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诸弟【1044】2024-9-10

致诸弟

咸丰四年1854八月十一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久未遣人回家，家中自唐二、维五等到后亦无来信来，想平安也。

余于二十九日自新堤移营，八月初一日至嘉鱼县（隶属于湖北省咸宁市）。初五日自坐小舟之牌洲看阅地势，初七日即将大营移驻牌洲。水师前营、左营、中营自又七月二十三日驻扎金口。二十七日贼匪水陆上犯，我陆军未到，水军两路堵之。抢贼船二只，杀贼数十人，得一胜仗。罗山于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日得四胜仗。初四发折俱详叙之，兹付回。

初三日接上谕延寄，余得赏三品顶戴，现具折谢恩。寄谕并折寄回。（曾氏离京之前已经是朝廷礼部侍郎，因母丧守制，并未贬官）余居母丧，并未在家守制，清夜自思，局蹐ji不安（局促不安、谨慎小心）。若仗皇上天威，江面渐次肃清，即当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尽人子之心。诸弟及儿侄辈务宜体我寸心，于父亲饮食起居十分检点，无稍疏忽，于目前祭品礼仪必洁必诚，于叔父敬爱兼至，无稍隔阂。兄弟姒娣sidi（即娣姒，妯娌）总不可有半点不和之气。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诸弟试在乡间将此三字于族戚人家历历（清楚明白，分明可数）验之，必以吾言为不缪也。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收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泆yinyi（放荡），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子侄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前寄来报笋殊不佳，大约以盐菜蒸几次，又咸又苦，将笋味全夺去矣。往年寄京有报竹，今年寄营有报盐菜。此虽小事，亦足见我家妇职之不如老辈也，因便付及，一笑。烦禀堂上大人。余不一一。

兄国藩手草

坐小舟至京口看营，船太动摇，故不成字。

评点：前二品侍郎获赏三品顶戴

曾氏此时随水师中营驻扎在湖北金口镇，下距湖北省垣仅六十来里。一场大仗在籍，而曾氏的家信却以很大的篇幅来谈“奏明回籍，事父祭母，稍尽人子之心”及“勤”“敬”“和”三字，并谆谆叮嘱家中子侄除读书外，还要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不可摆官宦人家的架子。

谨遵礼法，严格家教，这无疑是曾氏的一贯作风，于这一层表象之外，我们还可以再看出点什么吗？笔者以为，此信还透露出这样一个消息：截至八月中旬，亦即武昌之役打响之前，曾氏本身尚未有“收复江宁，荡平妖氛”的远大抱负，他只想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见好就收，回籍守制，静候明年服阙复官。

曾氏当时已经四十四岁，且身体并不强壮，出自书斋，对军旅并不内行，这些原因都使得曾氏不可能将自己列入“平乱”之才中。湘军毕竟是临时性的团练，且出省之前战事败多胜少，也很难将它看做一支能够收复江南的劲旅。曾氏见好就收的想法，在当时来说，应属明智之举。除此外，可能还有一个隐藏于心中的原因。

笔者（唐浩明先生）猜想，这问题出在打下岳州后，朝廷的赏赉shanglai（赏赐）上。

曾氏在多次败仗后，终于在七月下旬打下岳州府，并肃清岳州城周边地区，这是湘军水陆二师自组建以来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次战役过程中，他曾两次驰奏捷报，喜悦之情难以自抑。而朝廷对他的奖励，只是“着赏给三品顶戴”。曾氏在京时已是礼部侍郎，正二品，“三品顶戴”的赏赐对他来说，已不是奖励。是不是那时朝廷就已经因对《讨粤匪檄》的不快而对他怀有猜忌，有意压抑他呢？应该说也还为时早了点。打下岳州是曾氏和湘军的大仗，但在朝廷看来，还算不了什么。此刻朝廷盼望是是有更多人为它卖命，为它收复失地。奖赏曾氏以激励他人，是朝廷思考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既如此，为什么不给曾氏更大的奖赏呢？笔者（唐浩明先生）以为，这主要是限于制度的原因。曾氏已是在籍守制之人，原先的职务与品级都已不存在，他已是无品无级的布衣，所以不必考虑他原先的品衔，而给以三品顶戴，从一般的情理而言，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此刻是什么时候，怎么能循常情常理？曾氏若从这个角度来想，心里便会很不愉快，这个湘军的统领还有什么当头？千辛万苦，置生死于度外地带兵打仗，即便再打胜仗，朝廷也将你当一个布衣身份看待，下一步的奖励也不过二品而已；回家舒舒服服地呆着，再过一年释服后不也是一个正二品侍郎吗？曾氏尽管追慕圣人，但他不是圣人，他一定会有这种常人之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