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读旧史，能够以一个相对独立的视角有所新发现，但是有时候，单纯地以新视角审视问题，忽视了史事所处的历史环境往往会陷入误判，现以宋襄公之例说明。
公元前651年，刚刚继位还没来得及给父亲发丧的宋襄公，被齐桓公邀请参加“葵丘之盟”，在这次盟会上齐桓公委托他照顾自己的接班人姜昭，能受到当时诸侯霸主齐桓公的委托，襄公内心心潮澎拜，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有了取代其霸主的念头。他深知，齐桓公之所以可以称霸天下，在于他助燕败北戎，援救邢、卫，九合诸侯，如此种种都是“以德服人”。在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姜昭请他帮忙的情况下，毅然帮助姜昭回国继位。这便是齐孝公。当他想沿着齐桓公的足迹以“德”服众的时候，才发现国小势弱的宋国装不下自己的宏图伟愿。在宋楚“泓水之战”中，他非要等楚军渡河列阵完毕后再战，而且下令不准抓捕年已“二毛”的俘虏。结果宋军大败亏输，襄公本人也受重伤，后因伤重而死。后人耻笑宋襄公的迂腐保守是“蠢猪般的仁义”事实果真如此吗？
要了解一个人的行为，那就必须要了解他的性格和当时的社会环境。
宋襄公作为嫡长子在他父亲临终授命时主动让贤于自己的庶兄夷目，夷目拒不接受，逃至卫国，大有当年太伯让位奔吴的风范。襄公继位后请夷目回来做相，宋国在兄弟俩齐心协力地努力下，政治也开始愈发清明。祖先是宋国贵族的孔子曾感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宋国虽是商朝遗民微子的封国，但是它受周文化的影响之深，可见一斑。面对君位，能谦让，面对兄弟，能推心置腹，可见宋襄公的确是个仁厚之人。
就其历史环境而言。太史公说：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顾炎武在研究春秋的战争后说：“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杀人累万者。”可见，春秋时期的战争和西方近代的战争一样，是“贵族间的战争”，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说更类似于一种竞技。春秋时期的战争是为了图谋称霸，大多数情况下是使对方屈服，而不是消灭对方，讲究“以德服人”。楚庄问鼎于洛水之滨，晋文公在城濮退避三舍，足以证明。虽有些作秀的嫌疑，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德”是当时的普世价值观。这和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动辄数十万大军伤亡有本质的区别，春秋时的战争以车战为主，其伤亡并不很大。周公制礼时，除了政刑各种制度外，还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其中军礼就是行军打仗的礼仪，比如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不加丧、不因凶、不鼓不成列，不逐北，不擒二毛等等 。如今看来都是有些搞笑的。而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则很好地遵守了一个贵族应有的风范。那时候参加战争是专属于贵族的荣誉，最起码也是个“士”。“战士”这个词由此而来。平民和奴隶是没有资格参战的，他们只能参与战争的后勤保障工作。直到春秋后期秦国执行了征兵制，诸侯也纷纷效仿，平民和奴隶才因为可以通过战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取代贵族成为了战争中的主要有生力量。也就出现了“兵者，诡道也”全新的战争理念。
结合人物性格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就不难理解宋襄公的行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