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对梁启超和大清来说都是无比艰难的。1905年以前，海外华人世界几乎全是保皇派的天下，梁启超作为保皇派的核心人物，纵然当时身披通缉的身份，也仍然是时代的弄潮人物，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注视着他。但是随着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的成立，革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和华侨华人对保皇派的虚君共和主张失去了兴趣，转而倾向于同盟会的革命主张，推翻大清，建立共和政府，保皇势力反而变成日暮黄花。
但已经习惯于政治中心的梁启超又岂是甘于寂寞的人？他利用手中的大笔，在《新民丛报》继续发表时局评论、立宪主张。原本孙文对梁启超当初在檀香山“策反”兴中会会员的事就心有不满，在同盟会引导革命蓬勃发展的今天，面对梁启超的主张，他更是恨得牙痒，决心把保皇派彻底击垮。于是，他指导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以梁启超和《新民丛报》为假想敌，进行猛烈的抨击，由此引发了一场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之间的大论战。
这场论战围绕革命派和立宪派关于共和还是立宪、流血冲突还是和平改良等分歧展开，前后历时一年多的时间。斗到最后，梁启超甚至有了畏难的心里，不愿继续争斗下去，暗中托人求和。当时同盟会的宋教仁和章太炎也有停战之意，但是孙文和胡汉民不同意。梁启超无奈，最后以《新民丛报》的停刊而惨淡落幕。
这场论战之后，梁启超身心俱疲，对同盟会故意曲解他的观点，挑拨读者对他产生恶感的做法非常厌倦和无奈。反观同盟会一方则不然，他们把这场论战当成一场讨伐的战役来打，所以，《新民丛报》一停刊，他们几乎是欢呼雀跃的。胡汉民在他的自传《胡汉民自传》中对这次论战的结果这样写道：“新民丛报停版，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事也。”他的兴奋之情已溢于言表。但是，对于梁启超来说，立宪和革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能救国，他都能接受。他一心想要辨明自己的主张，并不把他的对手当成敌人，只是他的直率没有赢得对手的理解，反而被同盟会当成死敌来对待，有这样的心理落差，梁启超于论战中跌落下来也就好理解了。
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各地百姓纷纷起义，这是一段动荡不安的岁月。面对时局，昔日固守正统的大清统治者也感受到了覆灭的危险。1905年，国内的政治改革，在朝野双方共同推动下加快了速度，行之千年的科举制度，亦于这一年的9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但是如何实施新政呢？朝廷不禁犯难了。当年提倡君主立宪的那批人逃的逃，死的死，戊戌运动过去的这些年，朝廷已经找不出一个可以落实这个新政的人了。新政实行后，朝廷一面赦免了当年因变法获罪的人，一面派遣使团出国考察宪政。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变法核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却不在赦免之列。然而新政的内容，其实都是当年康、梁的主张，人们知道，他们迟早都会被平反的。因此，对他们的通缉令虽然未取消，然已名存实亡，不少顾命大臣、封疆大吏与他们暗通款曲，秘密往来，向他们请教挽救时局的办法。
梁启超对政治向来是最热心的，他从不会轻易放弃一个投身政治运动的机会，即使是在这样一种身披罪名的情况下。其实，在朝廷向他请益的时候，正是他与革命派笔酣正浓的时候，但他还是决然地投身到立宪运动中了。据说，朝廷派遣的考察团并没有带回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向朝廷报呈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和《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均出自梁启超之手。在国内风气云涌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满足于写几篇文章和别人进行所谓的论战，只是这时的梁启超是作为国内立宪运动的幕后推手在活动的。
1906年9月1日，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等人的推动下，朝廷颁布《仿行立宪上谕》，正式启动宪政改革。此谕一公布，全国一片欢腾。民间的反应，让朝廷看到了民心所向，从而再一次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当时，慈禧问提调入京的张之洞关于时局的看法，张之洞直接答道：“只须速行立宪，此等风潮自然平息。”对当朝统治者来说，立宪是解决当时朝廷困境的良方，至于立宪能改革到何种程度，则不是那么重要的。换句话说，立宪是他们平息民怨的权宜之计，待将来时局稳定，他们仍可能会向皇权靠拢。
对于这次宪政改革，国内的人士看不透，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却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这次改革，不过是考政大臣从国外考察回来一些皮毛，进行试验而已，“不餍吾侪之望，固无待言”。他并不看好朝廷的改革，但却看到了重回政坛核心的希望。他想着尽一个国人的责任，决心组织一个政党参与到这次改革中来。政闻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梁启超和徐佛苏、蒋观云等人在筹组政闻社的时候，先行创办了《政论》，作为政闻社的机关报。《政论》出版第一期，即刊载了《政闻社宣言书》，《政闻社社约》和《政闻社社员简章》，而随着这些规章的公布，政闻社在东京正式宣布成立之时，虽然还算不上一个政党，但却俨然是一个完全的政治团体了。政闻社成立后，梁启超随即宣布“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确定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四项作为该社的政治立场。
从幕后走到前台后，梁启超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立宪运动的实际事务中，推动宪政运动向前发展，撰写文章的时间也就相应减少了。由于精力有限，梁启超没有办法同时兼顾《新民丛报》和立宪运动，于1907年年底宣布《新民丛报》停刊。如前文所述，这一宣布，也同时结束了他与革命派之间的笔墨官司。
可惜，在革命浪潮激荡的当时，想凭借几个文人或几个大臣推行的立宪运动就想挽救朝廷于危卵之中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当时，各种政治矛盾、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纠结在一起，已经超出了朝廷的能力范围，而且同盟会在南方不断组织暴动，如黄冈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暴动此起彼伏，形势已是刻不容缓。
宪政改革开始后，朝廷在京城设立宪政编查馆，负责办理宪政、编制法规、统计政要及翻译各国宪法诸事务。但是，要说到如何立宪，满朝大臣却茫然无知。为此，梁启超临危受命，又做起了他们的幕后帮手，帮他们起草文件，帮他们答疑解惑。但就是这样的梁启超，也仍然不被他们所容。
政闻社为了扩大影响，联合海外侨民提出了九大改革主张，其中包含“撤帘归政、尽裁阉宦、迁都南京、改大清国号为中华国”五条，每一条都犯了朝廷大忌，政闻社也于1908年8月遭到政府查禁。可笑的是，查禁的罪名竟然是“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那个为他们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梁启超竟成了“悖逆要犯”了。政闻社被迫解散，社员星离雨散。一年来，几经辛苦，政闻社初见起色，又要从头开始。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梁启超悲愤交加，深感政治生涯几近绝望，甚至有了归田桑梓、著书立说的想法。至此，梁启超又一次远离了政治的漩涡中心。
社会是向前发展的，时代的更迭不会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朝廷于1908年8月就已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推行立宪改革，但还是抵不过革命的浪潮，经不住武昌的一声枪响，随即轰然倒塌。
1911年，大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之中谢幕了！
在这场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赛跑中，立宪派跑输了，梁启超跑输了，所以，在这幕惊天动地的历史大剧里也就没有他的角色了。对于梁启超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1909年至1911年，正是中国政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梁启超一生中最低潮的时期。远离政治中心，他感到难过且寂寞。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仍然笔耕不辍。政治低潮的这段时间，梁启超的思想更趋成熟和稳健。《宪政浅说》、《咨议局权限职务十论》、《官制与官规》、《国会与义务》、《论地方税与国税之关系》、《外债评议》、《新中国建设问题》等文章皆产于此段时期，他以一学者的身份，对国内立宪运动，依然施加有广泛的影响。只可惜时运不济，在这场历史赛跑中，是革命派赢取了最终的胜利。（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