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京

  你听说过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却买了两张车票的事吗？

  当然，有人会说；那有什么！也许是人太胖了，一个人要占用两个人的座位，自然是要买两张票了。还会有人猜测，肯定是原本是两个人要坐火车的，结果其中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不走了，票又没法退掉，自然那人拿着两张票了。或者很笼统的说上一句，买错了。

  可是我要说，上面给出的答案都不对，你又该作何猜想呢？

  这个买了两张进京车票的人，就是我的邻居老程头。

  你问我为什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老程头前些天就来找过我，向我打听一件事：没有身份证怎么买火车票去北京？

  当我听到这个问题后，不禁哑然失笑，对他说：“这很简单喽！可以用户口本。”

  “没有户口本呢？”

  “那用工作证。”

  “没有工作证呢？”

  “那用退休证。”

  “没有退休证呢？”

  “那去派出所开个临时证明。”

  “那要是开不出来呢？”

  “不会的，派出所一定会开出来的。因为这是他们的业务之一。”

  “开不出来的，因为这个人已经死去三十多年了。”

  我笑不出来了。

  老程头一个月前刚刚办理完退休，不会就精神失常了吧？

  看到我的眼神，老程头掏出旱烟盒，一边不紧不慢的卷着旱烟，一边用责备的语气说：“我还以为你能想出什么好点子来呢！谁知道出的都是馊主意。”

  听到老程头失望的语气，我挠挠头，不服的辩解：“不是我出的是馊主意，而是您老人家给出的条件也太苛刻了；哪儿有死人去坐火车呀？”

  “国家哪条法律规定死人不能坐火车了？”老程头理直气壮。

  我想了想，也确实是，法律中还真没有这一条规定。

  看到他这么理直气壮，我才放下心来；老程头并没有精神失常。

  “那你是要带着一个人的骨灰去坐火车吗？”我问道，“要是带着骨灰去坐车，就容易得多了，只消把骨灰塞进包裹中就可以了。列车上是不会因为你带了骨灰而罚钱的。”

  谁知他抽了口旱烟，不紧不慢的说：“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照片。”

  我一拍大腿，说：“那更好办了，你只要自己买一张票不就得了！”

  老程头执拗的摇着头，连连说道：“那不行！那不行！那怎么得了？那不成了我自己去北京了吗？”

  我很困惑。从老程头经历风霜、满是皱褶的脸上，隐隐的窥见一些端倪。

  “你把整件事情告诉我，我以这些年的交情担保，肯定给你找出个好办法。”

  老程头被我的诚意打动，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把这件稀奇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老程头大名叫程焕年，没来大兴安岭之前，是在小兴安岭伊春开拖拉机。1975年时，正是开发大兴安岭的紧要关头，这里急需大批懂得机械使用的人才。于是他便报了名，跟随着五百多人的队伍，一同来放到了大兴安岭北坡。

  来到大兴安岭后，他仍旧干他的老本行，开拖拉机每日起早贪黑的进山拉运木头。为了能够更快的培养出后备力量，组织上给他配了名助手，让他尽快的把驾驶拖拉机拉运木材的技术传授给助手。

  助手叫吴为国，也是不久前刚从内蒙古来到这里，年龄只比他小六岁，刚刚十八。小吴很勤快，也很好学。看到拖拉机时，喜欢的不得了，不是看看这儿，就是摸摸那儿。收工回来后，别的人都躺在帐篷里休息了，他还钻进车库里，把拖拉机到处擦得油光锃亮，玻璃更是擦得一尘不染。

  程焕年很喜欢这个助手，从小吴的身上，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他倾尽心力、不遗余力的教导着小吴，从插索带，到密林间绞运木材的方法，他都毫无保留的教给了小吴。

  一年后，小吴出徒了，接手了一台崭新的拖拉机，成为林业局里最年轻的拖拉机驾驶员。和他曾经的师傅同在一个小工队。两人亦师亦友，工作中相互学习帮助，收工后常常坐在帐篷的火炉子前，喝上一杯。

  小工队的夜晚生活是很枯燥的，发电机只有在维修机械的时候，才会发动起来，带来短暂的明亮。更多的时候，是点燃马灯；那东西靠燃烧柴油，冒出黑烟，常常让早上起来的人，一鼻子的黑灰。

  在到了1984年时，这种境况得到了改观。林业局为了改善山里小工队的生活工作条件，给各个小工队不但配置了省油的小型发电机不说，还给配置了黑白电视。

  这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自此，每晚帐篷中比天上的月亮还要明亮，收工后工友们也不闲得去喝酒，而是挤在桌子前，看那比一本书大不了多少的黑白电视。只是山里信号很不好，常常看一会就没有了信号。这时大家就会喊：

  “小吴师傅，出去弄弄电视信号杆子去。”

  说来真是奇怪，那根高高的电视木杆子，谁去都弄不好，只会越弄电视上的雪花越多，直至没了信号，把帐篷里的工友们急的直蹦。只有小吴出去，随意的踹上两脚，或是使劲的搬弄杆子，换个方向，很快就来了信号。

  大家给小吴起了个外号，叫“信号指导员”。

  那时的电视只能收来一个台，中央电视一台。每天收工后，洗漱完毕吃完饭，正是新闻联播开始的时间，大家就坐在偏远的山林里，听着帐篷外呼啸的北风，看新闻联播，看国家大事。

  有一次看新闻联播的开头时，当雄伟壮观的天安门伴随着国歌一闪而过，程焕年产生了个疑问，他问道：

  “这天安门到底是啥颜色的？黑白电视也看不出来啊！”

  大家轰堂大笑，有人说：

  “我知道，是红色的，我是从报刊上看到的。”

  “不对！我咋看是蓝色的呢！我是从我儿子画的图片上看到的。”

  “不对、不对，是黄色的才对。那才威武大气。”

  面对众人的莫衷一是、议论纷纷，小吴说了一句：

  “有机会去看看就知道了。”

  小吴的话让程焕年眼前一亮，他自言自语的说：

  “对呀！咱们还从来没有去过北京，没有看见过天安门，那咱们就去一趟呗！”

  听到这番话，小吴也来了兴致，高声说：

  “好。等今年冬季生产结束了，咱师徒俩就亲自去一趟北京，看看天安门到底是啥颜色的。”

  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甚至当晚，两人躺在被窝里，半宿没有睡觉，小声的讨论着去北京的计划，甚至连一路上吃啥都计划好了。

  在以后的整个冬天里，两人不断的修补着这个宏伟的计划，憧憬着这一天的到来。

  冬季生产结束后，两人的计划还未得以成行，就又投入到紧张的夏季生产任务中。而后就是维修机械，采伐楞场，直到下一个冬季来临，两人的去北京计划都没有时间去实施。

  无奈，两人只好约定来年春天再去北京。

  只是这个冬天，成为了程焕年心底永远的痛；小工队装车场的架杆倒了，带着一车的原木砸在小吴驾驶的拖拉机上……

  自此，程焕年再也不提去北京的事。但忘却并不等于没有，他把这件事埋在了心底。直到退休后，终于有了时间，他要完成这件埋藏心底多年的心愿，他要带着小吴的照片一同去北京，去看看天安门。否则，他入土那天都不会瞑目。

  听完老程头的诉说，我沉默了半晌，从心底里为这位老人肃然起敬。岁月染白了他的须发，却没有撼动心底里埋藏多年的心愿。

  我说：“这样吧！我用我的身份证去买张票，然后你带着这张票坐上车，不就可以了嘛！”

  我自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完全可以解决一个人带着两张票的难题。但老程头依旧不满意，他认为这张票是我的，上面有着我的印记。虽然这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很不……很不完美。

  听到老程头的抱怨，我一时之间也没有了主意。就在老程头失望的要离开时，一个念头蓦然从我心底里跳出来，我拦住他。

  “等等，我有了主意了。不过，你要等我三、两天，这回，我肯定会让你满意。”

  老程头半信半疑的离开了。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找一个老同学，他在档案室上班。

  在档案室里，我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密密麻麻码垛的资料中找到了吴为国的档案和事迹。在档案中，我看到吴为国的妻子叫冯娟，有个儿子叫吴兵。冯娟在吴为国因公牺牲三年后，带着儿子改嫁到了另外一个林业局——双峰林业局。

  我这位老同学听完我的一番诉说后，大为感动，他说：

  “这可比俞伯牙摔琴还感人哩！”

  老同学立即用他的关系，用手机联系到了双峰林业局的劳资科，向那头打听吴兵这个人。

  半个时辰后，那头来了消息，说双峰这里确实有个叫吴兵的人，现在在双峰林业局防火办上班。在确定他的母亲叫冯娟后，我再也等不了了，立即唤来一辆出租车，赶往双峰林业局。

  三天后，我亲自送着老程头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他对我这次出的办法很满意；我是用吴兵的身份证买了来回的火车票。

  半个月后，老程头回来了。他对我说；火车每次停靠在一个站台时，他都会掏出吴为国的照片，对着窗外，让他也看一看。同时在心底磨叨着：小吴，又到一个站了，咱们距离北京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