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6日

移情：是病人在精神分析情境中对分析师的有意识和无意识体验，因为它是由病人内化的早期生活经历所塑造的。移情可以被概念化为内化的自体和客体表征的内在的、知觉的和情感的组织功能，也可以被概念化为恢复或实现内在的、多决定性客体关系幻想的积极愿望。通俗的说，病人把自己生活中内化的早期的客体关系，恢复转换为现在的关系，投射到分析师的身上。在移情关系中，他非常想把过去对重要客体的关系，受伤的客体关系，变成和分析师之间理想化的现实的关系，爱的关系。移情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不只在精神分析的场所，在任何场所都有移情。虽然移情体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许多分析师认为，分析设置的独特属性，包括病人和分析师互动的不对称性，病人的椅躺位置，和病人对帮助的需求，有助于激活更多的退行移情，也就是说，移情表达了对早期父母形象的童年感受。（所以我们说，精神分析关系中，如果从来都没有重复过早年的关系，这个分析就没有开始过；如果仅仅只是重复过去的关系，这个分析也绝对没有到结束的时候。移情和反移情是要赋予创造性和新的内容，要重建新的关系，这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因为来访者的退行状态，给分析师创造了很多机会去伤害他。因此，要求设置的严密性，以及伦理中最基本的善行不伤害原则，要求分析师自己接受分析治疗，对自己的情节进行处理。精神分析情境的核心内容：第一，移情与反移情，分析师与患者双方都会带来过去的人际体验，内在的客体和自体的表征进入到关系中。第二，投射性认同，在移情与反移情带来的关系中，通过投射性认同进行人际互动。第三，再现，在关系中再现过去的重要情节，是病理性的行动。再现通常会让治疗进行僵局，迫使我们去思考发生了什么，也意味着这是患者的节点，到了动手术的时刻，去除内在的伤痕。）一个病人的移情通常会重新激活多个客体关系或任何客体关系的多个版本。分析师可能扮演好客体，坏客体，男客体，女客体，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都可以投射到分析师身上。病人对当前关系的感受和想法等意识体验，其实是对内化的过去的关系模式的激活。

由于移情包含强烈和矛盾的性幻想以及与威胁和痛苦情感相关的记忆，病人会无意识地抵抗对此的解释。（要在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后，去解释移情关系。）移情解释的目的是增加病人对其移情的所有心理贡献的防御性伪装的了解和接受。移情解释的能力提供了对病人早期关系的持续内部激活活动的洞察力，这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发现和精神分析治疗的关键特征。（洞察到病人内在的是什么，激活的是什么，在移情中，让他慢慢体验到，实际上分析师不是他想象中的理想化的，他会接受很多的不理想化的部分。随着关系的推进，他的负性情绪都出来了，这个客体包含着爱和恨的东西就整合了，就不再是部分客体，而是整体的客体。与整体的客体发生真正的连接，跟外在的关系才不会是总是部分客体关系，要么好人要么坏人。）移情分析的治疗获益取决于病人在分析体验中情感参与的能力，并且理解这种参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心理现实。治疗的好处还取决于病人将精神分析师视为“新客体”的能力，这个新客体可能会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解决老问题。（病人把你当成了那个人，但是从躺椅上起来的时候，知道你不是那个人，他要有这种看到现实的能力。如果病人总是看成那个人，他的现实感是有缺陷的，可能会进入到精神病性的移情。）移情是精神分析中至关重要的概念，因为它生动地描述了过去生活在当前的重现，并对当前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尽管移情是精神生活的普遍特征，但它在分析情境中为病人提供了独特的体验（会体验到孩子的体验），为治疗获益提供了最大的杠杆作用。从历史上看，对移情的解释将精神分析与其他治疗方法区分开来，虽然当代精神分析学派在移情的方法上存在差异，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必须考虑到分析关系对每个病人内在心理的重要性。

当代精神分析话语中的移情概念存在三个基本争议。这包括如何概念化移情，分析师自身的主观性如何影响病人的移情，以及如何解释移情。第一个争议：即如何概念化移情？比如：病人的移情是否试图治愈并继续被阻断的发展？因此，移情是在重复旧体验的背景下对新体验的渴望吗？第二个争议：分析师自身的主体性如何影响病人的移情或移情的表现？比如：虽然病人具有特定的转移幻想，但分析师的主观性是否导致二人共同创建的移情体验需要分别探究他们的贡献？第三个争议（如何解释移情）提出了以下问题：1、移情的表现是否应该在治疗的早期被解释，或者这样的早期解释是否会抑制移情的充分表达？（我个人的观点是，早期是不适合解析的，会是抑制发展。）2、分析师是否能够了解病人移情感受的哪些方面具有心理内部根源，哪些方面是对此时此刻的双方互动的反应？

弗洛伊德撰写的关于精神分析技术的论文很少，尽管移情在技术理论中起着核心作用，但他并没有在其他理论变化时对他的移情概念进行大量修正。弗洛伊德在1893年首次使用移情这个词，将其描述为“错误的联系”。在1893年到1917年之间，弗洛伊德将移情概念化为力比多从一个客体（表象）转移到另一个客体（表象）的表达。（在临床上，弗洛伊德发现，带着癔症来的神经症病人在治疗不久之后，就不再纠结于症状，而纠结与治疗师的关系，所以他说变成了移情神经症，就此发现了移情现象。）1900年，在《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把移情描述为无意识精神生活原则时阐述了这一点，被压抑的无意识冲动寻求对非禁止的前意识想法的认同而满足，就像力比多/被禁止的幻想通过转移到分析师身上寻求满足一样。1905年，弗洛伊德将移情描述为在分析过程中有意识的幻想的“新版本”，这些幻想可能成为治疗的障碍。在他的《技术性著作》中，弗洛伊德描述了移情的阻抗和促进功能。正向移情、情欲移情（对分析师的关于性的愿望的表达），和负向移情（敌意或批评的感情的表达）起着阻抗的功能，因为他们谈论起来很不舒服，而且似乎有偏见地阻止了病人的自由联想（1912）。弗洛伊德对病人可以自由对分析师表达的情欲移情、正向移情和非性欲的感情进行了对此，发现这种非客体指向性正向移情不起阻抗作用。在1914年，弗洛伊德将移情与强迫性重复而不是记住过去联系起来，并阐明移情既是对精神分析变化的一种阻抗也是精神分析发生变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当病人想要和精神分析师一起实施（重复）时，移情就会产生阻抗；当病人领悟到这种重复，从而理解（记忆）他的冲突的历史根源时，这就是改变的契机。1914年，弗洛伊德还解释说，对过去客体移情的重复会发展成移情神经症，即所有过去关系的力比多依恋都会转移到分析中，因此与分析师的关系包含了最初导致病人的症状的所有冲突。弗洛伊德写道，对分析师的依恋最终是通过对移情的解释而“解决”的。弗洛伊德的移情概念仅限于愿望的转移（或置换）。安娜弗洛伊德（1936）的观察表明，在移情过程中，不仅有愿望，还有最初的防御。这些防御的移情更难以解释，因为它们已经融入了病人的性格特质，且被有意识地合理化，而病人并没有感受到它们被激发。

色情性移情：指的是病人强烈的渴望精神分析师对他的情爱渴望做出反应；病人并不把这些愿望看成是内心生活的复杂表达，而是对现实的迫切需求。（近一百年对色情性移情的解释，是孩子找到父母的那种感情，和情欲无关。）精神病性移情指的是病人的幻觉体验仅限于移情（1967）。在弗洛伊德之后的几年里，对移情的不同观点已经形成。这些被概念化为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真正的关系”（1969），或者表达为一种基本的具有疗愈作用的母性移情；分析关系的这一方面没有被解释，但被视为分析的必要背景。后来的分析人士认为，移情渗透到分析关系的各个方面，包括病人在分析过程中对相互关系和联盟的基本感觉。莱瓦尔德（1960）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他假设，病人愿意体验强烈的、退行的移情是基于他对分析师的信任，认为他是一个潜在的新客体，还强调说，病人对自己的意识和被压抑方面的整合能力的不断增强是发生在与分析师的关系中，分析师在病人身上看到的东西比病人自己看到的要多。克莱因学派分析师将移情看作是病人对此时此刻与咨询师关系的不断变化的感觉；这些感觉出现在病人说的每句话中，尤其是在通过投射性认同来诱导分析师的非语言行为中。分析师通过调整自己的主观体验和关注病人如何倾听和使用分析师的话来了解病人的焦虑和他对焦虑的防御。

自体心理学家关注的是病人对自体客体的需求所形成的移情，而不是与内在客体关系相关的欲望和恐惧。自体客体是作为自我的一部分被体验，并为自我提供基本的功能。当自体客体功能的需求在儿童时期没有得到满足时，一个人要么向他人寻求未完成的满足感，要么抵御匮乏和渴望的感觉。自体客体移情包括镜映、孪生和理想化。自体心理学家解释了这些移情出现时产生的防御，当这些防御付诸行动时，分析师对个体所表达的自体客体的渴望感同身受（科胡特，1971，1977）。从所有理论角度开展工作的当代分析师们都对病人和分析师在互动中的移情表达方式非常敏感。因此，分析师不仅要倾听病人的语言联想的移情，还要警惕移情幻想在分析环境中是如何产生的。因此，分析师将他们自己的主观体验视为移情产生的重要信息来源。

反移情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术语，它的共同线索或重点是分析师在分析情况下对病人的感觉和态度。虽然所有的精神分析学派都使用这个术语，但反移情的定义却有惊人的差异。该术语的当代用法包括：1、分析师对病人移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反应；2、分析师的无意识冲突对其理解病人和对分析师角色功能的影响；3、分析师对病人的所有情绪反应，包括对病人表现或显示情况的一般反应，分析师无意识的精神生活对其影响不大；4、分析师对病人的情绪反应，部分反映了病人的无意识认同，是分析、理解的主要模式；5、病人无意识地希望精神分析师以符合病人移情幻想的方式对他做出反应的结果，也被称为角色响应性；6、病人投射性认同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病人无意识地投射到分析师的自我或客体表征中，然后以促进分析师对这些表征产生主观体验的方式与分析师互动；7、分析师对病人持续的、不可避免的潜意识反应，往往是事后才明白的事实；8、由病人和分析师共同构建的持续变化的移情/对抗矩阵。因此，对于“反移情”到底是一种心理学现象还是一种正常现象，以及反移情是病人的情感表达还是分析师的情感表达还是两者都有呢？人们意见不一。事实上，反移情一词已经变得不精确了，因为当代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分析师的主观体验有多种来源，并以多种方式参与分析治疗。（有治疗师自己的情节和冲突，有病人的投射性认同，有治疗师此时此刻的状况，以及对病人所有情绪的反应。）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克莱因的影响的分析师描述了一种更广泛的、更受肯定的反移情概念：分析师的情感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病人无意识的精神生活决定的。赫尔曼（1950）写道，在分析师或病人有意识地认识之前，病人将自己或他们的客体投射到分析师身上，因此，反移情反映了分析师对病人无意识心理生活的理解。对于瑞克（1957）来说，反移情表达了分析师对病人或其早期客体的认同。他区分了“互补性认同”和“一致性认同”，前者指分析师对病人内在客体的认同，后者指分析师对病人自我某一方面的认同。瑞克认为后者是分析师共情作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还描述了分析师在与病人一致性和互补性认同之间不可避免的波动。

当代克莱因（1985）和约瑟夫表达了第一种观点，他们描述了通过投射性认同，病人如何向分析师“投射”与偏执-分裂状态相关的部分自我和部分客体的影响和态度。分析师无意识中会被邀请去扮演或忍受这样的角色。分析师的挑战是忍受对这些强烈的影响和态度（其中也有来自于分析师自己）的意识，去控制它们，并从关注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解释。约瑟夫桑德勒（1976）的关于分析师“角色响应性”的概念表达了一种自我-心理/客体关系的移情/反移情交互观。桑德勒注意到，病人希望通过无意识地“操纵”分析师来实现他的移情关系，以实现希望或防御性的互补作用。分析师可能会意识到，而不是立即采取行动，或者只有在采取行动后才会产生相应的反应。分析师的角色响应性代表了他自己的倾向性和病人的“刺激”之间的妥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奥格登（1994）和其他人认为，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看待分析的二元关系时，病人的移情和分析师的反移情作用存在于一个被奥格登称为“分析性第三方”的、新的、分析师和分析师单独的主体性的辩证张力之中。分析师对这种联合创造的反思对于他理解病人的主观体验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