡辩，甚至有时还得昧着良心干坏事。但因为他给自己赋予了重大的使命，让他即便是流浪多年，也依然不改初心。也正是这份使命感，使得他即便想逃避也无处可逃，只能在潮流的推动下勇往直前，最终实现了华丽转身，从一个到处碰壁的loser变成了人生大赢家。这也正应了人们常说的那句话：不逼自己一把，你都不知道你有多优秀。

更何况，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很多选择或许并非出于本意，但却无意中造成了意外的收获。至少三军六卿体制的建立，是迫于国内情势不得不做出的让步，却无形中为晋国的中产阶层提供了一个顺畅的上升通道，开启了一个“晋国梦”的光辉时代。这个妥协的产物，充分调动了国人的积极性，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使得这个由一个个普通人组成的群体，相比于体制僵化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战斗力，为城濮之战的全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城濮之战

晋文公五年夏历二月初二日，晋楚两军在城濮摆开阵势，晋军的阵地设在莘北。根据史料的记载，晋军出战的兵车数量，总计为七百乘，另有齐、秦、宋等国的助威团从旁待命。而楚国方面，由于主将成得臣不听指挥，楚成王只给他留下了若敖氏六卒和西广、东宫的部分兵力，其中的六卒为一百八十乘，再加上西广、东宫的车驾，总计也就是二百多乘。左右两军数量未知，但按照楚军的习惯，大体上应该不会超过中军的规模，三军合计大约为六百乘。另外楚国左右两军主要是由郑、许、陈、蔡四国联军拼凑而成，其战斗力又要打个折扣。

因此无论从兵车数量，还是军力配置上，晋军都是占据一定优势的。但由于这是晋国建国以来所参与的最大规模战争，为了避免重蹈韩之战轻敌败北的故事，他们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还是相当谨慎的。首先是在战略布局上，他们抛弃了以往全军对阵迎敌的惯例，采取了一些变通的手段。将三军分成了五个独立的单元，其中军由先轸、郤溱统帅，对阵楚国主帅成得臣所统率的若敖氏六卒，中军战车军士的数量都占有优势，确保中军的对垒不至于出现太大的纰漏，这个布置也算是中规中矩，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下军就不同了，晋国下军被分为两支，一支由下军将栾枝率领，对阵斗宜申所率的申息两县军队；下军的另一支由下军佐胥臣统帅，对阵楚国斗勃统帅的陈蔡联军。

将下军一分为二，对阵楚国左右两军，兵力上显然不占优势，可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别忘了晋军最大的特点就是狡猾，他们特别把狐氏两兄弟带领的上军空出来，并不是要让他们去观光旅游的，而是作为奇兵做了特别的安排。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散布在军阵的两翼，负责机动作战，保证下军在具体作战时有回旋的余地。除此之外，还有齐、秦、宋三国的军队，暂时用不着他们，就让他们和国君护卫队一起，陪着晋文公看戏好了。

在具体的战术上，晋国人同样放弃了以往贵族战争丁是丁卯是卯的刻板作战方式，大胆地采用了多方阵协同作战的新战术，这些作战安排，成得臣恐怕是撑破了脑袋都想不出来的。如果宋襄公泉下有知，看到了晋军采用的作战方式，也一定会痛骂晋文公是中原文明的败类。

具体的战略战术布置完成，春秋历史上南北之间的第一场世纪大决战，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伴随着轰隆隆的鼓声拉开了序幕。战争开始后，首先出动的是下军佐胥臣率领的下军战阵，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冲楚右翼的陈蔡联军。右军统率斗勃只看到对面的滚滚烟尘，顺着凛冽的北风，朝着他们的方向呼啸而来，他也不甘示弱，在战车上挥舞着鼓槌，带领全军策马扬鞭向北方奔腾而去。可双方的烟尘刚刚混同在一起，就猛然间听到战马的嘶鸣此起彼伏，陈蔡联军的战阵瞬时就溃散了。

斗勃被溃退的战车裹挟着寸步难行，他怒不可遏，挥舞起长戈想要阻拦那些临阵脱逃的人，却终究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久，身边的喧闹渐渐消散了，他才勉强能够驱车向前。可还没走了多久，就连他的战车也失去了控制，紧接着就看到一群老虎拉着战车，向他直冲过来。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些拉车的并不是什么老虎，只是披着虎皮的战马，可他的战马却不懂这些，也不管驾车的人如何鞭打，就是没命地往回跑。斗勃明知对方唱的什么戏，却无法阻挡大军的溃散，只能在战马的牵引下没命地奔逃。胥臣只带了少量用虎皮蒙马的战车，就让楚国右军一触即溃，在一旁观战的上军迅速派出两支小分队追击陈蔡联军，楚军右翼首先溃散。

在战场的另一侧，栾枝所率领的部队则与楚国申息两县的精兵对峙。申息两县是若敖氏家族的大本营，从那里走出来的战士都有着很高的战斗素养，对待这样的精兵，自然要采用符合他们身份的战术。战不多时，栾枝便佯装战败，并用战车拖曳着树枝扬起尘土来迷惑对方。对方的主帅斗宜申不知是计，带领了申息两县的子弟全军出击，结果被晋国中军拦腰截断。此时狐氏兄弟率领的上军也从侧面夹攻，晋军以近三倍于敌军的优势，将追击的楚军三面包围了起来，其结果可想而知。

看到两翼被晋军击溃，成得臣哪怕是再固执，也知道已经无力回天了，于是急忙下令收兵。在经过了数月的较量之后，闻名遐迩的城濮之战，仅仅激战了几个小时，便以晋军的完胜宣告结束。

践土会盟

晋国在此战中取得大捷，三军将士欢天喜地地在楚军大营中，把他们剩下的粮食吃了三天才告班师。这个消息很快就在中原大地上不胫而走，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一直在西方世界韬光养晦的晋国，突然间小宇宙就爆发了，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把南方那个超级巨无霸给打败了。那个多年前还是一个无人待见的流亡公子，突然间就变成了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真让人有点沧桑巨变之感。

不管怎么说，这世道一夜之间变天了，对于各个诸侯国来说，最要紧的还是要赶紧去巴结新领导。其中最感到紧迫的还是郑国，因为在不久之前，郑国还紧紧的团结在楚成王的周围，充当楚国侵略中原的马前卒，楚国横扫中原的军功章上，也有他的一份。更要命的是，当年晋文公经由郑国入楚之时，郑文公对他很是轻慢，而他的大臣叔詹更是曾提出过杀人灭口的计划。每每想起这段往事，郑文公就不住地冒冷汗，心说我上辈子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啊，怎么就摊上了这么多的事儿？

可眼下还不是忏悔的时候，一收到战场上的消息，他就马不停蹄地派人去盯紧晋国军队的走向，等到他们进入了郑国境内，又派了子人九（子人氏，名九）去向晋文公请罪。晋文公正在兴头上，骄傲的根本顾不上搭理那些陈年往事，很爽快地就答应了郑国的请求，还特派下军将栾枝到郑国去，与郑文公就两国结盟的具体事务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夏历三月初九，也就是战争结束一个多月后，晋、郑两国国君在衡雍举行了盛大的结盟仪式，宣告两国正式建立了友好的双边关系。

原先依附于楚国的国家如鲁、陈、蔡等国都纷纷向晋国伸出了橄榄枝，晋文公也都来者不拒。卫成公虽然流亡在外，但他也知道大势已去，也同意自己的弟弟叔武代表自己去向晋国投诚。其他的诸侯如齐、宋、莒等国自然也不能免俗，纷纷带上了厚礼，向晋文公表示祝贺。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伟大时刻，大家都围绕在晋文公周围，为他所取得的胜利而兴奋不已，整个中原都喧闹了起来。而那个几天前还不可一世的南方大国楚国，则显得落寞许多了。坐镇后方的楚成王得知战败的消息，便派人去责问子玉说：“申、息两县的子弟伤亡惨重，大夫就这么回来，怎么向两县的父老交代呢？”

要知道，申、息两县是若敖氏的大本营，晋国人似乎早就盯紧了若敖氏的命门，在战场上以三倍兵力对其进行合围，给若敖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成得臣也是明白人，都不消楚王的提醒，他自己也知晓利害，显然是没办反面对江东父老了。他之所以没有选择乌江自刎，是因为他还肩负着重大的使命，那就是把中军的若敖氏六卒完完整整地带回去，也算是给族人们一个交代。为此他一路上小心谨慎，处处戒备，等退到连谷之后才松懈了下来。

他的儿子成大心，以及司马斗宜申知道他内心煎熬，一直都为此担忧，还特意把成王派来的使者拦了下来，没有让他把话传进去。可成得臣终究还是太过自责，他无法饶恕自己的错误，在将大军带回安全地带后，便一个人在营帐中自尽了。

成得臣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将领，其为人并没有那么的不堪，只是有些生不逢时。他恰恰在晋国刚刚改制的时候，担当了令尹的角色，又遇到了一个军事天才先轸，和一个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让人摸不清底细的晋国。晋国在城濮之战中采用的各种复杂的军事技术，在以往的战争中从未出现过，仅靠经验显然无法应对。或许对他来说，最好的选择莫过于避而不战，可彼时楚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又不允许他退避。尽管如此，在城濮战场急速转变的时候，他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冷静，为若敖氏保留了最后的火种。也正是因为这些缘故，晋国人对这样一个手下败将还是心存忌惮，不敢掉以轻心，直到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晋文公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兴奋地说道：“从今以后，人莫予毒，我总算是能过踏实日子了！”

晋文公的这一句话也道出了许多中原诸侯的心声，对于这些以礼乐文化为荣的北方国家来说，楚国实在是一个异类。他就像是一个饕餮，永远都不知道满足，楚国大军所过之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被吞进去，然后被搅碎、被消化，最后变成楚国王族治下的一个县。这种时刻惊扰着人们的噩梦，使得那些即便是已经臣服的国家，也总是心存亡国绝嗣的恐惧。楚国的战车永不停歇，诸侯们内心的恐惧也永不消止，整个中原文化圈都弥漫着一股悲观消沉的情绪。若不是晋国站出来振臂一呼、力挽狂澜，或许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明，就会和迈锡尼文明亦或是过去的殷商文明一样，成为永久的历史遗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历史，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面貌。

这种情形与齐桓公称霸时的局势有很多相似之处，彼时北方的戎狄在中原横冲直撞，一时间无人能挡，竟然还把中原大国卫国给灭掉了。中原各国合力抵御北狄的侵扰，却似乎总是疲于应对，只能以空间换时间，让他们又折腾了许久。也恰在此时，楚国也加快了北上的步伐，使得原本处于中原核心区域的陈、蔡、郑等国都不得不表示屈服。这种局促的窘境，用后来的话说，就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形势已经危急到了极点。齐桓公霸业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若不是他将中原各国联合起来抵御戎狄的交侵，中原大地很快就会退化为蛮夷之邦，“吾其披发左衽矣”。

但与当时的情形比起来，晋文公称霸前的局势显然更加局促。齐桓公所面对的北狄，是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散兵游勇，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称得上是洪水猛兽，可一旦在中原各地分散开来，就完全没有战斗力了。中原各国成熟的组织体系，以及运转良好的国家工具，用以将戎狄部族各个击破并非什么难事。当时的楚国还有很多自身的问题未能调和，因此尽管其块头很大，但却不敢向中原发起挑战，齐桓公也没有与楚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接触。

可齐桓公死后，中原各国变成了一盘散沙，使得楚国得以趁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大半个中原。若是再征服了宋国和齐国，整个中原都会变成楚国的禁脔，任由楚国蚕食和消化。从另外的角度讲，楚国文化具有与中原文明截然不同的特性，这种文化特性一直都战国后期都很明显。因此楚国对中原的征服，从根本上讲，就不仅仅是军事征服这么简单了，而是一种带有文化渗透性质的扩张，就像是波斯入侵希腊，一旦扩张成功，对中原文明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正是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使得晋文公的霸业又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有了崇高的地位。

从影响的地域范围来看，即便是齐桓公称霸的顶峰时期，其所能控制的区域也仅限于成周以东的中原地区，其势力范围自始至终都没能越过太行山。齐桓公在晚年时，试图突破限制向西发展，曾举行过一次葵丘会盟，但因为晋献公半途而废，这次努力并未成功。晋献公去世后，晋国发生了里克之乱，齐桓公试图干预晋乱，但大军刚到高粱，就被秦穆公给赶回去了。一次会盟，一次军事行动，都没有实现向西发展的愿望，这就使得齐桓公的霸业仅仅止步于东方世界。

可晋文公就不一样了，他在城濮之战的前夕，就开始积极地在外交上布局，事先取得了齐、秦两个大国的支持。之后得益于战争的胜利，中原各国纷纷前来依附，使得晋文公成为了完整意义上的中原霸主。这个成就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春秋历史上是独一份的，也难怪他会骄傲。

在战争结束后的二月二十七日，大军刚刚抵达郑国的衡雍，晋文公就忙不迭地开始操持会盟有关的事务，并擅自做主在践土为天子兴建一座行宫。半个月后，晋文公才在成周举行献俘仪式，将城濮之战中抓获的战俘千人、兵车百乘移交给周襄王。

周襄王早已被吓得手足无措，急忙于两天后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来回敬晋国君臣。在这次的宴会上，王室大夫尹氏、王子虎及内史叔兴代表天子，正式册命晋文公为侯伯，也就是诸侯之长，并赐予他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授命其以王命安抚四方诸侯，征讨不臣。

紧接着在这年周历的冬天，晋文公又在温地的周王行宫召开国际会议。齐昭公、宋成公、鲁僖公、郑文公、蔡庄公，陈、莒、邾等国的国君，以及秦国大夫汇聚一堂，共襄盛举。联合国秘书长周襄王也应邀参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此次会议参与人数众多，会议规模宏大，象征着晋文公正式成为中原霸主，建立了以晋国为首的新国际秩序，这次的会议也被称作践土会盟。

晋文公称霸中原的目的达到了，但是他的很多举动却很受人非议。孔子对于晋文公与他的前任霸主齐桓公就有着不同的评价，他说齐桓公是“正而不谲”，一切都以礼仪仁义为准绳，对周天子也是毕恭毕敬。而晋文公则不同，是“谲而不正”，晋文公在勤王伊始，就向天子索要六隧之礼，妄图僭越，僭越不成，又向天子索要土地，简直不要太过分。践土之盟又“召”天子举行盟会，不顾君臣礼仪，以臣召君，因此这个霸主已经变味了。晋文公的这些举动着实刺痛了孔子那颗维护王道正义的玻璃心，为了对晋文公表示痛斥，也为了维护天子的脸面，他在《春秋》上对这件事只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天王狩于河阳。

但不管怎么说，站在维护礼制的立场上，孔子的批评总是对的。因为从晋文公称霸的这一刻起，礼乐征伐的大任便彻底落入了诸侯之手，周天子再也没有了叫板诸侯的能力，只能在历史的波涛中随波逐流。晋文公不仅从天子手中巧取豪夺，占据了王室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还堂而皇之地开始审理诸侯事务，褫夺了天子在法理上至高无上的地位。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持续百余年的晋国霸业时期正式开启，晋国在建立近四百年后，终于进入了他们最为辉煌的时刻。然而正如那句古语所说的，福兮祸所依，在这持续百年的争霸战争中，一幕幕的悲喜剧也开始上演，这其中有昏君庸臣，也有贤君良相；有不择手段的小人，也有谦卑和善的君子；有高居庙堂的世家大族，也有委身陋室的市井小民；有耿直不屈的董狐笔，也有随风摇摆的投机客；有令人向往的君子之风，也有惹人厌憎的勾心斗角；有催人泪下的真情流露，也有激人愤慨的恩怨情仇……

这一幕幕的悲喜剧之下，是一群被时光裹挟的芸芸众生，他们都在命运的驱使下，在不同的历史关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共同为后来的人们，谱写了一曲曲恢弘壮丽的诗篇，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历史图景。历史总有许多精彩的片段，每每阅及这些故事，在咿呀嗟叹之余，或许更应该深思的是：这些用生命谱写的诗篇，用热泪描绘的图景，究竟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