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继续宣扬自己的改革主张。
日本进入明治维新后，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梁启超来到这里，感觉如沐自由之光，不禁兴奋地说道：“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而今三大自由皆备于我。”在这里，他虽然通缉在册，思想和行动却都没有闲暇下来，逃亡生活反而激起了他更高的革命热情，在《清议报》中写了很多抨击清政府的文章。因为这事，不但气得国内的张之洞要呼吁日本政府查禁《清议报》，就连他的恩师康有为也被他气得够呛，勒令他将其中一期撕毁重印。
当时，革命派领袖孙文也在日本，有意结交梁启超，派宫崎寅藏前去和他接触。在对待革命派的态度上，梁启超和康有为不同，他并不拒绝和孙文见面，甚至还乐于合作。康有为则不然，他主张变法，主张保皇，并以“尊皇保教”的保皇派首领自居，他接受不来推翻清廷的主张，更不会做违背大清统治的事。所以，同样流亡日本的他反对和孙文走到一起，而梁启超碍于他的关系，迟迟没有与孙文见面。
后来，因为梁启超和康有为的通缉身份，日本担心影响与中国的关系，要求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这才找到了与孙文会面的机会。康有为赴加拿大后，梁启超随即前往孙文的寓所与他见面，但因为主张上的分歧，两人的见面并不算融洽。两人就中国政治前途问题，从革命的手段，谈到土地所有，谈到未来的税制，话至动情处，声震屋宇，都想说服对方完全接受自己的主张，却谁也不服谁。最后是梁启超做出了让步，才为这次合作画下了句点。他说：“吾办事之宗旨，唯求国家独立，至于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吾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存心。”诚然，如果不是他的“初无存心”，梁启超在当时是不需要同孙文合作的，因为就影响力而言，在华人世界中，保皇派属于强势的一方，居于主导地位；而革命派刚刚萌芽，且处处受到打击，力量还很薄弱。
当时，孙文是革命派的绝对核心，梁启超是保皇派的灵魂人物。孙文意欲通过和梁启超合作，打入保皇派内部，从而向其注入革命的种子，团结更多的力量。而梁启超思想最是开放，他认为“网罗豪俊之法，莫要于阔达大度，而莫恶于猜忌。办天下之事，须合天下之才”。所以，他希望通过与孙文的合作，团结更多的智识之士来救济祖国。两人的观点和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凝聚力量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于是有了两人的第一次合作。经商议，他们以两派的名义共同组建了一个新团体，以孙文和梁启超为领袖，并创办《中国秘史》杂志，内容以前朝遗事为主，宣扬民族主义。
在孙文的影响下，这时候的梁启超产生了“非实行共和政体，不能救中国”的想法。但是，梁启超和孙文的合作，引起了一些铁杆保皇派的害怕，他们纷纷写信给康有为说：“卓如（梁启超）渐入行者（孙文）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当时康有为已经到了檀香山，收到这些信件后，他也大为光火，立即写信让梁启超到檀香山见他。
檀香山是孙文创办兴中会的地方，有很好的革命基础。梁启超是持着孙文的信前往檀香山的，所以，他在这里受到了兴中会人士的热情接待。但是，来到檀香山后，梁启超又再次和康有为站到了一起，他思想的指针从革命一派又摆到了保皇的一边。在他宣传鼓动才能的策动下，很多兴中会成员纷纷加入了保皇会，导致兴中会在檀香山一带的活动一度停止。在孙文看来，这无疑是一种策反变节的行为，所以两人的初次合作也就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梁启超和孙文看法不同，对他来说，兴中会成员加入保皇会，正是两派融合的表现，可以更好的凝聚人心，积聚力量，与策反变节并无关系。事实上，他也确实没有要求这些人退出兴中会。但是，梁启超的这些表现还是给世人留下了“流质易变”的话柄。诚然，他思想摇摆不定，变化急剧，如万马奔腾，也确实为其平生之特质。对此，他倒并不讳言，“尝自语曰：‘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世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之弱点然矣。”（《清代学术概论》）但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变化，其初衷都是为了谋求中国政治之出路，谋求国人之生存，而非为了一己之私，说他“流质易变”的人，其实都是误解他的人。
在梁启超流亡海外的时候，国内局势更加风云诡矞。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北方蔓延，席卷半个中华；八国联军攻陷京津，帝、后双双出逃西北。此时的大清已如风中浮萍，飘忽不定，慈禧对朝局的把控能力已大不如前。这时，康有为、唐才常认为这是举事的良机，企图利用哥老会，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发动暴动，劫持慈禧太后，营救光绪皇帝，建立宪政政府（君主立宪）。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弟子，在檀香山一面为举事事宜筹集钱款，一面伺机回国，并于8月，秘密潜回上海。但是未及他施展拳脚抱负，自立军即被暴露，唐才常被张之洞诛杀，梁启超不得不二度逃亡海外。
勤王事业失败了，但是梁启超不仅没有因此而灰心，反而变得更热情洋溢了。他自信这是草创之时，一时的失意不会影响大局的走向。这一年，他以“少年中国之少年”为笔名，写下了传诵很广的《中国少年说》。他宣传自由，鼓吹民权，号召培养中国新民，在《清议报》上发表的诸如“自由之界说，有最要者一语，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限矣。”“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极则，即法律之精义也。”等一系列言论，自成体系，为探索中国出路的人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不幸的是，经他一手创办的《清议报》却毁于大火，不得不另创新报——《新民丛报》由此而生。
随后，梁启超继续以《新民丛报》为阵地，继续鼓吹他的革命主张，《新民说》《新民议》《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权利思想》等新锐篇章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由于其文笔生动，纵横捭阖，影响广泛，他的文章一时被人冠以“新文体”的美誉。他对此这样解释道：“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但是，他这支“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的笔，此时却让另一个人感到深深的不安，他就是康有为。听到梁启超这些言论，康有为似乎嗅到了革命的火药味，立即写信对他说：“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谁知，梁启超听了却不以为然，反而质疑他的老师道：“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
在他看来，中国的奴隶性是根深蒂固，非以疾风骤雨之态势不可除之的。他大声疾呼道：“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此实为滋愚滋弱之最大病源。此病不去，百药无效，必以万钧之力，激厉奋迅，决破罗网，热其已凉之血管，而使增热至沸度；搅其久伏之脑筋，而使大动至发狂。经此一度之沸，一度之狂，庶几可以受新益而底中和矣。”（《致南海夫子大人书》）虽然在行动上，梁启超此时仍然为师命是从，但两人于思想上的分歧已昭然若揭。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两人在思想上很难再走到一起了。
说到民族大义，梁启超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人，在一个地域统一而民族有别的国家里提出这样的概念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识的。他说：“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然而勇则勇矣，在当时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的国内社会里，他的合满主张显然并不受革命派的待见，所以，此言一出，很快便遭到革命派的攻讦。前有保皇派的不解，后有革命派的攻讦，梁启超就在两派的缝隙之中寻找中国的前途和出路，其艰难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再次回归祖国之前，梁启超还游历了美国和澳洲，并在美国受到热烈的欢迎，还被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于白宫之中。对于他这样一个逃亡领袖，能在美国受到规格如此之高的接待，足以证明梁启超思想影响之深远和社会地位之高。这些游历，增广了他的见闻，也刺激了他的心灵。从美国再次回到日本后，他的内心根本平静不下来，思想也起了新的变化。他在《新大陆游记》中这样写道：“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
眼界的开拓，促成他最大的改变是对革命的看法。他通过考察发现，各国革命史，尤其是欧洲革命史，成功者无不是有巨款支持，且爆发于首都获得多数城市和市民的响应和支持的，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想起中国历史上的暴动，想起那些长达十数年甚至上百年的动乱年景，并由此造成的民生凋敝、经济萧条的社会面貌，他的革命热情忽而变得低沉了。他认识到，革命的成本太高，国民恐难承受。所以他对友人说：“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他的思想，渐渐又往和平改良的路靠拢过去。
说到民族大义，梁启超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人，在一个地域统一而民族有别的国家里提出这样的概念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智识的。他说：“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然而勇则勇矣，在当时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的国内社会里，他的合满主张显然并不受革命派的待见，所以，此言一出，很快便遭到革命派的攻讦。前有保皇派的不解，后有革命派的攻讦，梁启超就在两派的缝隙之中寻找中国的前途和出路，其艰难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再次回归祖国之前，梁启超还游历了美国和澳洲，并在美国受到热烈的欢迎，还被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于白宫之中。对于他这样一个逃亡领袖，能在美国受到规格如此之高的接待，足以证明梁启超思想影响之深远和社会地位之高。这些游历，增广了他的见闻，也刺激了他的心灵。从美国再次回到日本后，他的内心根本平静不下来，思想也起了新的变化。他在《新大陆游记》中这样写道：“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
眼界的开拓，促成他最大的改变是对革命的看法。他通过考察发现，各国革命史，尤其是欧洲革命史，成功者无不是有巨款支持，且爆发于首都获得多数城市和市民的响应和支持的，而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这些条件。想起中国历史上的暴动，想起那些长达十数年甚至上百年的动乱年景，并由此造成的民生凋敝、经济萧条的社会面貌，他的革命热情忽而变得低沉了。他认识到，革命的成本太高，国民恐难承受。所以他对友人说：“暴动之举，弟今几绝望矣。”他的思想，渐渐又往和平改良的路靠拢过去。
后人评论他，求知欲极炽，好奇心最盛，而过于爱博，太无成见。因此之故，每发议论，往往前后矛盾。然而梁启超一生的价值，并不在于构建，而在于敲门。天下晦塞之时，他敲变法的门；皇帝被禁之时，他敲保皇的门；看到人民被专治奴役时，他敲自由的门；当保皇派奉他为领袖时，他敲革命的门；当革命之风正劲时，他敲和平改良的门。这就是梁启超，你可以说他流质易变，但绝不能说他的救国主张是私心作祟。因为，在晦暗不明的时代里，他的每一次主张和尝试，都为新中国的产生，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