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当“回乡知青”的日子（收获篇）
事物总是利弊并存，祸福常常如影随形。知青一代虽然遭遇了生活的磨难与青春岁月的蹉跎，但知青生涯却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获得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在说说我在这方面的体验与体会。
一、当“回乡知青”期间获得的精神财富
其一，在当“回乡知青”期间，我学会了诸多知识与技能，动手操作的能力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在当“回乡知青”的日子里，作为爱动手的青年人，作为公社社员，作为青年民兵，我不仅掌握了诸多蔬菜种植、果树栽培、三麦水稻棉花耕种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而且掌握了使用与修理某些农具以及撑船拉纤、耕田耙地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还获得了诸多军事知识与技能。就个人素质而言，“回乡知青”生涯，卓有成效地培养了我的动手能力。
其二，“回乡知青”生涯，使我较深入地了解了农村与集镇的“运转”机制与人生百态，锤炼了我认识社会的能力，并且有效地锤炼了我的意志，提升了直面社会窘境与人生困难的勇气与能力。
以今天的眼光看，“回乡知青”生涯是宝贵的社会实践生涯。
两年半的知青生活，使我褪尽幼真，由一个脆弱、敏感的“男孩”，成长为一个能够较客观、较成熟地看待社会，能够较正确地面对众多人生难题的比较成熟的青年。
其三，在“回乡知青”生涯中，我受到家乡民间文化的宝贵熏陶。
在田间劳动时，我第一次听到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动人传说，孟姜女、范喜良、哭倒的长城，这些生动的艺术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在劳动中，在参与民兵训练期间，我多次听到富有幽默细胞的社员、民兵干部绘声绘色地讲述“坏才祝枝山”的各种故事性传说。这些系列性的传说，叙述了“坏才祝枝山”“搞怪”、“使坏”的各种趣事，表现了祝枝山先生的卓越智慧。
在当“回乡知青”期间，我初步认识了“打莲枪”这一民间艺术瑰宝。“莲枪”，又称“莲湘”。“打莲枪”，又称“莲枪舞”或“莲湘舞”。我继母等人则称之为“打莲湘儿”；我曾以为这四个字应写成“打连虾儿”。她是苏东地区民间的传统性集体舞蹈（其他地区也偶有所见），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赞赏。15年前，我曾过写一篇评论这一民间艺术瑰宝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曾根据自己所看到的“莲湘舞”，大胆推测：“莲枪”或“莲湘”，实为“连枪”，其前身应是叫花子的打狗棒；莲枪舞，最初应是叫花子们自娱自乐时的“群魔乱舞”。
在当“回乡知青”期间，我还初步了解了“唱牌批”这一民间艺术。后来我曾多次亲耳聆听打牌者“唱牌批”，我自己也曾学着唱。“唱牌批”艺术，是“南通长牌”的牌桌艺术。“唱牌批”，指唱出自己或他人打出的牌的“批语”，比如打出“五万”时，口中可即兴唱一句“何仙姑啊身边走，送我老季三尺藕”（此牌牌面有肩扛莲蓬的何仙姑图案），打出“七条”时，口中可即兴唱一句“宝剑在手是白娘娘，心里想的是许郎”（此牌牌面有手持宝剑的白娘子图案）。
这种艺术形式，在南通地区的某些地方，又称“唱牌经”（详见《百度百科》的《南通长牌》词条）。如果打牌的四人都是“唱牌批”高手，且擅长呼应与调侃，如果四人都不太看重牌的输赢而看重“唱牌批”水平的PK，那么这一牌局将是一席民间“牌批”艺术的盛宴。可惜的是，如今大多数南通人打长牌，不仅不会“唱牌批”，而且通常只专注于牌的输赢与金钱的得失。需要说明的是，那年头，老百姓生活贫困，加上长牌属于禁止生产的“封建”“赌具”（个别地下印刷厂有少量偷印），打长牌的人并不多。
在那些日子里，由于必须与鲁迅先生所说的“哼唷哼唷派”为伴，我听到了各种韵味十足的劳动号子，并且学会了一些常用的劳动号子。
在那些日子里，我还较多地见识了家乡的各种风俗习惯。这一经历，为我后来在课堂上评论民间风俗习惯，促进风俗习惯向健康方向发展打下基础，也为我后来主编《如皋文化概览》一书打下基础。
今天看来，“回乡知青”生涯中各种民间文化的熏陶，不仅有意思，而且有意义。
其四，当“回乡知青”期间，我仍然坚持博览群书，这同样使我受益匪浅。
关于我当“回乡知青”时的读书经历，第9章曾有比较具体的回忆，这里不再重复。
二、在广阔天地中成长
我开始当“回乡知青”时，文革已到中后期，我的邻居陈书记已重新掌权，仍担任马塘镇蔬菜大队的一把手——党支部书记（当时不设大队长）。也许由于是同一街道的街坊，也许由于在他受到批斗时，我父母仍然尊重他，也许由于我在民兵训练表演时的表现比较突出，陈书记决定培养、提携我这个“回乡知青”。
首先，陈书记提名我参加一个特殊的工作队——土地工作队。
（一）受命参加工作队，“教育”“贫下中农”
值得讨论的是：在思想品德方面，知青与贫下中农，到底应当谁“教育”谁？
我“回乡”后不久，屡屡见到公社化模式下“贫下中农”们借助偷、侵、拿、混等手法，“吃”集体的种种表现（这是导致公社解体、分田到户的基本原因之一）。一天，我接到大队的通知：参加“土地工作队”，去第七生产队“教育”“贫下中农”。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在公社化模式下，屡屡发生社员蚕食、侵占生产队土地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咱们蔬菜大队，以七队最为普遍，最为严重。为此，镇党委与大队党支部决定：组织“土地工作队”，进驻七队，对广大社员进行思想教育，并追回被侵占的土地。
工作队的成员，除我以外，还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妇女主任、大队团支部书记等。显然，在这个工作队中，我的身份是回乡知青代表兼大队干部培养对象。
我们的工作，大约持续了半年左右。首先，我们通过参与集体劳动、走访重点户、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消除广大社员的对立情绪与戒备心理。其次，我们先后数次召开社员大会，学习有关文件，帮助大家明辨是非，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按政策拥有自己的自留地，是自己的正当权益；而额外占有集体的土地，是损公肥私的错误行为，必须予以纠正。尔后，工作队宣布：将按户口实际情况，对全队社员的所有自留地进行重新丈量、分配，自留地以外的土地，全部收归队有。最后我们请社员代表监督，重新丈量、划分了各家的自留地；各家自留地以外的土地，全部收回，由生产队管理、耕种。由于工作过细，做事公平，在重新丈量、划分自留地的过程中，不仅未出现纠缠、耍泼、骂街等行为，甚至没有一户农家提出任何异议。少数社员有选择地块的想法，他们最终也是以商量的口吻，和风细雨般提出的。只要要求不那么过分，工作队也尽可能满足其愿望。
工作队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即宣告解散。
在担任“土地工作队”队员期间，我与七队的青年会计张建成为好友。后来，张建先我一步，当上“工农兵学员”，退休前任教于东南大学。
在担任“土地工作队”队员期间，我得到另一位工作队队员——大队团支部书记周桂兰大姐的喜欢与欣赏。在我的印象中，大姐的母亲也很喜欢我这个晚辈。由于周大姐的引见，我又结识了镇团委的朱仲秀书记（一位大学农学专业毕业的女书记），并参加了镇团委组织的某些活动。由于这些原因，我后来兼任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无巧不成书，在我离开家乡后不久，婚后的周大姐不仅成为我家的邻居，而且成为我父亲所在单位马塘镇交管站的主要负责人；而大学毕业的朱大姐，一度成为马塘镇的镇长。
（二）受命进入经济大案专案组
文革中，在我的家乡如东县马塘镇，曾曝出一桩全国著名的经济大案。
大约在“土地工作队”解散后不久，我接到镇上的通知：到镇上报到，参加该大案的调查工作。报到后，我才知道，该大案牵涉面非常广，大量人力投入到该案的调查中。根据分工，我所在的专案小组，负责调查该案主要责任人的姐姐（镇建筑站会计）的经济问题。那段时间，我的主要工作，是隔三岔五地跟在领导后面，找嫌疑人谈话。在领导与嫌疑人谈话时，我的工作是担任记录员。
（三）当上区民兵营长训练营教官、大队民兵营副营长
七十年代上半叶，中国同时与美、苏交恶，国家安全形势并不乐观。由于形势所迫，农村的民兵训练抓得很紧。
当时的民兵训练工作，是由县、区、镇或公社（后来称“乡”）三级人武部负责的。为了提高民兵训练水平，县人武部决定：先搞县级民兵教官集训，为各区培养民兵训练教官，使每个区都拥有一个民兵教官班；然后由各区举办民兵营长训练营，由受过培训的区级教官班来培训来自各公社（含镇）的所有民兵营长；最后由这些营长回去训练自己的“兵”。
大约在参与上述经济案件调查后不久，我接到通知：放下手中的工作，到海边的洋口镇报到，接受县人武部组织的军事培训。在这个民兵教官培训班，我过上了纪律严明的军人生活，并系统地接受了正统、严格的军事教育，较全面地掌握了各种军事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我至今仍记得，仅一个军人的“敬礼”，我就在镜子前练习了无数次。
顺便说一句，昨天上课时，我批评了《芳华》男主演的“表演腔”与“娘娘腔”，并以军人的的姿态，用略带嘶哑的嗓门，随口喊了几句队列操练时常用的口令，博得学生的满堂喝彩。我觉得我的评论与表演，有助于学生了解真正的军人风范。
其实我在教官培训班接受培训时，我的同学大多是读过高中的退役军人。我回到马塘区担任民兵营长培训营的教官时，我们的培训对象，那些接受培训的营长们，不少人还是退役军人，其中的一些人已是中年人，一些营长甚至是“老兵油子”。如果你这个没当过兵的青年人，带着表演色彩，或带着“学生腔”、“娃娃腔”来培训他们，他们才不会买你的账。你只有具备丰富的军事知识与扎实的军事技能，举手投足间展露的，是真正的军人作风与军官风范，他们才会心悦诚服。
由于有大队陈书记等领导的关注与培养，由于有退伍军人出生的民兵营长薛志成先生的喜欢与偏爱，由于当过区民兵营长培训营的教官，1974年，不到20周岁的我，当上了大队民兵营的副营长，同时兼任大队持枪民兵排的副排长。
我们持枪民兵排成员所持的枪支，是从朝鲜战场退役的苏制冲锋枪。那枪虽适用于较短距离的冲锋与扫射，虽能连发，后坐力也十分了得。当然，子弹是控制的，在战争尚未暴发的情况下，一般民兵的手头并没有子弹。不过实弹射击训练，倒是经常搞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曾经多次参加重机枪、轻机枪、半自动步枪、自动步枪、冲锋枪、日式三八大盖步枪、中正式步枪、驳壳枪、新式手枪等众多枪支的实弹射击，也曾参加迫击炮实弹发射与地雷实弹爆破。
（四）担任大队农技员
七十年代上半叶，如东县县委与县农林局开始重视生产大队的农技员队伍建设。
1974年的1月底，我接到新的任命与新的通知：经镇党委批准，我被任命为蔬菜大队唯一的“农技员”。大队陈书记随即通知我：速去县农林局报到，参加县级农技员培训。
在那些日子里，我虽身兼大队民兵营副营长、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大队农技员三职，其实前两职只是副职、兼职，而“农技员”职，却是正职、专职。对农村各生产队来说，大队农技员的职责，与日常的农业生产、农民的实际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上农技员后，为了成为农技方面（尤其是植保方面）的行家里手，我不仅参加县级培训，还借助有关图书、资料，自学各种农业技术；遇到比较棘手的实际问题时，我还注意向身边的土专家、县农林局科班出生的农业专家与果树栽培专家请教。当农技员后不久，我就成了大队党支部主抓生产的姚书记的得力助力，成了各生产队队长的得力参谋。
由于我是镇郊蔬菜大队的农技员，我的工作比普通农村大队的农技员复杂得多：除了必须精通三麦、水稻、棉花的栽培与植保外，我还得精通蔬菜（含瓜类）、果树的栽培与植保。
与各生产队队长不同的是：他们擅长土地耕种方面的规划与布局，并且具有丰富的劳动力分配经验；我的专长，则是拥有较丰富的作物栽培知识与过硬的植保技术。
在当大队农技员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内，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其一，清理库存农药，强化农药管理，指导农药使用。
在一些生产队的农药仓库里，某些农药并未失效，但由于受潮，贴在药瓶上的标签与说明书已剥落、丢失。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是凭自己的嗅觉，进行农药品种鉴别。
其二，每隔三天左右“周游”一次，去各生产队巡查生产情况，协助各队队长及时解决各种生产技术问题（尤其是植保技术问题）。
这一巡查，有时与姚书记同行，有时一人独行；多数情况下，是我或我俩的主动巡查，有时则是受有关生产队特别邀请的应邀巡查。
其三，救活了第二生产队的梨园。
当时每个大队干部都有自己“蹲点”的生产队。由于我原是二队的人，当了大队干部后，大队党支部分工我“蹲点”二队。
我们二队有一块占地面积较大的梨园。我刚当农技员时，这块梨园处于“半死不活”向“死亡”过渡的阶段。就在队长决定淘汰这块梨园时，我主动请缨，请求队长将这块“垂死”的梨园交给我，让我试着拯救她。后来我在果树栽培专家，我的好友邓同曾先生帮助下，采用除死、补种、嫁接、合理修剪、科学施肥、“防治结合”应对病虫害威胁等措施，不仅成功拯救了整块梨园，而且使其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并逐渐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后来第二生产队根据上级要求召开社员大会，让广大社员为大中专院校推荐“工农兵学员”候选人，我获得宝贵的提名。
三、被推荐上大学
文革开始后不久至文革结束，高考处于废止状态，各大中专院校是从“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新生的。
当时大学与中专的招生处于合并状态，二者的入学条件，并没有明显区别。
招生阶段的新生候选人，是通过“群众推荐”产生的。招进各大中专院校的学生，有个特别的名称——“工农兵学员”。
推选与录取工作，分如下几步：（1）基层推荐与政治审查；（2）以区为单位，组织文化基础知识与实践经验考试；（3）县招生办确定初步录取结果，并以区为单位，公示本区候选人的录取结果；（4）招生单位向录取对象发放入学通知书。
其中的第三个环节，虽是决定性的环节，却充满随意性与猫腻。其中，考试成绩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在这个环节中，既无党纪与国法的约束，又无公正性监督与责任追查；掌权者既忽视考试成绩，又无视候选人的志愿，录取谁，不录取谁，谁进什么样的大中专院校，全凭其意愿；而掌权者的意愿，则受制于包括裙带关系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与各级领导为特定候选人“打招呼”时而施加的压力。如果出现两个候选人争夺同一名校同一名额的情况，那就得看谁的后台更硬。
获得推荐提名，通过政审后，我即作为候选人，参加了马塘区的文化基础知识与实践经验考试。
考试在我的母校马塘中学的一间教室举行。考生共有16人，来自马塘区的各乡（含马塘镇）。这16人中的大多数是农村知青，少数人来自镇上的工厂或商业部门。咱们大队的另一个“回乡知青”刘玉坤，以及我的邻家女孩，在镇商业部门工作的孔建华，都在这16人之中。考官由两拨人马组成：一是马塘中学威望较高的科任教师，二是来自农村、工厂、商业部门“富有实践经验”的老师傅。其召集人，是我的恩师、教语文的蔡宝铭老师（我高中时的班主任高俊兰老师的丈夫）。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咱们大队第三生产队的队长陈涛先生也在考官之列。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一共考了四个科目：时事政治、语文（含作文）、数学、生产实践。
在考“生产实践”时，负责考我的陈队长出了一道适合考生产队长而不适合考农技员的考题。他说：“小季，你是咱们大队的农技员，我想问的是，有一块地，麦子收割完后，准备种三熟制中的晚季稻，这中间有段时间是空闲的，在这段空闲时间内，这块地应当种什么？”我虽没当过生产队长，但这样的题目并不能难倒我。
负责考孔建华的师傅，是她在镇中心的“东风饭店”工作时的师傅。他给孔建华出的考题是：一个人到饭店买熟菜，他拿出五块钱，要求两荤一蔬，你如何给他配菜？
考试结束后不久，我得到消息：在16位应考者中，我各科的考试成绩都名列第一。
约三周后，我在镇中心的十字街口看到“皇榜”：我将被属于“中专”的如皋师范学校录取，而另一位来自工厂、成绩较差、背景深厚的候选人将被上海第一医学院录取。
接着有人告诉我：在县招办，下面的工作人员开始制订录取方案时，是重视志愿与成绩排名的，我曾被安排进某部队高校的某个保密专业学习，但后来被人“掉包”了。
邻里的文化老人杨爷爷，从我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十分钟爱我。这期间，他曾告诉我，他曾要求在县教育局工作的儿子帮我。我至今都不清楚，如果没有杨爷爷的帮助，我能否当上中师的“工农兵学员”。
读者朋友，咱们且不论考试成绩，也不谈被推荐者是不是“学霸”，将高中毕业的我送到中师当“工农兵学员”，是不是有些“莫名其妙”？当然在那个“莫名其妙”的年代，你如果还想说理，你自己会显得“莫名其妙”。
看到“皇榜”后，我有些失望。但略加思考后，我很快就决定：接受这一录取。为什么呢？因为它能满足我三方面的愿望：一是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二是延续学业，继续读书；三是转变户口属性，告别粪桶，跳离农村，并在将来获得一份稳定的工资收入。
当我去镇政府与镇领导道别时，镇党委的一把手缪正国书记（文革前曾任县公安局长、副县长，文革后曾任正县长）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你要走了吗？我本来想调你到镇上的无线电元件厂当厂长的。”
以下照片，是我告别“回乡知青”生涯后与两个妹妹的合影照。
2017圣诞节于通师高专如皋校区办公室
2020年3月23日修改于水绘园曦园
2021年9月8日改定于翠湖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