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者和我一样，读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标题时，感觉“中国文化”和“深层”似乎都并不难理解，却不甚明白“结构”一词的意思。其实“结构”还可以被叫做“体系”和“框架”，而孙隆基则在书中这样阐释：应用结构这个概念，不该是用来论证黑格尔哲学传统里先天固定的本质。它应该是用来指示某一个历史时段内相对稳定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又出现相互联系性，可以让我们用‘结构’的概念去综括。”
孙隆基出生于香港，于台湾就读大学，曾到美国进修，由于不同于大陆的学习背景，他更像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考察、探究和总结我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那么中国文化有着哪些深层结构呢？作者分为中国人的“良知系统”、“二人”关系、 中国人的“个体”、国家与社会、对待世界的态度和“现代”中国人政治行为的“文法”规则七个章节来解读深层结构中“心与身”、“个人与他人”、“社会与个人”，以及它们与国家的倾向关系。
“身”与“心”的相合和相离
作者在书中说到“如果一个个体只是被当作一个身的话，那么，它就是没有一点精神性的。”
一定程度上，“身”与“心”是相合的。书中讲到，中国人在“心”情不好之时，多感到头晕、腰酸背痛、四肢无力等等。身心仿佛是相通的，是心中的郁结引火上身去了似的。
但实际上，这更体现了“身”与“心”的巨大割裂，因为中国人即使心里闷着，也很少会被怀疑患有心理毛病；即使被诊断为心理问题，也大多被当事人以“身体不太舒服，养一会儿就好了”搪塞过去。
中国文化里很少赋予“心”任何功能和意义，反倒把一切解释得通或解释不通的东西都归因于“身”。最近热播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这样的例子，才华横溢的年轻导演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在被投资方和身边人的否定与忽视下数次走向极端，最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但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亲人都拒绝接受精神判定，甚至父亲一再强调着遗传可能性不大的家族病史，“基因有了问题”在他眼里无疑最符合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
更荒唐的便是恶魔杨永信，他用电击的方式让一个又一个“病人”屈服，却自称电击能起到“戒掉网瘾”的效果。
据南方周末报道，更有甚者将“同性恋”当作身体疾病，治疗方式竟是住院之后天天接受针灸和输液。
可一个人，若没有独立的人身，又何来以此为依托的灵魂呢！
现代化的“喜悦”与“警醒”
孙隆基先生认为结构是某个历史阶段的稳定因素，他在书中提出疑问：“现代化的社会中，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就消失了吗？”其实并没有。“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不一定能够成立，而所谓“现代化”可能只是表层的现象，至于一个文化则有其万变不离其宗的深层形态。
孙先生的话让我想到上次阅读的《规训与惩罚》，福柯先生以犀利的笔墨指出“你以为这就是更理性更平等的现代化吗？”
“残酷的刑罚变为监狱里的规训”在许多人眼里便意味着文明进步，但福柯很直接地将现代社会建立的监狱与贵族公学相对比，发现它们的时间安排竟然有着很大部分的相似之处。他提醒着读者，规训与刑罚并没有变得宽容，而是以一种更为细致入微的方式渗透入我们的生活。“对于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和医院彼此相像，难道不值得大惊小怪吗？”
在中国文化里，个人的地位很大部分上依旧由他的家庭背景决定着，当我们寻找一个人有学识的原因，常常也会听到“他父亲就是大学者，母亲也是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给他营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而“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从来也不是什么褒义词，如果有人彰显个性、脱离常轨，不慎便会被扣上莫名的帽子。
因此，就如作者所说，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规则基本未变，不过是增加了一点现代化的词汇罢了。
文化研究的“及物性”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学术界赞誉颇丰，更是多次被列为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读书目，这与作者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与研究是分不开的。
一说到中国文化，大家首先想到的总是一本又一本的文学作品，或纪实或虚拟的文字更能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却很少有人提及文学研究。
那是因为我国文学研究总是存在诸多通病，有学者将其概括为“重概念而轻生活、重表象而轻内心、重群族而轻个体”，常常是提出某个高深的概念，人云亦云却又不知所云，有的学者总以为文化高于生活，却忘记文化来源于生活，也处处体现于生活。
鲁迅先生曾把自己的杂文集取名为热风，是倡导文人关注中国的“人”，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只有将“及物性”作为文学研究的途径，才能从变化了的表象世界出发，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总结出深层的结构。
而无疑，孙隆基做到了这点。当中国人将被占便宜称为“吃亏”，面子大叫“吃得开”；而埋怨叫做“吐苦水”，“听话”是对别人“口”的畏服；这一切都离不开身体器官——口，中国人总是用“口”来面对世界的，身体是一切的载体，先生的写作可谓贴切。
孙隆基在多个版本的序言中都表达了自己写作本书的想法。他表明自己并不是提出种种国民劣根性的“愤青”，而是只身处其中而又想全力挣脱出来的研究者。这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尤其是关于批判。现在的我们，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就得回顾一下历史政治，把眼光死死地放在体制上，“甚至不把问题提到体制的层面上来讨论就好像没有深度”。
然而真的能把一切都简单归于体制吗？事实上，我们看不见体制；而另一方面，其实我们无时无刻都生活在体制中。
著名学者熊培云在著作《自由在高处》中讲到一个例子，如果在被囚禁的女性中建立积分制度，表现优异和举报同伴都是增加积分的条件，相反地，违规者便会遭到扣除积分的处罚，积分的用途便是改善生活条件。一段时间后，积分高的女人担任领导，在遵守监管人的要求下，她们往往能拥有一定的权利，决定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因此起初被关禁的女性不再选择抗争，而是去追求做一个监狱里的管理者。最终造成女性压迫女性的悲剧。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早已对各种奖惩制度习以为常，积分规则十分常见，但大多数人忘记反抗。但在女性权益未得到的当代社会，当女性去争夺男性瓜分剩下的资源，便再也不会与“竞争者”结为同盟，即使她们本应该是同一阵营。女性常常在职场中被问到男性很少触及的“如何去平衡工作与家庭”问题，女性获得更高的学历和职位，也常常被看作“有依靠更高层次男性的机会”……
《Vogue》曾这样评价高居畅销书榜单的《无声告白》：“一个动人的故事，对于生为女儿们的书中女性来说，文化之间的隔阂与差异是人生中的第一道课题。”《无声告白》由美籍亚裔作者所写，它讲述了曾被父母寄予厚望的女孩莉迪亚的死亡之谜，背后折射的却是亚裔家庭在美国文化中不被认同的处境和极深的自卑心理，更反映出父母对孩子的严格掌控。是社会机制的问题吗？即使处于美国机制之下，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依然显现其中，而它们难以相融。也难怪书封标语写着的是“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读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开始时总是有一个疑惑的：它似乎没有结尾。后来恍惚的自己才又重新在序言找到答案。
作者写道，对于这本书比较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关于这一点，我确实没有答案，书也没有一个结束语。在有机会与读者面谈的场合，我的答复总是：“这本书是我个人的陈词。”换言之，“救国”原非写此书之目的，它只是表达了一个人与其原生文化之间的疏离。
也正如勒庞先生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及的，“一个民族的个性，是他们在时间维度上与他们所处的环境所形成的，一时半会改变不了，只能依靠时间的力量去扭转。”怎样去改变我们文化中的深层结构，书中并没有讲到，但好在我们了然这样的存在，便种下某种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