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之禀父(2)【1035】2024-9-4(2)
评点:由侍郎变为湘军统帅
此时的曾氏已不再是一个在籍守制的前礼部侍郎,而是驻扎在湖南省城的团练大臣了。由文而武,由政事而军事,曾氏的身份,几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因此,很有必要将这个转变的过程说一说。
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底,太平军在围攻长沙八十余天不能下之后,半夜渡湘江,取道宁乡、岳州北去。湖南巡抚张亮基担心太平军随时杀回马枪,遂留下江忠源的楚勇二千人驻扎长沙,又命罗泽南与他的弟子王錱在湘乡招募湘勇千人进入省垣防守。
江忠源三次会试未中后,被大挑(清乾隆十七年(1752)定制,三科(原为四科,嘉庆五年改三科)不中的举人,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名曰大挑。)至浙江秀水县去做知县。咸丰元年,丁内忧回新宁原籍,恰遇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江忠源带着他所招募的楚勇在湘桂交界处的全州蓑衣渡suoyidu(湘江上的一个重要渡口,在广西全州城东北10里,系楚粤往来通衢。这里大树参天,灌木错落,两岸重峦叠嶂,十分险要。过蓑衣渡50里,即可经黄沙河水路进入湖南。1852年的蓑衣渡之战中,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即在此中炮毙亡)打了一场胜仗,南王冯云山便死于此役。这是太平军起事来遇到的一个大挫折,也是清朝廷军队对太平军所取得的第一场胜仗,虽然没能阻止太平军的进入湖南,但江忠源及其楚军却因此仗获得了“善战”的称誉,并因此受到朝廷的重视。
勇,是清代对地方上临时招募的兵卒的称呼。它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秩序,故又称为乡勇。乡勇平日皆为农民,遇到紧急事态才拿起刀枪出来组团成军。事态平息后又回家种田。嘉庆初,傅鼐(1758年-1811年,字重庵,顺天宛平(今北京市)人,原籍山阴(今浙江绍兴)。傅鼐在苗疆十余年,修碉堡千余座,屯田十二万余亩,练兵八千,收缴苗民兵器四万余件。嘉庆十四年(1809年),擢湖南按察使。嘉庆十五年(1810年),兼署布政使。嘉庆十六年(1811年),傅鼐卒于官(死于任上))在湘西做同知(明清时期的官名。同知为知府的副职,正五品,因事而设,每府设一二人,无定员。同知负责分掌地方盐、粮、捕盗、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抚绥民夷等事务,同知办事衙署称“厅”。另有知州的副职称为州同知,从六品,无定员,分掌本州内诸事务。)时便利用这种乡勇平定苗民起义。傅鼐的做法得到朝廷嘉奖,并将它推行到全国各地。同时,湖南也因此而在民间培植了一股尚武的风气,此风代代相传,造成了湖南乡勇的广泛群众基础。在上封信里,曾氏说“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说的正是这种风尚。为什么后来唯独湖南湘军能够成事而别的省的勇丁大多没有战斗力,其原因就在于此。
江忠源在新宁招募的勇丁号为楚勇,在其他县,也有地方上的头目人物出面做这种事的。在湘乡县,由学界名流罗泽南牵头,也拉起了一支队伍。这些勇丁都是湘乡人,故社会上称之为湘勇。罗泽南手下有两个能干的学生,一个名叫李续宾,另一个就是信中所说的王錱,字璞山。湖南招募湘勇防守地方对抗太平军的做法,引起朝廷的重视,朝廷决定在江南各省立即予以推广。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起,短短的两三月内,朝廷在这些省内委派了四十三个帮办团练大臣,命令他们协助所在省的行政官员组织乡勇,维持社会治安。钦命团练大臣的第一道谕旨,便是发到湖南巡抚衙门,钦命的对象便是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命曾国藩“帮助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咸丰二年1852年底,曾国藩墨绖出山,出任湖南团练大臣,自此拉开了湘军轰轰烈烈的百年近代辉煌史)
这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在老家收到巡抚张亮基转来的上谕。但曾氏未奉旨,他拟了一道《恳请在家终制折》,请张代为奏报。前面已说过,只有二品以上的大员才有向皇帝上折子的权力,在地方上,文职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才属于此列。曾国藩在籍守制,就不再是二品官了,他已没有上折的资格,他的折子只能请督、抚、藩代递。
曾国藩不奉旨,除开他所打出的公开理由--在籍终制外,也还有其他的一些缘故。据笔者猜测,不外乎这样几条:身为文人,不习军旅;太平军势力强大,省内土匪强盗众多,难以对付;社会秩序业已混乱,维持起来很困难。除开这些原因外,湖南官场风气败坏,在这种环境中难以成就大事,可能也是曾氏不愿出山的一个重要原因。咸丰登基这一两年来,多次严厉批评湖南的吏治恶劣,贪污营私舞弊等等都比其他省严重,巡抚、布政使等一批高官都因此撤职查办。人虽换了几个,但风气已成,扭转就难了。
曾国藩拟出奏稿,反复修改,又将它以小楷誊正。正欲派专人送到长沙时,恰好张亮基又打发人送到亲笔函。张两基信上说,近日武汉三镇失守,巡抚常大淳殉难,省城人心惶惶,请早日奉旨来长商办大事。次日,好友郭嵩焘又特地从湘阴老家赶来。郭嵩焘道光二十七年中翰林,与他同科的还有曾氏的及门(正式登门拜师受业的学生)弟子李鸿章。在京时,郭就住在曾家附近,每日三餐在曾家吃饭,与曾氏关系甚是密切。郭嵩焘劝曾氏以桑梓(家乡)安全为重,丢开一切顾虑,又说古往今来墨绖办公事的人多得很,不必过于拘泥。郭又说动了曾氏的父亲。曾父也以大义规劝儿子,要儿子移孝作忠。于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曾氏在母亲的墓前焚烧已誊好的奏折,带着最小的弟弟曾国煲离开湘乡富托老家;二十一日抵达长沙,将行辕(旧时高级官吏的行馆,亦指在暂驻之地所设的办事处所)设在巡抚衙门旁边的一个名叫鱼塘口的街上,正式做起湖南省帮办团练大臣来。
第二天,曾氏就上奏,请求批准在长沙立一大团,将各县曾经训练之乡勇招募来省,扎实训练,一可防守省城,二可随时派遣到各县剿捕土匪。朝廷即刻批准。这时罗泽南所招的三营共一千人的湘乡勇丁已在长沙,于是曾氏以此为基础建立大团,以明代名将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5日明朝抗倭名将,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卒谥武毅。汉族,山东烟台人(一说祖籍安徽定远,生于山东济宁微山县鲁桥镇)。杰出的军事家、书法家、诗人、民族英雄)的束伍成法(治兵成功之法)编练,又亲手制定训练章程。这三营人马便是湘军的基本队伍。
不久,张亮基赴武昌署理湖广总督,江忠源升湖北按察使,其留在长沙的楚勇交其弟江忠济及刘长佑统领。楚勇、湘勇及由辰州来省的辰勇等,均归曾氏节制。时各地土匪活动频繁,曾氏常调遣这批勇丁分赴出事地点予以弹压。
咸丰三年三月,江忠源将留在湖南的楚勇全部带赴江南,又奏请再招楚勇三千,朝廷允准。这时湖南巡抚一职由骆秉章(1793年-1867年12月12日),原名骆俊,字吁门,号儒斋,与洪秀全同为广东花县人,骆秉章不惑之年入仕,为官清廉,一丝不苟,曾为道光帝侍讲学士。太平军起义后,骆秉章募集资金修复城墙,令长沙得以保存。后追击太平军,屡立战功,地位如日中天,与曾国藩相当。他因征战而致眼疾加剧,却只能短暂休假。骆秉章是清代岭南具有争议性的人物,终其一生为满清殚精竭力,因杀戮同胞而染红顶戴,飞黄腾达。1867年,骆秉章卒于任上。谥号文忠)担任。骆秉章老于仕宦,既支持曾氏以重典治匪,从严治军,又对湖南官场及绿营采取姑息容忍态度。曾氏参劾玩忽职守的长沙副将德清,又破格保举参将塔齐布等人,因此而埋下了与湖南绿营的仇隙(仇恨)。绿营兵常常伺机欺负湘勇,塔齐布险些被绿营兵戕杀qiangsha(残杀)。为避免内讧,曾氏不得不退让,八月下旬由长沙移防衡州府。
上个月,支援江西的一支湘勇在南昌与太平军作战大败,营官谢邦翰(曾国藩在《湘乡昭忠祠记》纪念其等人“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等殉难”)等四人及勇丁八十余人死于战场。王錱欲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乃以报仇为名回湘乡招募三千人。曾氏训练湘勇,是为了给江忠源提供兵源,与王錱(1825年-1857年),一名珍,家谱名开作,字璞山,字家宾,早年号四愿居士,后又号养拙子、返璞山人。湘乡县(今湖南省湘乡市)人,跟随理学大师老师罗泽南练乡勇起家,)自招自将的做法不同。两人因此有了分歧。王錱虽是书生出身,却善于用兵,打仗勇猛直前,有“老虎”之称,但私心较重,急于自立山头,与曾氏不协。曾氏一直不重用王錱。第二年,王錱自率一军赴广西单独发展;咸丰七年率部援江西,不久死在江西战场上。
曾氏与王錱不和的消息传到湘乡,曾麟书去信询问儿子。曾氏此信讲的即是这桩事。曾氏的话虽说得委婉,但对王錱的不满情绪仍可看得出来。他说王錱招募的人马“器械未齐,训练未精”,背后的隐语显然是:如此急欲出兵,必不可奏效。
信里说:“现在专思办水战之法”,讲的是他道衡州府所办的另一件大事:筹建湘勇水师。
太平军在攻下岳州后,俘获大批船只及船民,由此组建了太平军的水师。仗着这支水师,太平军顺利渡过洞庭湖,打下武汉三镇。在武汉又将这支水师扩大,然后百万雄师尽皆乘船,浮江东下,畅通无阻,以至顺利夺取江宁城。曾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知道今后要与太平军角逐,水师是决不可少的。
衡州府地处蒸水与湘水交汇处,历来水运发达,更有为数不少的船民。他们世代以此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水上技艺。水师招兵旗一树,便有数千人从东南西北四乡奔来。这支队伍很快便聚集起来了。曾氏慧眼识人,为水师选拔了两位营官。一个是杨载福。杨为善化人,排工出身,此时只是湘勇中的低级军官。一个是彭玉麟。彭为衡阳秀才,此时正潦倒家居。曾氏从微末中将他们识拔,委以营官重任。杨、彭二人感激曾氏的知遇之恩,以后一直对他忠心耿耿。水师在杨、彭的统率下,日渐壮大,为湘军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关于这些,以后在相关书信中再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