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我从平原中学初中毕业，我的初中毕业证上写着却是1971届，这是因为当时学制改革，秋季班改为春季班，我是68届小学毕业生，实际上我的初中上了三年半，我的大妹妹是69届小学毕业生，但是我们是一起初中毕业的，她是少上了半年初中。初中毕业后很多同学都报名下乡插队当了知识青年，尽管他们不过都是一些刚满16岁的孩子。这时候厂里又在子弟中学建立了高中部，而此时我的父母都已经解放了，我和大妹一起升到了高中。
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仍旧是李良臣，因此我仍旧让李老师讨厌，我的初高中一直都生活在李老师的阴影之下，这也是一种缘分吧。由于我和李老师之间矛盾很深，整个初中都不受老师的待见，自从我和李老师吵架以后，我总是躲着他，平时在班里也极其低调，所以几年下来，我和李老师也没有再发生冲突。可是上了高中，我和李老师再次爆发冲突，非常的激烈，也是几年来积累的矛盾总爆发。
初三的时候，我的身高长得很快，上高中时就已经1米76，在班里坐在了最后一排。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突然近视了，坐在最后一排无法看清黑板。实际上在课堂上我什么也没学，我常常在上课时看其他的书或者就趴着睡觉，好歹那时候读不读书也并不重要，其实我还是一个挺安静的学生。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摔死了，这件事很长时间大家都是不知道的，直到中央文件向全国群众传达了叛逃事件，我们才如梦初醒，我们的副统帅死了，难怪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他的消息了。后来中央又陆续发布了好几篇事件有关的材料，这些材料在全国各级单位和群众中广泛传达，我上高中以后，学校经常都会传达这样的中央文件。那天下午，李良臣老师在班里传达中央文件，宣读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文件很长，一直读到快下课，我趴在桌子上听宣讲，就好像是在睡觉。当文件读完之后，突然就听到李老师大喝一声：徐X站起来！犹如炸雷一般，接着就训斥我说为什么在传达中央文件的时候睡觉？他大概认为我总算是犯下错误落下了把柄，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我可不能让他给我带上一个抵制中央文件的大帽子，于是我就站起来和李老师争辩起来，你怎么知道我在睡觉，我虽然趴在桌子上却是认认真真的在听，你想给我扣帽子，没门！就在这时候下课的铃声响了，李老师说让我到办公室去。
同学们都说，这回我可完蛋了，李老师非得好好收拾我才行。我跟着李老师去了办公室，那是一个由仓库改成的办公室，面积很大老师很多。李老师开始训斥我，并历数我的种种不良记录，把我自初中以来的各种问题揭开来批评，火力十足。我的心里也充满了怒火和委屈，我当着那么多老师的面开始述说这几年来他对我的打击和压制，我几次三番的想要积极地表现并向组织靠拢，全都被李老师无视了，我想积极要求进步的行动都得不到李老师的支持和鼓励，我说李老师对我怀有极深的成见。就这样，你来我往的争吵，老师对我的批评变成了我和老师的吵架，李老师说话本来就慢，这次气的更是结结巴巴的，办公室的窗户外面挤满了学生在观看，其他的老师觉得这样影响很不好，就把我拉出了办公室，我在同学的围观下，高昂着头回到了教室。
这回我和李老师的仇恨结的更深了，我在等待着李老师对我的报复，每次我和李老师相遇的时候，我都是仰头而去，从来也不理睬他。我也更加小心翼翼的不让老师抓住我的小辫子，毕竟我上课老老实实的不捣乱，老师让干啥就干啥，也没有打架骂人破坏学校纪律和财物的行为，即使他向给我扣帽子也没合适的。我们的对立关系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可也没有再次发生冲突。后来我下乡插队以后，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李良臣一直都在收集我的黑材料，并在班干部那里说我的坏话，这些我都不知道，而且我也不在乎，他咋不了我，因为后来我的父母都已经解放并恢复了工作，母亲还担任了平原公司的教育处长，我已经不再怕他们了。
九一三事件以后，邓小平在1973年初恢复了工作，针对当时全部从工农兵选拔推荐学员上大学的弊端，他提出来在高中生里通过考试选拔大学生的意见。一时之间，听到这个消息的学生和家长们纷纷闻风而动，我们的同学中间有不少人都转学到了新乡市一中和师大附中这样的老牌名校读高中。我们家里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只能在平原中学继续上学，由于我对于考大学这件事一直抱着怀疑态度，所以也就对转学这事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很快，在1973年7月WPS学员招生的文化考试中，辽宁知青张铁生在他的考卷上写了一封信，对这次考试目的和招生路线提出质疑，一下子就成了著名的白卷英雄。于是这一年的考卷全部都成了废纸，张铁生也成了一名大学生，还当上了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学校的党委副书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以至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也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在听说恢复高考的消息后也没有提前复习功课，这导致了我的1977年高考失利。
高中上了两年，我基本上没有读什么书，由于眼睛近视看不清黑板，所以老师讲的什么我一概不知，反正考试就是一个摆设，平时考核加上开卷考试，很容易就蒙混过关了。有一次学校里进行试验教育改革，让学生自己讲课自己学，工业基础知识课老师希望我能出来讲一堂课，可是我自从眼睛近视以后，基本上就没有认真听过课，也没有好好地做过作业，我实际上就没有学习过相关课程，我成了读书无用论的信徒，老师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非常的失望。
我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体育运动上了，踢足球，打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武术，摔跤，举重，长跑，单双杠等等各种体育所能涉及都有参加。我觉得一个男孩子必须具备勇敢的性格和冷静的头脑，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不屈的毅力，高强度的体育锻炼和运动项目可以增强自己各种优秀的品格。那时文化知识没有学多少，但是身体锻炼的很强壮，尽管我在许多的体育项目上成绩都不错，尤其是游泳和长跑方面在我们院子里很有名气，我的游泳成绩达到了当时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学校和市里的各项比赛，我一直都很羡慕那些参加学校运动队和参加市体校训练的学生们。
我的同学王金生平时喜欢练武术和摔跤，还专门拜了师傅，每天早晚在小学的操场锻炼，非常的刻苦，夏天的时候做一些力量型训练汗水能把地上都淋湿了。他让我和他一起练，我也跟着他练过一段打拳和摔跤，也学了不少的跤绊，什么小德合大德合，泼脚，手别，大别子，过背摔等等。但我兴趣不在那里，就没有跟着练下去，只是每当有外地过来交流的比赛都会跟着去看，这都是一些民间的自发活动。记得一次北京过来几位摔跤高手在新乡市老公园的图书馆外表演，王金生也上场了，北京的跤手确实厉害，跤绊运用的出神入化，让我开了眼。后来王金生还获得过河南省摔跤比赛的亚军。
那些年学校里读书的气氛不行，但是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开展的非常红火，各个单位很重视培养自己的运动队。新乡市的篮球联赛每年在全市各单位开展，各个大厂都有运动队参加，我们厂里的灯光球场经常都有比赛进行。我们平原公司的篮球队挺厉害的，曾是市里的亚军，冠军队是铁路的，我们厂篮球队那几个核心队员让我们这些孩子非常崇拜，练习打篮球的孩子特别多，后来我们这群孩子里也出了几个去体院和部队打篮球的，小伙伴里有一个踢足球的也被特招到了部队。
1972年6月为了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二十周年，举办了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新乡市也承办几场足球的预赛，这对于新乡这个小城市的体育爱好者是极大的鼓舞，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高水平的比赛。这是文革开始后第一次举行的正式全国性体育赛事，运动员已经多年没有参加正规的训练和比赛了，新乡市没有正规的足球场，体育场的足球场地没有观众席，大家都是围着球场边观看比赛，记忆深刻的是那些运动员健壮的身体，粗壮的大腿就像是老牛腿，脚上的功夫太厉害了。
1973年的夏天，我在打篮球的时候不慎将右手腕的尺骨给摔断了，只记得当时摔折了的手腕骨头错位变形很可怕，到医院做了正骨打上了石膏，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个夏天可遭罪了。那时候的夏天也很热，却没有空调，打了石膏的右手里面出了汗也没办法清洗，石膏筒里面捂得又痒又臭。父亲给我买了两本关于骨科的书，让我学习。不能出去玩了，在家里我认真的读了这两本骨科书，我还读了两本有关中医的书，这让我比别人多了许多医学知识，通过学习中医也了解了不少中国的哲学思想，这也是后来我曾经想学医的原因。等到了拆石膏的时候，我的小臂肌肉已经萎缩，胳膊细的就像一根柴火棍，小臂上揭下来的皮肤就像是一张黑纸，手腕也僵硬的活动受限，于是我又开始了右臂的康复训练。
很快就到了1974年二月，我的高中结束了，大家都在等待着分配，其实我们这些人绝大多数也就只有下乡插队一条路，我们等待的是去哪里下乡插队落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