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二）

钟嵘与《诗品》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生于齐，卒于梁承圣元年。因他最后做过晋安王的记室，故世人称为钟记室。《诗品》，《梁书》名为《诗评》，《隋书·经籍志》兼称《诗评》、《诗品》到现在《诗评》原名已无人知道，《诗品》成为定名了。他在序中说：“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观其书中，论及梁代文人甚多，沈约亦在中卷，沈卒于天监十二年，《诗品》之作，必在天监十二年以后。又《梁书》本传说：“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顷之，卒官。”据《梁书·敬帝本纪》，“承圣元年，封晋安王，二年，出为江州刺史。”由此推想，《诗品》之作与钟嵘之死，都在元帝承圣元年。已经到了梁朝的末期。《文心雕龙》作于齐代何年虽不可考，然早于《诗品》，至于也有半世纪的事，是无可疑的。

钟嵘对于诗的批评的主要目的，是注意探讨作家与作品的流别。他在这里一面论述文学的进化现象，同时又论列各家的来源与变迁。所谓历史的批评，虽由钟嵘建立起来，然而在现在看来，他这种批评是失败了的。他用了两个最机械的方法：其一，他将从汉至齐梁时代的一百多个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由其个人的品评，而定其高下优劣。其次，他对于各家的作品，往往肯定其源出于某人与某体。他又标出《国风》、《小雅》、《楚辞》为五言诗的三大源泉。他这两种方法，都是错误的，由他这种方法，给予后代诗话家种种恶劣的影响。文学作家与作品的价值，我们可以用种种方法加以分析与说明，但决不能用八十分或六十分的机械标准去品定等第，因为由于其主观的成见，时常有最危险的错误。如刘桢、陆机、潘岳、张协的列于上品，魏文帝、陶潜、鲍照、谢朓之列于中品，魏武帝之列于下品，都是大胆的武断，不可原谅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是要提出强硬的抗议的。至如他论到各家的源流，更多附会可议之处。《国风》、《小雅》本来就分不开，他指定某人出于《小雅》，某人出千《国风》，这是一种谬说。五言诗源出于两汉的乐府，而形成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一类的作品，此后，制作日繁，技巧日进，作家受有《楚辞》的辞藻的影响，那是无可否认的事，若说某人的诗，是源出于《楚辞》，那又是一种偏见。建安诗的作风是一致的，他说王粲出于《楚辞》，曹植、刘桢出于《国风》；阮籍、嵇康的作品的思想基础是一致的，他说嵇康出于《楚辞》派的曹丕，阮籍则出于《小雅》。太康诗人，除左思外，其作风情调也是一致的，他说陆机出于《国风》派的曹植，潘岳、张华又出于《楚辞》派的王粲。像这种牵强矛盾之处，到处都是，实在是《诗品》中最大的缺点。他的错误，是只以作品的形貌为标准，而忽略了最重要的文艺思潮与共同的时代色彩。由此看来，钟嵘对许多诗人等级的划分，不足为凭，而其源流的叙述，也是不可信的了。但是他在各家之下，对其作品的美点与弊病，时有精确扼要的评语，这是《诗品》中最精彩的一部分。我们对于《诗品》的重视，也就只在这一部分。因了这一部分，使《诗品》得有较高的价值，而成为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了。

《文心雕龙》著作的时代，骈俪声病之风气虽已流行，但到了《诗品》，这种风气更是变本加厉，再加以浮艳的宫体诗盛极一时，于是诗风日卑，唯美文学的过度发展，造成了文学上极度的柔弱与贫血。钟嵘处在这个时代，所以他对于当日文风的态度，比起刘勰来，较为倾向于自然主义一方面，而对于时代潮流的反抗也较为激烈了。

1. 反对用典

他觉得奏议论说的散文，引用古事，自然难免。诗是精神情感的产物，用事用典，反有伤于诗歌的情韵，在当时谢灵运诸人的诗里，夸示博学，经子文句，时时引用，自然就减少了诗的滋味。所以他说：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 ，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美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费奇，竞须新事。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又说：“任昉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可知他对于诗歌的创作，是主张情感的抒写与自然的白描，反对典故的堆砌，这种意见，我们是赞同的。不过中国的诗人，能做到这一点的就真是很少。章太炎《辨诗篇》说：“诗者与奏议异状，无取数典之言。钟嵘所以起例，虽杜甫犹有愧”，这话确是实情。

2. 反对声病

音乐性本是诗歌中的重要元素，他认为诗人只应该注意自然的音律，能达到和谐悦耳的程度便够了，若加以种种人工的声病的限制，那诗人便作了声病的奴隶。而诗的自然美反有损伤了。所以他说：

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耶？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作诗自然是要重视声律，像当日那种四声八病，规矩极严，襞积细微，损伤才性，致文多拘忌，有伤真美，真是应该反对的。

3. 反对玄风

魏晋以来，老庄之学，风靡一时，诗歌趋于玄虚与说理，造成枯淡无文的歌诀，诗中的一点情韵与滋味都被破坏无余。钟嵘对于这一点，表示很不满意。他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歌做到都像《道德论》式的说理散文，佛经中的偈语，所谓风力情韵以及辞藻，自然都是一无所有的。

文学与环境的问题，在《文心》里，刘勰已经建立了时代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理论。到了钟嵘，又提出了个人境遇的环境，弥补了刘勰的缺点。时代与自然环境对于作家与作品的影响，自然是非常重要，但个人的境遇，对于作品的风格与成就，也有很大的决定力。屈原的放逐，蔡琰的被虏，曹植的忧郁，陶潜的隐居，都是个人特有的生活环境，而他们的作品，也就因了这种环境，产生出分明的个性与灿烂的光辉。所以他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笼，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时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他在这里很重视个人环境对于文学的影响。唯物的感应说，始于刘勰，完成于钟嵘，由时代自然的环境，再加以个人环境的补充，于是环境说的理论，更加完备，所谓社会学的文学观念，也由此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