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4年春天，我和大妹高中毕业，弟弟和小妹妹初中毕业。按照政策，我和大妹下乡去，弟弟和小妹上高中。可是大妹当时在学工劳动的时候，拉平板车时用力过猛导致受伤吐血还没养好，父亲希望大妹能够留城不去下乡，但是我们没有门路，办不下来大妹因病留城的手续。弟弟也初中毕业了却只有十五岁多一点，不过他个子长得挺高也挺结实的，他不愿意继续读书了。爸爸妈妈考虑再三决定，就让弟弟跟我去下乡，争取大妹能留在家里。于是我就带着十五岁的弟弟下放到修武县马范桥大队成了插队知青，后来大妹妹留在城里当了中学的代课教师，小妹妹继续上高中。
到了三月，我的高中就算毕业了，学校已经不上课，大家在等待着分配，我在家里闲逛着不知道命运将指向何方？小燧和伟光是高我一年的邻居，他们都已经下乡插队落户，那天他们从农村回家休息，我们碰在一起聊起了未来的生活，他们已经厌倦了农村里贫瘠枯燥劳累苦闷的日子，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三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到上海去看看，刚好我们都有亲戚在上海，第二天我们三个没有给家里打任何招呼就跑到火车站往上海去了。
我们三个人没有买火车票，一路逃避查票到了苏州，被车站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在等候遣返的火车时，我们三人又找到机会逃了出来，好不容易到了上海。一到上海我们三个人就分手各找各家了，等我到了大舅舅家里才知道我们闯了大祸，我们不辞而别让三家人都紧张的不得了，三个十八九岁的大男孩突然就都不见了，爸爸打电报给我大舅舅问询，刚好我到大舅舅家，大舅舅给我家回了电报，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到了上海以后，妈妈写信给大舅舅，说既然来了，就在上海住一段时间，让大舅舅带着我到亲戚朋友那里走走，后来我不但与叔叔姑姑家里都很熟悉，还到杭州小舅舅家里住了十天，骑着一辆自行车把杭州玩了个遍，大舅舅又带我去了妈妈的老家松江县，拜访了许多庄姓娘家的亲戚，不过后来我没有与他们保持联系。 在上海的日子真是逍遥快乐，除了吃喝玩乐没有任何事情，每天就是串亲戚上公园逛大街，从舅舅家出来到奶奶家很近，六叔叔和八叔叔和奶奶住在一起，重庆南路30弄靠近淮海路妇女用品商店是很繁华的地段，走路过去还要经过中共一大会址，八仙桥有很多好吃的上海小吃。大姑妈住在南京西路591弄，小姑妈也住在同一个弄堂里。由于在同辈的孩子里，我作为徐家的长孙比其他的孩子年龄都大好几岁，所以我就是他们的大哥，都是我哄着他们玩，而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闲逛。
妈妈在上海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在解放前地下党时期结下的友谊，妈妈希望我们小一辈能过把他们的友情继续保持下去，大舅舅带着我拜访了好多妈妈的朋友，我也结识了他们的孩子许多同龄的朋友。我来自一个北方的小城，是不同成长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我结识了小幸，伟伟，海燕，海平，小珩，小玲，小强等新朋友，我们年龄相仿，他们有的下乡插队，有的支援边疆，也有参加了工作，还有刚刚毕业。他们和我所受的教育和见识差别很大，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他们的谈吐和教养，习惯养成及生活方式都给了我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我们在一起出游，吃饭，聊天，听音乐，读书，指点江山，评论世事，彼此吸引，这些对我后来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也许我就像是鲁迅笔下从乡下来的闰土。后来妈妈也出差到上海来了，小舅舅舅妈专程从杭州过来看望妈妈，正仪姐也从松江乡下回来看望姑姑，妈妈的朋友们还组织了一次聚会，到西郊公园春游，我们好多人在一起浩浩荡荡热闹非凡。
因为我就要回去下乡插队了，表姐是老知青，给我讲了很多有关插队落户的生活经验，在他们眼里下乡插队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兴兴哥还开玩笑说我晚上做梦在大声呼喊：我不去农村！其实我并不害怕下乡，因为那是没办法躲开的，况且我自认为自己很坚强比别人更能吃苦，可以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在上海人的眼里，知青插队支边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每年在火车站送知青都是哭声连天，送行的人山人海，专门有救护车在守候，不断地有人悲伤的昏厥过去，有一次我乘公交车路过火车站就亲眼看到了这一大群悲痛欲绝的人。 从松江回到上海以后，很快就要到下乡的时间了。我和海燕在晓珩家里帮助她收拾下乡的行李，晓珩被分配到安徽庐江插队，海燕不愧为是老知青，捆扎行李很有一套办法，让我很是佩服。
四月中旬我也收到了妈妈的来信，要我赶快回来，学校里已经发了下乡插队的通知，我也开始准备回家，这样就不能送小珩下乡了，小珩向我保证，下乡走的时候绝不会哭。我赶忙着和上海的小朋友们告别，互送照片留念并相约以后要经常通信。大舅舅为我准备回家的东西，那时物资匮乏，新乡市什么东西都缺，而上海的物资就丰富的多，那时谁能有上海货可真是让人羡慕。大舅舅专门买人造革做了两个黑色的大旅行包，装满了东西都有一百斤重，大多数都是吃的东西，大米、白糖、咸肉、笋干、海米海蜒海苔、林林总总什么都有，还有很多糖果点心以及给弟弟妹妹带的衣物等等，我在上海还买了一个浅灰色的人造革皮箱准备下乡用。其实我拿的东西并不算多，那时候外地的物资普遍的缺乏，从上海出来的人都是大包小包的带东西，我在火车上曾看到一个人带了八个旅行袋，下车时大家帮忙送下车，站台上放了一大堆。
我的下乡证上写着下乡时间是1974年3月1日，实际上那是一个统一的启动时间。四月中旬我从上海回到家里就赶忙到学校里询问毕业下乡插队的事情，我们平原中学这一年下乡插队的对口地方有好几个，获嘉县照镜公社，修武县高村公社等等，获嘉县离家比较近也比较富裕，很多比较近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名额都已经满了，修武县也只剩下马范桥大队这一个地方了。由于过两天就是又一批送下乡插队的时间了，我们也没什么挑选的，大致了解了一下村子的情况就定下了去马范桥大队。我不知道都是谁去了马范桥，知青点有多少人，也不知道村子里的具体情况，反正在我看来去哪里都差不多，反正我也不会在那里待上一辈子。
修武县在新乡市西约50公里，东与辉县、获嘉县相连，西与博爱县、焦作市衔接，南至武陟县，北界与山西晋城接壤。马范桥村距离修武县城还有二十几里地，不过交通还算方便，新乡有公路通往高村公社，但没有长途汽车。可以从新乡乘火车到待王下车，转乘焦作到高村的公共汽车，下车走上二里地就到了马范桥村。
1974年4月26日是我下乡离开家的日子，那天我们乘着工厂派的大卡车到农村去，市里每年送知青下乡都会在市体育场开欢送大会，七四年新乡市的欢送大会已经开过了，我们走的那一天，记忆中没有锣鼓喧天热烈欢送的场面，也没有哭天喊地悲切的场景，我的心里平静如水。如果按照1968年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算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持续了六年，全国有两千万青年学生卷入这场滚滚洪流，狂热的政治运动已经演变成强制性的城市向农村的人口大迁徙。
妈妈和小妹妹送我们兄弟两个到农村去，早晨我们一起乘上一辆开往修武县高村公社的敞篷大卡车，车上拉着平原中学的下乡知青和送行的家属。我们站在大卡车上满满的一车人，路上很颠簸又拥挤，只记得那天的天气很好，风和日丽春光明媚，我们新乡是一个小城市，周边都是农村，学校里每年夏收时都会有学农活动下乡劳动，农村对于我们并不是十分的陌生，不同的是这次下去，我们已经是农村户口的知青，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城市。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在学校里一直都是老师眼睛里的坏学生。而实际上我自上学开始一直都是一个积极上进的孩子，也曾经得到过老师和学校的宠爱，可是在五年级以后我成了另类，这让我内心非常的不甘，心里总是希望能够得到学校和老师的认可却得不到。现在我去了农村，那是一片新的天地，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我要创造我的未来，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积极上进大有作为的好青年。
在马范桥第二生产小队，我积极地投入到生产队的生产劳动中，努力的表现自己，我身强力壮不怕吃苦，什么事都冲到前面，吃了很多的苦，流了很多的汗水。很快我就赢得了社员群众的好评，在评工分时得到了十九分的级别，那是生产队最强壮劳动力的标准。很快我又加入了共青团，这是在学校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第二年我当上生产队的会计，我已经赢得了贫下中农的信任。秋天的时候，我又被评选为修武县模范共青团员，参加了县里的代表大会，我非常的高兴。
我积极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积极地表现自己，不怕吃苦，很快的学会了在农村生活的基本技能。然而，我的身体却很快的就出了毛病，先是拉肚子，很长时间都是这样，超强的体力劳动，营养也有些跟不上，也许是水土不服，我的体重快速的下降，刚下乡的时候我的体重是一百四十多斤，很健壮很有力量，到了夏末我就只剩下一百零几斤了。没多久，我又患上了胃病，常常胃痛的难以忍受，以至于后来差点由于胃出血要了我的命。我在当了生产队会计以后，作为小队干部常常要带领社员下地干活，大家都看着我的行动，我干的快或慢直接影响全队进度，作为领头的人，每次都逼得我拼命地往前赶。一次在扛小麦麻袋时，我弄伤了腰落下来病根，这大概都是因为年轻时追求进步所付出的代价。
从1974年4月到1978年10月，我在马范桥生活劳动了四年半，直到我考上大学才离开了那里。有关知青生活不同的人会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我已经把自己相关的记忆写在了“下乡插队的知青岁月” 里。就我而言，上山下乡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那时候我们无权选择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我们只有认同接受并勇敢地走下去……一个鲜活的生命，一颗年青的心，在那样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年龄，在那样一个贫穷的、没有金钱物欲的特殊年代，我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认真的接受人生的挑战，演绎出自己别样的青春年华、别样的浪漫爱情，演绎着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