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闲阶级论》这本书剖析了我们真切感受到的身份焦虑的成因。其中，有社会制度因素，也有经济的因素，但最核心的，是人类社会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两个基本的人性：一是对生产性体力劳动的鄙夷，二是攀比炫耀的欲望。因为鄙夷体力劳动，社会中的富裕阶层急于将自己从这之中抽离出来，成为凡勃仑笔下「有闲阶级」的一员。他们是日本的武士，印度的婆罗门，欧洲的骑士和教士，旧中国的乡绅和地主，也是现代社会的律政、金融精英和体育、娱乐明星。虽然随着经济结构的不同，这些人的具体职业不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
正因为鄙夷体力劳动是普遍持有的观点，崇拜乃至嫉妒非体力劳动者的社会风尚也就一直存在。这时候，富裕阶层想要炫耀自己有闲阶级身份，而贫困阶层也有欲望用一些廉价的手段装作有闲阶级的一员，这些现象就毫不奇怪了。当大家发布的都是自己精挑细选的、最符合有闲阶级身份地位的信息，对于不完全了解别人、但对自己心里有数的你，当然就会焦虑了：别人都这么优秀，我为什么这么差？
《有闲阶级论》虽然只写了区区十四章，中译本也只有大约不到三百页。可是，因为主题的理论性强，而凡勃仑自己似乎又不是一个善于举例子的作者，所以其实这短短三百页并不容易读。在这些内容当中，包含两个核心问题，它们虽然不能涵盖本书的全部内容，但却是理解全书的重中之重，也是我认为最有意思的议题。第一个议题是有闲阶级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而第二个则是由有闲阶级主导的攀比竞赛。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有闲阶级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何谓有闲阶级？简单说，有闲阶级中的成员具有这样两个特征：一是享有某种尊贵的社会、政治或经济地位，换言之，他是上层社会的一员；二是脱离了具体的生产劳动，更具体地说，他不能做工人、做农民，也不能做剃头修脚这类服务工作。按理说，如果你来自社会顶层，我是来自社会底层，那么你应该比我有更多的职业选择的自由才对——毕竟，你有更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接受了更加严格的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多数时候，我能做的你也能做，我不能做的你也能做。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只是富裕阶层，绝大多数中产家庭出来的孩子，都没有随便选择自己职业的自由。这一点在城市里特别明显，大部分父母都只能接受自己的孩子去体制内「坐办公室」，其他职业则万般皆下品被视为不务正业。普通家庭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那些真正活在社会顶层的人们了。比如，如果有一天，一家八卦杂志证明某位当红电影明星其实是一位英国王室成员，那么，无论他多红、多挣钱，人们也会觉得，他的职业选择是不符合身份的。他可以去做军人，可以去做官员，也可以去做学者，但是怎么能去做这种不优雅的工作呢？
所以说，把有闲阶级的上层社会属性和脱离劳动属性放在一起，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劳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地带，也引出了一个挺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人的「社会身份」与职业选择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最核心的考量就是工资与闲暇之间的权衡取舍。一般来说，清闲的工作挣得少，挣得多的工作不清闲。所以，有些读者可能会说：「上层社会的子弟选择脱离体力劳动是非常正确、非常理性的，因为他们本身不缺钱。有很多人，很多人靠着房租地租就能锦衣玉食。所以他们也就不那么计较工资的高低，在工资与闲暇的权衡取舍当中，闲暇相对更重要一些，因此他们必然会选择相对清闲的工作。」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都是经济学家，因为它是所谓「经济学思维」的一种彻底的贯彻。但这种解答并不尽善尽美：第一，贵族家庭长大的孩子往往要接受比一般的市民阶层的子弟多得多的管教和训练，而这种管教和训练绝大多数时候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经济回报。第二，在一些情况下，老牌儿贵族可能也会变得潦倒。但即便在这种危及生存的时刻，在这种钱已经变得相当重要的时刻，落魄了的贵族们多数时候依然无法轻易转换自己的工作，放下身段去做那些为数不多能让自己存活下来的脏活累活。
所以说，上层社会的职业选择，与其说是考虑了收入和闲暇之间的权衡取舍后的理性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习惯的延续。理性选择的特征是对外部世界的变动非常敏感，而习惯的特征则是难以轻易随着外部世界变动而变动的惯性。如果你了解凡勃仑的其他著作，你会发现，凡勃仑的整个学术思想都是围绕着习惯这个概念展开的，他倾向于用习惯来解释一切。无论是人的行为，还是制度，还是其他社会、经济现象，凡勃仑都一以贯之地认为它们是习惯。这么看来，上层社会不从事那些消耗体力的劳动职业，就是整个社会范围内的一种思想习惯。
那么，既然是习惯，就必然是经由漫长岁月的磨洗才逐渐稳定下来的，不是某个人、某一群人甚至某一代人，凭借个人意志的一个闪念就能改变的。因此，如果你去读这本书，有些时候你能够从凡勃仑的著作中隐隐嗅到些许进化论的气息，这时候请告诉自己，你的感觉是对的。
粗略地回顾一下我们人类从猿猴进化而来的全过程，可以发现，我们的祖先在石器时代当中悠悠地度过了几十万年，而我们铜器替代石器仅仅发生于距今五千年左右，而人类的基本生产方式从狩猎采集转到农耕文明也只有不过一万年的时间。相比于几十万年的石器时代，这段历史实在是太短了。所以，我们的大脑，在适者生存的进化压力下，有充足的时间适应石器时代中的那些生存难题，比如躲避野兽、合作打猎等等，但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以适应现代文明。就此，进化心理学家 Cosmides 和 Tooby 曾经对人类的心智有过一个精辟的论断，他们认为，「现代人的颅腔中装着一颗石器时代的大脑」，认为我们的大脑是一个比较有用，但略微滞后的东西。
与进化心理学家眼中的大脑类似，凡勃仑眼中的习惯，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各式各样的「思想习惯」，也有这样的特点。某种思想习惯出现的原因，往往是要去适应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环境的需要。可一旦一种思想习惯被广泛地确立并且稳定下来，那么它就会无条件地维持一段时间，即便它所适应的那个环境已经变了，惯性还会保证它的存在。举个例子，「重男轻女」这种陋习被很多人认为是旧式中国乡村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但当工业文明和以城市为基本单位的商业文明降临时，这种旧思想的适应性就不复存在了。但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还是能观察到，一些早已逃离了农业和乡村生活的人在歧视女性，这就是因为思想比环境更稳定。这个逻辑的具体阐释，大家可以去读《有闲阶级论》的第六章，或者凡勃仑 1898 年发表的论文，题目是《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科学？》。
好了，下面的问题是：上层社会拒绝从事那些所谓的「低端的」生产劳动的思想习惯，是在一个怎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需要强调的是，凡勃仑是接受过那个时代最正规的考古学和生物学训练的，所以从《有闲阶级论》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出来，他能够熟练地引用考古学文献，和对于原始部落的实地考察文献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应当说，他的答案是相当可信的。凡勃仑指出，人类最早、最原始、最「自然」的分化莫过于男女两性之间的分化了。这种分化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男女在社会地位上的分化，广大男性由于占有武力上的优势，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是两性关系主导者，而女性则是男性的奴仆或者附属品；二是男女在职业选择上的分化，广大男性再次因为占有武力上的优势，所以承担起了与其他部落作战和狩猎这两项工作，而剩下的琐碎工作，比如耕缝纫、带孩子、以及原始的手工制作，就只能留给女性朋友们来做了。可以看到，男女两性分化的两层含义与有闲阶级的两层含义，也就是尊贵的社会地位和脱离生产劳动，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换言之，男性这个群体，就是有闲阶级最早的形式。
那个时代，人类的总人口非常非常少，丰富的自然资源用之不竭，这种特殊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狩猎、捕鱼这种直接向大自然索取的生产方式，以及直接抢劫其他的人类部落，才是一个原始人类部落的「经济命脉」。这样一来，男性成为了社会的顶层，也掌控着经济的命脉，女性处于社会的底层，同时做为男性打零工的工作。久而久之，人们就对某些特定的职业赋予了性别的刻板印象，就像现在的奥运会不会为花样游泳设立男子比赛一样。随后，性别的藩篱逐渐被打破了。如果一位男性身体不佳，肩不能扛手不能提，那么他自然也会慢慢被排挤到女性同胞们当中去，成为了最早的有闲阶级中第一批下车的人。久而久之，男性内部也有了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划分，平民只能依附于掌握了食物的精英们，逐渐也沦为奴隶，而那些背着弓箭的健壮成年男性，也就逐渐变成了奴隶主。同时，社会观念为不同工种赋予的社会地位属性渐渐与性别剥离开来，用凡勃仑的话说，变成了「功勋」和「生产」之间的区别。
有人会问，猎人和战士这样的职业，真的那么「有闲」吗？没错，在我们现代人看来，猎户似乎与其他的工农业者没什么区别，军人在很多时候也不意味着特别高贵的身份。是后来生产能力的发展，真正让我们祖先中的那些贵族和精英们变成了我们理解中的有闲阶级。由于解决温饱问题所需的必要的人力会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而持续下降，一部分人开始有能力摆脱生产劳动，加入到真正的有闲阶级队伍中来。那些世袭罔替的精英子弟们，以及那些掌握了土地、工具、牲畜甚至是其他人的人身自由的奴隶主们，当然就成了首批豁免于劳动的幸运儿。不过，这些人也不是完全无事可做，毕竟，他们的收入来源实际上是掠夺其他人的劳动成果，如何保证自己和后代的掠夺能够持续下去，是他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层社会为此所做的努力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上层社会有在脱离了劳动生产之后依然保持强健体魄的充分动机，也保留了尚武的个人特质，这些都可以帮助他们随时应对奴隶的反抗暴乱。第二，上层社会必须掌控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在远古时期，就是要掌控以祭祀为首的宗教或者迷信活动，好利用平民或者奴隶们对于未知的恐惧来控制他们的思想。或许这也解释了学术工作为什么古往今来一直被认为是高贵的，也解释了西方的富家子弟为什么热衷于哲学、神学和纯艺术专业，《有闲阶级论》的最后三章，都是在说这个问题。
最终，「那些工作是奴隶才做的」成为了全人类心里面的一个思维定势，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职业确实也就是奴隶的工作。这种思维习惯导致了人们对于某些特定职业的鄙夷。即使这些职业在我们的时代里并不是真的低贱，可这种鄙夷产生的影响依然是人类社会难以戒除的心灵尼古丁。
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要点，那就是有闲阶级主导的攀比竞赛。前面我们已经通过介绍有闲阶级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解释了对于某些特定职业的鄙夷是从哪里来的，但这本书真正扣问人心的内容却产生于这种鄙夷与我们无处不在的攀比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社会绝大多数的进步力量和扭曲变态都可以从中得到解释。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凡勃仑本人没有花太多篇幅来写夹在上层社会与底层之间的所谓「中产阶层」，但这段内容事实上剖析出了中产阶层极为微妙的心理活动。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叫做「有哪些专门为中产阶级量身定制的消费陷阱？」，读完《有闲阶级论》，你可以去那个问题看看。
我们接着从有闲阶级的发家史说。上文说到，最早的有闲阶级是那些「猎人贵族」和「军人贵族」，他们由健壮的男性组成。如果这些人相互攀比，那么他们会攀比些什么呢？一是技艺的竞赛，比如比谁射箭射得准，凡勃仑认为这也就是上层社会至今酷爱体育运动的原因。二就是战利品的攀比，因为无论是打猎还是与其他部族作战，这些精英们都会搜罗到大量的战利品，而这些战利品的多少毫无疑问也能够彰显这个人的技艺和能力。但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开始选择农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也因此开始在灌溉便利、土壤肥沃的河流下游冲击平原定居，这时候，狩猎不再那么重要，部落之间的战争也变少了。这时候，无论是攀比技艺还是攀比战利品，都不那么方便了。人类的攀比心就是这样，没有条件攀比，创造条件也要攀比，后来，人们研究出了新一代的攀比游戏应该怎么玩，那就是攀比积累的财富。原因是，一方面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道理我们也懂得，而另一方面，更多的财富更能够证明自己祖先的技艺和战利品。
凡勃仑指出，当攀比的标准变成积累财富之后，人类社会就已经形成了过度积累的风气。也就是说，上层社会积累财富的过程，不会因为财富已经够我花了，就知足地停下来，最终积累的水平往往都是几辈子也花不完的。这是因为上层社会的人们要用这个数字与自己的竞争对手攀比，这时候大家都无意停止这场「财富军备竞赛」。可这样一来，苦了的就是底层的平民了，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私有产权制度与社会不平等就是这样被联系起来的。
下面的问题是，这个攀比游戏的具体玩法是什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财富是很难被别人观察到的。比如，一个穷人因为买彩票一夜暴富，在他拿着奖券去领奖的路上，他已经是一位千万富翁了，但是跟他擦肩而过的你，无论从哪个角度，也很难看出来这一点，因为他身上必然有着一大堆穷人的特征。就算他告诉你，我是千万富翁，你也多半会觉得他在吹牛。这个困境对于社会底层来说是不难解决的，因为从没钱到有钱，从吃不饱穿不暖到吃好的穿好的，人会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比如脸色变好，人开始变胖，等等。也正因为如此，凡勃仑认为，攀比财富对于社会底层来说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因为它可以激发劳苦大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最终摆脱贫困。但对于上层社会的攀比锦标赛来说，事情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因为你也吃得饱，我也吃得饱，我怎么证明我比你有钱呢？
凡勃仑说，办法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炫耀性消费。我相信，听到这里很多朋友的脑海里一定已经浮现出一大堆世界名牌了。大多数像我们这种并不出身于豪门望族的孩子一开始可能都会不理解，究竟一个三万的包，和一个一万的包，还有夜市上一百五十块两个的包，究竟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因为用起来都差不多嘛，夜市上买的包不耐用，但是经常买经常换总开支也到不了五位数。但是对于那些富贵人家的孩子来说，身边的人都用一万的包，自己就不能用地摊儿货，身边的人都用三万的包，自己就不能用一万的，甚至要想办法用四万一个甚至更高价格的。其实，如果你了解博弈论就知道，这种行为其实和当着别人的面一把火烧自己的钱是一个原理，因为，如果我不是百万富翁，我不会眼都不眨地烧掉一万块钱，如果我不是亿万富翁，我就不会面不改色地烧掉一百万块钱，所以，你烧的钱越多，证明你就越有钱。同样的道理，一些企业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疯狂地做极其无聊的广告也是这个目的，这个企业试图传递的信息就是，我花这么多钱做了一件这么不漂亮的事情，你看，本公司是不是财大气粗？炫耀性消费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因为买对的东西不能帮助他们攀比，但买贵的东西却可以。消费者对一种商品需求的程度因其标价较高而不是较低而增加，这种消费行为被后世的经济学家称作「凡勃仑效应」，这也是许多人对《有闲阶级论》这本书唯一的认知了。
第二种方式叫做「炫耀性休闲」，我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最值得说一说的。前面说过，鄙夷具体的生产性劳动是人类的通病，而这种通病导致了一个非常好的攀比财富的方式。因为人们但凡有能力就一定不会去参加生产性劳动，所以谁有更多的闲暇，就证明了谁更有钱。近十年以来，国内的民营企业家们就经历了从攀比炫耀性消费到攀比炫耀性休闲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之前人们的饮食结构普遍缺乏脂肪，高油脂的食品就成为了炫耀性消费的一部分，所以早期的企业家们特别喜欢把自己吃得脑满肠肥，好像自己身材干瘦就意味着吃不饱饭一样。但随着国家的发展，绝大多数人都不再认为吃饱饭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企业家圈子里就开始流行晒得一身古铜色的肌肉男了，背后的原理就是，无论是健身还是晒日光浴都是非常消耗时间的事，这时候，越有钱的人越舍得花时间来做这两件事。
而在文化产品的消费上，炫耀性休闲的力量则更加强大。比如，许多人因为听十分小众的音乐，迷十分小众的歌手，而产生了所谓的「小众优越感」。原理就在于，这些小众音乐和小众歌手是不常出现在显眼位置的，比如各类音乐排行榜或者歌曲推荐当中。因此，想要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找到它们，需要听过的音乐的数量会非常庞大，也就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在搜索和研究音乐上，这是听小众音乐能够传递出的一种信号。另外，当被问到如何找到这些音乐的时候，有些人会说「这些音乐是我的一位朋友推荐给我的」，说这句话的人实际上要传递的信号不是自己非常有空闲，而是在传递「我有一群非常有空闲的朋友」。那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也是有空闲的人。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听小众音乐的人都是为了炫耀，而是在说为什么有些人会炫耀自己听小众音乐这件事，这些炫耀的人与真正爱听小众音乐的人的区别在于，一旦他们喜爱的音乐或者歌手大众化了，他们会变得非常愤怒，因为别人将无法区分自己和那些没有花时间在上面只是随大流听歌的人了。引申开来，一切小资的、文艺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都提供了炫耀休闲的渠道。看独立电影，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有咖啡馆一下午一下午的闲坐，已经融入了很多人的生活之中了。
当然，这些方式其实门槛比较低，真正的贵族阶层炫耀休闲的方式与这又不太一样。凡勃仑指出，越是出身高贵，越会选择那些需要长时间的闲暇来磨练的技艺作为炫耀闲暇的方式，其中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那些在我们老百姓们看来过于拘束的贵族礼仪了。前面提到过，贵族子弟经常被训练做一些没有什么经济回报的技能，也要遵守许多普通百姓不需要遵守的规矩。某种程度上，一个人培养的技能越功利化，越说明他的贫穷，因为用时间换财富的紧迫性很高，所以穷苦人家的孩子没有大段的闲暇来培养看起来无用的技能，而这些富家子弟被要求这么做，恰恰释放出了符合他社会身份的信号。我有一位朋友就曾经这样跟我抱怨过，她从小在虚荣的母亲的要求下学钢琴和跳舞，可那位阿姨却坚决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走音乐的道路，这就是炫耀性休闲的力量。
让我们回到「身份焦虑」的问题上来吧。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两个最为突出的特征，一是商品经济特别发达，二是社交网络特别发达。两者都是科技为这人世间带来的福音，却也无意中造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困局，释放以假乱真的信号越来越容易了。初中的时候，男生们都会穿耐克的篮球鞋，于是一些人去买了山寨货，有时候就可以蒙混过关；而到了现在，我们可以在朋友圈发布一张修改了一整天的照片，让照片的主角和镜子里面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有时候也可以蒙混过关。这种蒙混的技术，让人们总是可以相对廉价地伪装成自己想成为但实际上还不是的那个人，以在社会的鄙视链当中向前爬行一格。于是，为了把自己同那些混迹在自己阶层的「麻瓜」们区分开来，我们又需要绞尽脑汁去想一些他们模仿不来的消费方式和休闲方式，直到市场经济又一次帮他们想出廉价的模仿方式为止。这个过程，是没有尽头的，所以，也就不存在一种我们能够长久坚持的生活方式，因为很可能一不小心，你的坚持就变成了所有人鄙视的东西。
那么，在这条鄙视链中高不成低不就的我们，又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的心保持自由和平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