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当“回乡知青”的日子（交友篇）

在当回乡知青的艰难日子里，孤独、苦闷、无助的我，有时会向南步行300多米，找同样孤独并且独居的邓同曾先生聊天，我们因此结下忘年之交、莫逆之交，成为终生好友。

邓先生出生于镇上的豪门，曾祖父曾做过清王朝的山东粮道，祖父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他父亲留给他的财产中的一项，是镇南的70亩土地。这些土地，“土改”后自然分给了农民，后来又先后归了“合作社”、“人民公社”。邓先生早年毕业于南通中学高中部，有很好的文化功底，熟悉中学层次的数学与外语，熟悉文学与历史，并且有很好的书法与绘画基础，还会说地道的普通话与上海话。解放前，他曾凭借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在国民党上海机场的人才招聘中脱颖而出，在上海机场担任文职。解放后不久，他响应政府的号召，报名参加了志愿军，赴朝鲜参战。

令他终生悔恨的是，他在朝鲜战场犯下大错：在登记烈士遗物时，他私藏了烈士遗物金戒指，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后在军方的劳改农场服刑。再后来，他被遣送回原籍，接受劳动改造。

大概是在军方劳改农场服刑时，他初步学会了果树种植，获得果树栽培特长；由于文化底子好，脑子聪明，回家乡后，他又进一步自学果树种植，最终成了远近闻名的果树栽培专家。

他后来的主要贡献是：其一，在家乡首先试种苹果树、梨树与优良品种的桃树，不仅用实验验证了在南通地区种植苹果树、梨树、优良品种桃树的可能性，而且为生产队的桃树种植事业与经济成就作出了杰出贡献。邓先生大半生的实验与实践告诉我们：限于气候与土壤条件，南通地区并不适合种植苹果；种植梨树能够获得成功，但具有一定难度；最适合的，是借助嫁接手段，在原土桃基础上，种植新品种桃树。其二，将自己的遗体赠送给南通大学医学院，供医学解剖使用。

我是在生产队的批判会上认识邓先生的。当时，他是批判对象，身份自然是“历史反革命”。其实众多干部、群众对他的印象并不坏。我父亲也从不反对我与他交往，并且尊称他为“邓先生”。我当上大队民兵营副营长后，上级要求逐步给表现好的“四类分子”摘帽。由于我了解他的性格与品行，加上退伍军人出生的民兵营长薛志成先生不仅是邓的同队社员，而且对他有不错的印象，我俩经过商量，并征求了一些群众的意见，报经上级批准，摘了他的“历史反革命”帽子，使他成为普通的社员。他也因此成为最早的“摘帽人”。

邓先生比我大30岁左右，他因此称我们之间的交往为“忘年之交”。我常在晚间去他那儿聊天，聊到半夜是常有的事。

我们谈得最多的，一是鲁迅与鲁迅作品，二是“大染缸”般的社会，三是果树种植。那时，我们俩曾分别购买过不少鲁迅作品小册子。后来他将自己购买的所有鲁迅作品分册，全部赠送给我。但是先生始终为未读过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集《两地书》而遗憾。后来我在如皋师范读书时，设法将《鲁迅全集》中含有《两地书》的分册借出，邮寄给他。先生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他曾告诉我，由于担心弄脏图书，他是戴着白手套阅读《两地书》的。

我在华东师大读书期间，还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帮他找到了失散30年的亲生儿子（先生曾对我说过他恋爱、结婚方面的传奇般的经历与离婚经过；前妻高斐出生于马塘镇的一个中医之家，后改嫁一军队高干，退休前在吉林大学工作）。

在以后的20多年中，我每次回家乡，都会去拜访他。

在我当“回乡知青”的日子里，我俩曾有不少诗词唱和。下面的绝句，是我写给他的赠诗之一：

                 赠东皋浪子

        欣逢知己话无垠，路到弯处始相亲。

        章邹浪中共祸福，同迎树上挂果星。

这首诗写于1974年6月20日。

需要解释的是：“东皋浪子”，是先生的笔名。“弯处”，指拐弯的地方，指我的人生转折点。“章邹”指章太炎、邹容，他俩与我俩的一样，是忘年友。“同迎”指邓先生与我，也有“共同迎接”意。邓先生名中有“同”字，我那时曾一度将自己姓名改为“季迎泉”。“同迎树上挂果星树”，是个双关语：一指在果树种植事业方面取得佳绩。先生专门从事果树种植，而我当时已担任大队农技员，自然要关心各生产队的果树种植。二指让我俩的友谊之树结出果实。

下面是先生的和诗：

         辱承相交竟忘年，自惭朽木并非谦。

         但愿生公常说法，虽如顽石能点头。

         不惜夕阳近黄昏，欣逢朝晖振精神。

         深望田园输大志，定追步伐献余生。

在先生逝世前一年多，我去看望他时，发现他孤零零地昏睡在床上，并且已多日未进食。我把他扶起来，用热水擦洗他的身体，然后用奶粉为他泡了一杯牛奶。将他从死神那里拉回后，我又找到队办企业的一位掌有实权的负责人（我过去的学生），请她安排人将先生送到医院，并派人进行专职护理。约10年前，先生谢世，人们遵其遗嘱，将其遗体运送至南通大学医学院，供解剖之用。对此，《南通日报》曾有一篇较长篇幅的报道。我读到这一报道后，才知道先生已谢世。

可以说，与邓先生的交往，卓有成效地充实了我的“回乡知青”生涯，冲淡了我的失落感与内心的苦闷。在与他的交往中，我明白了许多人生方面的道理，了解了许多本地与外地的人文掌故，学到了一些在其他地方难以学到的知识。

写于2017年12月

校定于2021年9月5日

再改于2021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