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禀父（2）【1035】2024-9-4（2）

评点：由侍郎变为湘军统帅

此时的曾氏已不再是一个在籍守制的前礼部侍郎，而是驻扎在湖南省城的团练大臣了。由文而武，由政事而军事，曾氏的身份，几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因此，很有必要将这个转变的过程说一说。

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底，太平军在围攻长沙八十余天不能下之后，半夜渡湘江，取道宁乡、岳州北去。湖南巡抚张亮基担心太平军随时杀回马枪，遂留下江忠源的楚勇二千人驻扎长沙，又命罗泽南与他的弟子王錱在湘乡招募湘勇千人进入省垣防守。

江忠源三次会试未中后，被大挑（清乾隆十七年(1752)定制，三科(原为四科，嘉庆五年改三科)不中的举人，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名曰大挑。）至浙江秀水县去做知县。咸丰元年，丁内忧回新宁原籍，恰遇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江忠源带着他所招募的楚勇在湘桂交界处的全州蓑衣渡suoyidu（湘江上的一个重要渡口，在广西全州城东北10里，系楚粤往来通衢。这里大树参天，灌木错落，两岸重峦叠嶂，十分险要。过蓑衣渡50里，即可经黄沙河水路进入湖南。1852年的蓑衣渡之战中，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即在此中炮毙亡）打了一场胜仗，南王冯云山便死于此役。这是太平军起事来遇到的一个大挫折，也是清朝廷军队对太平军所取得的第一场胜仗，虽然没能阻止太平军的进入湖南，但江忠源及其楚军却因此仗获得了“善战”的称誉，并因此受到朝廷的重视。

勇，是清代对地方上临时招募的兵卒的称呼。它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秩序，故又称为乡勇。乡勇平日皆为农民，遇到紧急事态才拿起刀枪出来组团成军。事态平息后又回家种田。嘉庆初，傅鼐（1758年-1811年，字重庵，顺天宛平（今北京市）人，原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傅鼐在苗疆十余年，修碉堡千余座，屯田十二万余亩，练兵八千，收缴苗民兵器四万余件。嘉庆十四年（1809年），擢湖南按察使。嘉庆十五年（1810年），兼署布政使。嘉庆十六年（1811年），傅鼐卒于官（死于任上））在湘西做同知（明清时期的官名。同知为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因事而设，每府设一二人，无定员。同知负责分掌地方盐、粮、捕盗、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抚绥民夷等事务，同知办事衙署称“厅”。另有知州的副职称为州同知，从六品，无定员，分掌本州内诸事务。）时便利用这种乡勇平定苗民起义。傅鼐的做法得到朝廷嘉奖，并将它推行到全国各地。同时，湖南也因此而在民间培植了一股尚武的风气，此风代代相传，造成了湖南乡勇的广泛群众基础。在上封信里，曾氏说“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说的正是这种风尚。为什么后来唯独湖南湘军能够成事而别的省的勇丁大多没有战斗力，其原因就在于此。

江忠源在新宁招募的勇丁号为楚勇，在其他县，也有地方上的头目人物出面做这种事的。在湘乡县，由学界名流罗泽南牵头，也拉起了一支队伍。这些勇丁都是湘乡人，故社会上称之为湘勇。罗泽南手下有两个能干的学生，一个名叫李续宾，另一个就是信中所说的王錱，字璞山。湖南招募湘勇防守地方对抗太平军的做法，引起朝廷的重视，朝廷决定在江南各省立即予以推广。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起，短短的两三月内，朝廷在这些省内委派了四十三个帮办团练大臣，命令他们协助所在省的行政官员组织乡勇，维持社会治安。钦命团练大臣的第一道谕旨，便是发到湖南巡抚衙门，钦命的对象便是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命曾国藩“帮助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咸丰二年1852年底，曾国藩墨绖出山，出任湖南团练大臣，自此拉开了湘军轰轰烈烈的百年近代辉煌史）

这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在老家收到巡抚张亮基转来的上谕。但曾氏未奉旨，他拟了一道《恳请在家终制折》，请张代为奏报。前面已说过，只有二品以上的大员才有向皇帝上折子的权力，在地方上，文职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才属于此列。曾国藩在籍守制，就不再是二品官了，他已没有上折的资格，他的折子只能请督、抚、藩代递。

曾国藩不奉旨，除开他所打出的公开理由--在籍终制外，也还有其他的一些缘故。据笔者猜测，不外乎这样几条：身为文人，不习军旅；太平军势力强大，省内土匪强盗众多，难以对付；社会秩序业已混乱，维持起来很困难。除开这些原因外，湖南官场风气败坏，在这种环境中难以成就大事，可能也是曾氏不愿出山的一个重要原因。咸丰登基这一两年来，多次严厉批评湖南的吏治恶劣，贪污营私舞弊等等都比其他省严重，巡抚、布政使等一批高官都因此撤职查办。人虽换了几个，但风气已成，扭转就难了。

曾国藩拟出奏稿，反复修改，又将它以小楷誊正。正欲派专人送到长沙时，恰好张亮基又打发人送到亲笔函。张两基信上说，近日武汉三镇失守，巡抚常大淳殉难，省城人心惶惶，请早日奉旨来长商办大事。次日，好友郭嵩焘又特地从湘阴老家赶来。郭嵩焘道光二十七年中翰林，与他同科的还有曾氏的及门（正式登门拜师受业的学生）弟子李鸿章。在京时，郭就住在曾家附近，每日三餐在曾家吃饭，与曾氏关系甚是密切。郭嵩焘劝曾氏以桑梓（家乡）安全为重，丢开一切顾虑，又说古往今来墨绖办公事的人多得很，不必过于拘泥。郭又说动了曾氏的父亲。曾父也以大义规劝儿子，要儿子移孝作忠。于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曾氏在母亲的墓前焚烧已誊好的奏折，带着最小的弟弟曾国煲离开湘乡富托老家；二十一日抵达长沙，将行辕（旧时高级官吏的行馆，亦指在暂驻之地所设的办事处所）设在巡抚衙门旁边的一个名叫鱼塘口的街上，正式做起湖南省帮办团练大臣来。

第二天，曾氏就上奏，请求批准在长沙立一大团，将各县曾经训练之乡勇招募来省，扎实训练，一可防守省城，二可随时派遣到各县剿捕土匪。朝廷即刻批准。这时罗泽南所招的三营共一千人的湘乡勇丁已在长沙，于是曾氏以此为基础建立大团，以明代名将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明朝抗倭名将，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山东烟台人（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微山县鲁桥镇）。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的束伍成法（治兵成功之法）编练，又亲手制定训练章程。这三营人马便是湘军的基本队伍。

不久，张亮基赴武昌署理湖广总督，江忠源升湖北按察使，其留在长沙的楚勇交其弟江忠济及刘长佑统领。楚勇、湘勇及由辰州来省的辰勇等，均归曾氏节制。时各地土匪活动频繁，曾氏常调遣这批勇丁分赴出事地点予以弹压。

咸丰三年三月，江忠源将留在湖南的楚勇全部带赴江南，又奏请再招楚勇三千，朝廷允准。这时湖南巡抚一职由骆秉章（1793年-1867年12月12日），原名骆俊，字吁门，号儒斋，与洪秀全同为广东花县人，骆秉章不惑之年入仕，为官清廉，一丝不苟，曾为道光帝侍讲学士。太平军起义后，骆秉章募集资金修复城墙，令长沙得以保存。后追击太平军，屡立战功，地位如日中天，与曾国藩相当。他因征战而致眼疾加剧，却只能短暂休假。骆秉章是清代岭南具有争议性的人物，终其一生为满清殚精竭力，因杀戮同胞而染红顶戴，飞黄腾达。1867年，骆秉章卒于任上。谥号文忠）担任。骆秉章老于仕宦，既支持曾氏以重典治匪，从严治军，又对湖南官场及绿营采取姑息容忍态度。曾氏参劾玩忽职守的长沙副将德清，又破格保举参将塔齐布等人，因此而埋下了与湖南绿营的仇隙（仇恨）。绿营兵常常伺机欺负湘勇，塔齐布险些被绿营兵戕杀qiangsha（残杀）。为避免内讧，曾氏不得不退让，八月下旬由长沙移防衡州府。

上个月，支援江西的一支湘勇在南昌与太平军作战大败，营官谢邦翰（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纪念其等人“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等殉难”）等四人及勇丁八十余人死于战场。王錱欲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乃以报仇为名回湘乡招募三千人。曾氏训练湘勇，是为了给江忠源提供兵源，与王錱（1825年－1857年），一名珍，家谱名开作，字璞山，字家宾，早年号四愿居士，后又号养拙子、返璞山人。湘乡县（今湖南省湘乡市）人，跟随理学大师老师罗泽南练乡勇起家，）自招自将的做法不同。两人因此有了分歧。王錱虽是书生出身，却善于用兵，打仗勇猛直前，有“老虎”之称，但私心较重，急于自立山头，与曾氏不协。曾氏一直不重用王錱。第二年，王錱自率一军赴广西单独发展；咸丰七年率部援江西，不久死在江西战场上。

曾氏与王錱不和的消息传到湘乡，曾麟书去信询问儿子。曾氏此信讲的即是这桩事。曾氏的话虽说得委婉，但对王錱的不满情绪仍可看得出来。他说王錱招募的人马“器械未齐，训练未精”，背后的隐语显然是：如此急欲出兵，必不可奏效。

信里说：“现在专思办水战之法”，讲的是他道衡州府所办的另一件大事：筹建湘勇水师。

太平军在攻下岳州后，俘获大批船只及船民，由此组建了太平军的水师。仗着这支水师，太平军顺利渡过洞庭湖，打下武汉三镇。在武汉又将这支水师扩大，然后百万雄师尽皆乘船，浮江东下，畅通无阻，以至顺利夺取江宁城。曾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知道今后要与太平军角逐，水师是决不可少的。

衡州府地处蒸水与湘水交汇处，历来水运发达，更有为数不少的船民。他们世代以此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水上技艺。水师招兵旗一树，便有数千人从东南西北四乡奔来。这支队伍很快便聚集起来了。曾氏慧眼识人，为水师选拔了两位营官。一个是杨载福。杨为善化人，排工出身，此时只是湘勇中的低级军官。一个是彭玉麟。彭为衡阳秀才，此时正潦倒家居。曾氏从微末中将他们识拔，委以营官重任。杨、彭二人感激曾氏的知遇之恩，以后一直对他忠心耿耿。水师在杨、彭的统率下，日渐壮大，为湘军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关于这些，以后在相关书信中再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