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当“回乡知青”的日子（体验篇）

1973年1月，刚满18周岁的我，与同时代许许多多的青年人一样，带着强烈的失落感，带着对前程的迷惘，告别了中学生涯。

其时，我与我高中时期的所有同学一样，除了当“插队知青”或“回乡知青”，无第二条路可走。

一、“知青”一代的命运

“插队知青”与“回乡知青”虽然都是“知青”，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却有不小的区别：“插队知青”是下乡劳动的“城里人”，“回乡知青”是土生土长、命中注定、“永久”牌的“乡下人”。某些地区、某些时间段的知青，是有回城安排工作的希望的（有后台的或表现好的，回得快些）；后者永无此望，他们最大的可能是当一辈子农民。在农村劳动期间，前者计算工龄，后者工龄永远为零，而工龄对个人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待遇的影响是很大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

当“插队知青”还是“回乡知青”，是由户口属性决定的。我出生时，政府尚无“户口随母”政策，由于父亲贪图一时的小利，将我的户口报到镇郊的蔬菜大队，因此我当不了“插队知青”，只能当“回乡知青”。

如今，“知青”群体的一些人已经过早地离开了这个曾经伤害他们的世界。而“知青”群体的多数人仍健在，但他们已步入人生的最后阶段——老年期。夕阳好不好，只有天知道。

在下面的回忆文字中，我将笼统地使用“知青”这个概念。这样做，是为了借写回忆录的机会，为“知青”建言；或者说是以“知青”的身份，倾诉自己的人生际遇与肺腑感言。

对于奇葩式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有不同的评说。有人认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红卫兵们已无利用价值，于是被遣散、打发到各地农村；有人认为，在已取消高考的情况下，知识青年留在城里，是个重大负担，让他们下乡劳动，是为了卸除这一负担；还有人认为，搞“上山下乡”，是为了城市控制人口膨胀。

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P.Bernstein）的专著《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中文版的前言中，简要介绍了作者的有关观点：“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社会压力。他们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因就业能力要求而与日俱增的教育压力面前束手无策。相对这种一般状况而言，中国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个国家曾实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胀、促进农村发展以及使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措施中，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如果那场席卷全国、旷日持久的“上山下乡”运动，真是旨在“控制城市膨胀”的“一项社会实验”，那么只能说：城市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山下乡”这项“社会实验”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控制城市膨胀”是逆历史潮流的幼稚举措；此外这一实验本身，也从实践角度证实了其原有指导思想的错误，“上山下乡”运动最终成了可笑、可悲的历史闹剧，无数知青成了这场“实验”的牺牲品。

当今中国，在黑河、北京、上海等地，办有知青博物馆。当今的年轻人如果想要了解这场可悲实验及实验中的知青一代，可去参观以“黑河知青博物馆”为代表的知青博物馆。

我们这个复杂的世界，有一句出自莎士比亚的名言：“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也许在一千个知青眼里，有一千种知青生活回忆；在一千个历史研究者眼里，有一千种“上山下乡”运动。但我相信，无论你经历了什么样的知青生活，无论你具有什么样的历史观，你都无法否认：“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是破坏性的；艰苦生活的磨炼，对知青们的成长虽有积极意义，但岁月的蹉跎给绝大多数知青带来了巨大的无可挽回的人生损失。

有诗叹云：

上山下乡起一话，

青史留得一奇葩。

可怜天下痴男女，

从此葬送好年华。

二、我的“知青”体验

我的“回乡知青”生涯，从1973年1月开始，至1975年8月结束。时间长度为两年半左右。

我的“知青”体验是：知青生活是艰难的；岁月的蹉跎，青春大好时光的葬送，是知青们的最大损失。但是，事物总是利弊并存的，知青生涯使广大知青获得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首先说说知青生活的艰难。

由于在不满12周岁时，我即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中学时代的多数日子，我也是半耕半读的，因此回生产队劳动，对我来说，理应不是一件很陌生、很艰难的事。但是我还得必须说，知青生活是艰难的，即使是我，也同样如此。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传统的依托体力与手工操作的农业劳动，对尚未习惯的知青们来说，是艰难的。

我刚回生产队当“全日制”职业农民时，虽已过18周岁，日子其实相当艰难。

由于已满18周岁，我回生产队后，只能与其他同年龄的男青年一样，参加成年男子组的劳动。成年男子所从事的农业劳动，是重体力劳动：我们干得最多的农活，是肩膀上的农活，是挑大粪、挑水、挑稻秸、挑麦秸等。有时我们得肩挑七十公斤左右甚至更重（最重时达100公斤左右）的担子，不停地快速奔走。我们第二生产队有两块从较远的第六生产队划过来的所谓“带种田”，种这两块地，我们常常得肩挑重担，一口气奔走一公里以上。我的身子骨并不那么强壮，小时候还经历过饥荒，身体成长与发育远远不足，加上刚参加全日制劳动，身体还不适应，有时会累得喘不过气来。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感到胸口疼痛，甚至呼吸时也感到困难，有几次口中竟吐出血来。

夏季时，肩挑重担不停地奔跑，出汗很多，用不了多少时间，口中会非常渴。此时我常走到路边的街坊家或农家讨水喝。通常的做法是：操起水瓢，从大水缸中舀上半瓢水，咕咚咕咚一口气喝完，然后丢下水瓢，继续赶路。整个过程，用时通常只有半分钟左右。

另一项艰难的考验，是冬季的拔水芹菜。1970年左右，我的家乡引进了水芹菜的菜种，开始种植水芹菜。水芹菜上市的日子，通常是冬季最寒冷的时节。寒冬腊月，我们得敲开封冻的水面，拔、洗、捆水芹菜，最后用肩将这些芹菜挑送到队部或街上的菜场。那时对付冰冷的河水，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穿胶质高筒靴。这种方法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两腿，但也有问题：一是高筒靴价值不菲，二是高筒靴的高度有限，水较深时不适用，三是易陷在淤泥中时，脚步移动并不方便。第二种方法是站在木桶中拔水芹菜。采用这种方法，虽然双腿不会挨冻，但无论是拔菜还是移动，都很不方便。第三种方法最简捷有效，那就是将下半身的衣服全脱了，只留短裤头（上半身的外衣也要脱掉，以便能够将剩下的上衣捋到大臂根部），直接下水拔菜。采用这种方法，成本最低，工作效率最高，但人的身体受到的伤害最大。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上半身也只能穿很少的衣服，以便衣袖能够卷到较高位置。由于生产队是根据拔上的芹菜的多少计算工分的，我与许多社员一样，通常采用第三种方法。

在寒冬腊月刺骨般的北风中，我常与同伴们一起，敲开水面的冰冻，脱掉棉袄与下半身的衣服，将衣袖卷到靠近肩膀的位置，抬腿迈进冰冷的河水中。刚入水时，双腿会出现万针穿肤般的疼痛，数秒钟后，疼痛感迅速消失，双腿完全麻木。双腿在河水中移动时，给人的感觉是自己的身体拖着两根木头在向前移动。

拔水芹菜结束后的身体处理，既难，又大有讲究。开始时，为了让双腿尽快恢复知觉，我回家后用温水擦洗双腿与双脚。此时会发生惊人的意外：双腿奇痒难忍，难受得不能动弹，只能“啊啊”直叫。现在想来，其原因是河水刺激造成皮肤、肌肉、血管的收缩，导致双腿血液循环严重不足，使腿部肌肉严重缺氧；温水会使腿部感知神经的功能迅速恢复，但不能迅速缓解腿部的严重缺氧，这自然会让人感觉到奇痒难忍。经过几次探索与体验后，我总结出了经验：劳动结束后，最简单、最科学有效的身体处理方法是：用冷水洗净双腿与双脚，并用毛巾擦干，然后穿上衣服，让身体慢慢回暖，让腿部慢慢恢复知觉。

这个劳动项目，给我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在后面的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我患上了关节炎，每逢阴雨天，双腿会有明显的酸痛。这种病痛，直到七十年代末去上海读大学时仍在作祟。幸运的是，这一伤害并没有严重妨碍我的日常活动，并且这一疾病，后来在不知不觉中自动痊愈了。不过这两年我偶尔会感到膝关节、指关节的酸疼，不知这是否与当年的“拔水芹菜”有关。

粮食收获季节，我常与同伴们在打谷场上打谷；通宵达旦地劳作，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由于前一夜没睡觉，我在甘蔗田劳动时，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仰卧在铺着甘蔗叶的大田里睡了一大觉。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醒来一看，强烈的阳光普照大地，万籁俱寂，四周竟了无一人。

其二，知青生活的艰难，还表现在心理的折磨与考验。

知青一代，是失落的一代。

大凡知青，原乃城市或集镇的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下乡插队或回乡劳动时，他们通常只有15至18周岁。这一时期及随后的岁月，正是形成人生理想的关键时期，也是人一生中的最佳学习时期。在农村以原始方式从事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体力劳动时，他们本应在高中或大学的课堂上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探索宇宙的奥秘，为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社会的现代化，为祖国与民族的强大，为自己远大的人生理想而勤奋学习。可实际情况是：命运不仅耍弄了他们，“发配”了他们，而且不知道这种耍弄与“发配”何日是个尽头。

在当回乡知青的日子时，每当我挑起粪桶，行走在小镇街道、镇郊小道与生产队的田间时，我常常失魂落魄地问自己：难道我就这样挑一辈子大粪吗？

当时镇上有许多公共厕所。公厕是由镇上的“清洁管理所”管理的。清管所通常将粪便作为肥料卖给镇郊的蔬菜大队，其价格是五毛钱一担。其运输方式是由生产队派人，以原始的人力方式，用粪桶挑回。由于这一原因，我常肩挑粪桶，行走在大街上。鲁迅先生曾自嘲自己“破帽遮颜过闹市”，这其实只是比喻性的虚写；我“肩挑大粪过闹市”，却是实情。

有些不幸的是，有一次，当我身穿有些破旧的衣服，肩挑粪桶行走在大街上时，遇到了我高中时代的恩师，对我的未来抱有厚望并且曾经偏爱我的何琳琳老师。就在何老师也认出我的一刹那间，我意识到：对于一个高中老师，一个大学毕业的女性知识分子来说，在大街上与一个挑大粪的人打招呼，是一件十分难堪的事。于是我迅速将头扭向一边，装着没看到她。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

亲爱的读者朋友:你能否理解，为什么这个44年前的尴尬场面，我至今难以忘怀？

知青一代，也是苦闷的一代。

15至20岁的青年，本来就处于所谓的“心理断乳期”。此时的青年人，内心往往有自己的憧憬与追求，但生活经验的缺乏、能力的不足，使他们无法迅速适应自认为是“大染缸”般的社会，无法脚踏实地地构建自己的人生计划并卓有成效地付诸实施，这使他们常处于彷徨与苦闷状态。而处于这一年龄期、带有上述特征、被“发配”了的知青一代，更不知自己的“发配”岁月何日是个尽头，也不知自己将如何度过这一生，焉能不“苦闷”？有时自己的苦闷心态，甚至可以用莎士比亚的名言来形容：“生存或毁灭, 这是个问题”。

这种苦闷，使我十分怀念高中时代，十分想念高中时代的老师与同学。1973年的除夕夜，在万家团聚、爆竹声声的氛围中，18周岁零4个月的我，在家旁的小道上独自徘徊。在无边的黑夜里，在孤独、苦闷与无奈的心境里，我口占了一首《清平乐》：

                    清平乐

                     怀念

        夜风吹拂，独立门前，索然念友，以此抒怀。

               凝眸无望，

               朔风迎面钻。

               学友身影重浮现，

               不寐之夜又想。

               昨日如诗篇篇，

               转眼飞过数年。

               别后一日三秋，

               夜梦随心回窗。

今天看来，这词虽然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水准，却从一个侧面，如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境。

在当“回乡知青”的日子时，我与许多知青一样，常借助乐器，排解自己内心的苦闷。我因此学会了吹笛子，吹口琴。

有时，当我在家旁的小道上吹奏口琴时，我的邻居、插队知青K君，会立在门前，亮起嗓门，唱起著名的《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K君的歌声，有时低沉悲戚，如泣如诉，有时起伏悠长，撩人心弦。有时，我会停止吹奏，他会停止歌唱，我俩静静地隔空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这首《知青之歌》，又称《南京知青之歌》、《中国知识青年之歌》，是知青时代最著名的歌曲。在中国现代史上，它是知青一代的有声标志。资料表明：当时的“敌台”——莫斯科广播电台曾经播放过这首歌曲。此事曾引起江青、姚文元的重视，他们要求“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1970年，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认定此歌的作者任毅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编写黑歌，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军管会宣布：“经研究，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同年，南京市革委会在《处理案件呈批表》上批准了死刑判决。幸运的是，在最后送江苏省革委会终批时，省革委会负责人许世友将军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任毅因此而死里逃生，最终被判10年有期徒刑。文革后的1979年，在任毅服刑近9年时，南京市建邺区法院宣判任毅“无罪释放”。

亲爱的读者，您不妨哼唱一下这首知青时代的名曲，体会一下知青一代的心境，感受一下知青们的失落、苦闷与无奈。

其三，知青们的学习，也是极其艰苦的。

在知青一代中，不少人富有进取心，他们乐于学习、勤于求知。但是，如果想在别人指导下有目的、高效率地学习，简直是“门儿都没有”。因此，那个时代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成了畅销书。

那时对一般青年来说，离开中学后的文化科学知识方面的学习，常见方式只有两种：一是借助“青年自学丛书”，自学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二是借助官方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自学英语。我出生于草根家庭，身边又无具有远见卓识的长者的指导，加上当时的形势，自然不会重视英语学习。但前一种学习，我还是挺用功的。但是，“自学”就那么容易吗？

我曾买回全套“青年自学丛书”，并进行过系统的学习。在我开始自学语言文学与数学时，似乎轻车熟路，异常顺利。但从自学物理开始，逐渐感觉到学习的困难。试想：在无实验、无人指导、无同学交流、无考试压力、无文凭吸引、无可用之处的情况下，坚持不懈地自学缺乏学习基础的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焉能不难？老实说，我最后并没有“自学”完这套丛书。

不过这一时期，我仍然坚持博览群书。除了阅读青年自学丛书与农作物种植与病虫害防治方面的书籍外，我还读了不少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我清楚地记得，为了做一个不为境遇所击倒的青年，我重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阅读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时，我特别欣赏、特别喜欢李白的豪放；而对杜甫写诗时的精雕细刻与“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态度，并不那么欣赏。至于鲁迅作品，我读得越多，对鲁迅先生越加敬重。

那时我曾将一只废旧的柳条框，改做成一只简易书橱，将我所有的藏书，全摆放在这个简易书橱里。但是，我没有自己的房间。客厅里靠边的简易床铺，是我的睡觉的地方。我只能将这个用柳条框做成的书橱摆放在客厅的柜子上。由于“读书无用”的观点深入人心，我这个书橱（包括其中的所有图书）最终被父亲扔到室外的院子里。

当时我已当了大队干部。书橱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在征得二队队长的同意后，将睡觉的地点搬至队部的一间空房；在那里，我终于可以安静地读书了。

其四，不少知青曾饱受身体疾病的折磨与困扰。

上文说到，知青生活的艰难，分别表现在体力劳动的艰苦、心理的折磨、学习的艰难三方面。此外，知青生活的艰难，还表现在疾病困扰方面。

知青生病，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一是“青春期”身体与心理方面的特殊困扰，二是缺乏生活经验（尤其是独立生活的经验），三是环境陌生，生活艰苦，四是心理苦闷，情绪抑郁，五是农村医疗条件恶劣，医生水平低下。

在当“回乡知青”的日子里，我曾饱受各种临时性身体疾病的困扰。在这两年半时间内，除了常见的感冒与拉肚子外，我曾遭受关节炎、重沙眼、胃病、神经衰弱、急性与慢性肠炎、慢性咽炎等疾病的折磨。

为了使读者朋友读有所获，我花点时间，谈谈这些疾病造成的麻烦与成病原因。

患关节炎，是因为在寒冬腊月的冰冷河水中浸泡了过多的次数与过长的时间。这种病发作后，有时是十分难受的：有时我会感到双腿酸痛难忍，甚至走路都疼痛；有几次，我还不得不拖着酸痛难忍的双腿，肩挑重担，在田间小道上奔跑。

患沙眼与重沙眼，是因为生活经验不足、劳作方式原始与卫生条件恶劣。记得当年患了沙眼后，睡觉都困难：睡觉时，由于双眼奇痒难忍，必须不停地搓揉双眼；而搓揉的结果，是破坏了眼角膜表面的保护膜，使双眼持续发炎。多年后我才终于领悟：沙眼与头发的肮脏有很密切的关系。

我得的胃病，其实是胃炎。此病的主要成因，一是心情的苦闷与压抑，二是吃饭时常听到来自父亲的令人不快的语言。此外此病与体质较差也有一定关系。对有这病史的人来说，心情压抑，生气发怒，胃部着凉，饮食不当等，都会导致胃炎的发作。我在上海读大学期间，这旧病曾发作过几次。有一次，我胃部疼痛得直想叫救护车。后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一位中年男医生，给我开了一种十分普通的药——猴头菌片。对我的胃病来说，这是十分有效的特效药。

神经衰弱，又称脑神经衰弱。此病最常见的成因，一是长期营养不良等原因造成的体质衰弱，二是心理内向，情绪压抑，精神紧张，三是缺乏乐观、放松心境的调节，有时还有其他原因。此病也是很折磨人的：不睡觉时直想睡觉，而真躺下睡觉时，根本睡不着；读书看报时，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患此病后，与我具有相似人生经历的“赤脚医生”小薛，教给我一种十分有效的临时性对付方法：睡觉前服用两片安定片。我的一位朋友，当年的插队知青C君，十分不幸：这大辈子，他一直是在失眠症的折磨中度过的，其妻曾因此而滋生自杀念头；这失眠症，正起源于当插队知青时患的神经衰弱。

我相信，在那些艰难的日子时，众多知青曾饱受过各种疾病的折磨与困扰。

写于2017年12月

校定于2021年9月5日

再改于2021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