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他总是忘我地工作，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终生对满清一代的腐朽统治持批判态度。
《茶馆》是发表于1957年的三幕话剧作品，是老舍戏剧创作的高峰，也是中国当代戏剧文学的扛鼎之作。《茶馆》它每一幕写一个时代，北京各阶层的三教九流人物，出入于这家大茶馆，全剧展示出来的是一幅幅气势庞大的历史画卷。
该剧作以一个叫裕泰的北京大茶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期和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前夕三个时代的社会风云变化为背景，讲述了以茶馆掌柜王利发为首的一群小人物在旧中国动荡年月中经受的苦难，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这些各具典型的人物以各自的生活故事、命运遭际，轮番再现了旧时代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间世相，揭示了近半个世纪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茶馆》在老舍的构思中，老舍有意识的“避生就熟”，在题材上，躲开政治斗争问题，探囊取物般将笔触伸向自己擅长的旧时代市井生活领域，将全部目光聚焦于小人物的命运，在写法上也启用了自己擅长的戏剧样式和风格艺术。老舍将其小说创作中着意刻画的美学观念，及其小说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用于戏剧创作，于是有了《茶馆》这样一部以人物取胜、以生活化见长的话剧。例如，剧作中王利发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是裕泰茶馆的掌柜，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有正义感。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松二爷也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秦仲义这个人物，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他年轻时血气方刚，态度傲慢，目空一切，甚至敢于同有权有势的庞太监作斗争。在这一人物身上，展现出了民族资产阶级既有斗争性又有软弱性，既有干事业的狂热一面，又有在挫折面前软弱灰心一面的特点。老舍凭着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对世界的独特认知，让每一个人物都能有血有肉、个性分明地立在读者和观众面前。
《茶馆》语言的生动性与老舍式的幽默也大有关系。老舍在《茶馆》中从容挥洒寓悲于笑的艺术风格，以喜剧的笔法处理悲剧的内容。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对人物的嘲讽、对时事的针砭皆寓于滑稽可笑或黑色幽默的话语中。除此之外《茶馆》最为引人人胜的艺术魅力还在于对话的生动性。在茶馆这个有限的叙事空间里，戏剧外部冲突淡化，戏剧语言的能量则得到最大化的释放。可以说，正是鲜活生动的京味话语支撑起了《茶馆》众生云集、百态迭呈、地域色彩浓厚的艺术世界。《茶馆》对话的生动性，突出体现在对人物神形毕现的立体刻画、地道纯熟的京腔京韵和悲喜交融的幽默风格等方面，从中亦可窥见老舍小说语言风貌的延续，然而又有创新和发展。老舍一向重视利用对话揭示人物性格，三言两语的对话中就能把人物的基本性格特征和精神全部抖落出来。例如在第一幕中二德子挑衅常四爷那一段，每个角色不过只有四五句话就得以音容毕现，个性昭然，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这样一个茶馆，彼此唠家常，谈山海经的地方，很少有人能想到它竟能折射出一大社会问题。茶客的弄鸟、吃茶、玩虫，虽有些略带古风的声色，但由于“侦缉”的出现及“莫谈国事”的纸条，一动一静，均产生着一种压抑的气氛。“裕泰”的生存，及茶馆设施的更新与场面的收缩，暗示着茶馆在这个矛盾不断加剧的社会中所作的抗争。茶馆中的“洋气”以及那张越写越大的“莫谈国事”纸条，则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再之后不仅“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数目更多，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纸条：“茶钱先付”。这表明了茶馆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反映了一种因果联系。老舍以茶馆为载体，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的变革。
老舍的《茶馆》不仅耐看，而且耐读、耐听，戏剧语言兼具通俗性与文学性，充满文学魅力。《茶馆》作为全面体现民族风格的戏剧典范，时至今日依然葆有强劲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