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致诸弟【998】2024-8-15（2）
致诸弟
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二月初十日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左右：
十一月十四发第十四号家信，不知收到否？十二月初九接到家中十月十二一信（内有酒药）、十一月初一日、初十日一信，具悉一切。
家中改屋，有与我意见相同之处。我于前次信内曾将全屋图寄归，想已收到。家中既已改妥，则不必依我之图矣。但三角丘之路必须改于檀山嘴下，而于三角丘密种竹木。此我画图之要嘱，望诸弟禀告堂上，急急行之。家中改房，亦有不与我其合意者，已成则不必再改。但六弟房改在炉子内，此系内外往来之屋，欲其通气，不欲閟bi（古同闭，古通秘）塞，余意以为不可，不若以长横屋上半节间断作房为妥（连间两隔。下半节作横屋客坐，中间一节作过道，上半节作房）。内茅房在石柱屋后，亦嫌太远，不如于季洪房外高磡kan（山崖）打进去七八尺（即旧茅房沟对过之磡，若打进去丈余，则与上首粟树处同宽），既可起茅房、澡堂，而后边地面宽宏，家有喜事，碗盏、菜货亦有地安置，不至局促，不知可否？
家中丽参已完，明春得便即寄。彭十九之寿屏，亦准明春寄到。此间事务甚多，我又多病，是以迟迟。
澄弟办贼，甚快人心。然必使其亲房人等知我家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庶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贼既办后，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诸弟人人当留心也。
罗芸皋坐东皋，求我援引，此刻想已无及矣（我想写一信与师令及伍府尊，此次又赶不及）。且如何援引之法，须写信告我。渠qu（古义为他）前年存银二十二两在我处，昨托张楠皆带交还渠。张言途中要借用，我已答应，嘱渠到家即办交邵阳彭筱房转寄芸皋，并作书告筱房矣，明春可问芸皋看收到否？征一表叔在我家教读甚好，此次未写信请安，诸弟为我转达。张豆付（和尚之称如此）写信寄南，殊为可恶！我付之不理，若并未接到此信者然，渠亦无如之何。
同乡周荇xing（一种水草，可入药）农之鲍石卿前与六弟交游，近因在妓女家饮酒（十一月初六日荇农之母生日，席散鲍即出游），提督府捉去交刑部革去供事。而荇农、荻舟尚游荡不畏法，真可怪也！
余近日常有目疾，余俱康泰。内人及二二四女皆平安，小儿甚胖大。西席庞公拟十一回家，正月办来，将请李笔峰代馆。宋芗宾在道上仆跌断腿（宋有与六弟信），五十余天始抵樊城（现湖北襄阳市樊城区，2800年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可悯也。余不一一。
国藩手草
评点：京师官员吃花酒
家中改屋，远在京城做官的曾氏很重视：既在事前寄改屋图纸至家，又在此信中一再提到种竹及对六弟房的意见，连茅房起在何处，都指出了具体的地方。想必今天任何一个在外做事的兄长，都不可能对自己的农家老屋的改造，投入如此大的关注。这是不是说现在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一个像曾氏这样细心负责的兄长了？不是的。此中的关键在于，人们的习俗和观念有了大的变化。那个时候，老家就是人的根，不管你在外面做多久多大的官，到老了，都得回到老家来，这就叫做叶落归根。此外，宦海多险，说不定哪天被人一纸弹劾，削职回籍，也得回老家。还有，父母死了，要守制三年，那时一定要回老家的。回老家得住屋，故家中改屋，四千里外的朝廷大员予以真切的关注，便不奇怪。
所谓办贼，便是维护乡里四邻的社会治安，打击的主要对象为抢劫偷盗之人。在前选家书评点中，我们曾经分析过曾氏的戚族十年来衰败不少。这说明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即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的综合，中国南方农村经济的凋敝，造成的结果是小康之家破落，原本贫穷之家更难以度日。他们如何生存呢？通常是弱者外出乞讨，强者铤而走险。“贼”之多，其源在此。
维护邻里的事，常常由当地的富户绅家出面组织。在曾氏的家乡荷叶一带，无疑曾家是首户，曾家的实际当家人是四爷澄侯。这位四爷是个读书不成，却热心出风头的人，做办贼的头领自然合他的心意。熟谙乡村情形的曾氏知道，这“办贼”一事中间名堂甚多，故曾氏告诫他：“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声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矜的意思。”严格地说起来，这实在有点虚伪：既然“哀矜”，又何必去“办”？这中间有很复杂的因素在内，一两句话是说不明白的。大约曾氏深知其弟，要制止他完全不参与也做不到，故姑且劝他减杀一点表面上的得色（得意的神色），以求不太招人嫉恨。六月份的家信中劝四弟“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自以为是）”三条，也是有意敲敲他近来有点热昏的头。
关于京官在妓院吃花酒被抓的事，曾氏在本年十一月家书中也提到过，说近日一刑部主事（主事为六部司官中的低级官员，其品级为正六品。主要负责处理日常公文和消息的上传下达）、一户部主事、一广西提塘（清代各省设于京城,负责往来递送公文），因此被提督府锁拿交刑部治罪。这次又提到一个名叫鲍石卿的供事被捉去。于此可知，尽管京师妓院林立，八大胡同更是艳帜高张（高高张起出卖色相的旗子），但在表面上，朝廷的官员是不能与妓院打交道的，犯禁则要被捉拿法办。不过，京官逛窑子，在当时普遍得很，这次之所以接连捉人，大概正是“严打”时候。但即便如此，“荇农、荻舟尚游荡不畏法”。这说明还有不少人并不在意，他们自有逃避的办法。
黄濬jun（同浚，清代于都知县、江南才子，台州太平(今浙江温岭)人，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花随人圣庵摭忆（回忆录）》里记载了一个这方面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一位就是这封信中所说的荇农，另一位更为有名，即所谓“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胡林翼。这两个人都是湖南人，一个籍贯善化，一个籍贯益阳，那时都在同在翰林院做翰林，又都爱好冶游（男女在春天或节日里外出游玩。后来专指嫖妓。），于是常常结伴去逛妓院。一次，二人同在一个妓院里，正在兴头时，忽闻步军衙门的人进来抓嫖客中的官员。荇农机灵，见情形危急，便仍掉胡林翼逃到厨房里，穿上厨子的衣服，从后面逃走了。胡林翼则被当场抓住，押到步军衙门后，他为自己编造了假姓名假职业，又掏出五十两银子来做贿赂，才免去革职之祸。但胡林翼恨荇农临危弃友，不够哥们，从此与他绝交，甚至后来做了带兵统领，也不招纳善化籍的兵勇，荇农因自己的一次逃跑，给胡林翼终生造成凡善化人皆临危弃友的成见。
周寿昌（1814年—1884年），清代诗人。字应甫，一字荇农，号友生、自庵等，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由编修累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初罢官居京师，以著述为事，诗文、书、画，俱负重名。山水极秀润，有士气，又富收藏。著有《思益堂集》《汉书注校补》。
胡林翼（1812年7月14日 －1861年9月30日），字贶生，号润芝，亦作润之或詠芝 。湖南省益阳县泉交河（今属益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 ）人，中国清朝后期军政重臣，湘军重要首领。胡林翼在湖北七年，与曾国藩指挥清军与太平军死战。因其为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取得较大的功勋，故得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并称为“中兴名臣”，又与曾国藩并称“曾胡”。
黄濬的回忆录提及周、胡二人花事原文摘抄如下：
善化周荇农先生(寿昌)以文章名世，宣传胡文忠入翰林后，在京常与荇农冶游。一夕方就娼家，坊卒掩至，荇农机警，亟入厨下，易服而立，得免；文忠及他人并絷去，例司坊质讯，不敢吐姓名，坐是颇受辱。释归，即与荇农绝交，谓其临难相弃。后此治军，且不喜用善化籍。曾文正为荇农屡解释于文忠，卒不得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