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的特质
在中国文学中，赋是一种最奇怪的体制。由外表看去，是非诗非文，而其内含，却又有诗有文。无论从其形式或其性质方面观察，赋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赋本是诗中六义之一，原来的意义，是一种文学表现的态度与方法，并非一种体裁。
《三百篇》以后，散文勃兴，接着而起的是《楚辞》一派的新体诗。由《诗经》到《楚辞》，诗的范围扩大了，篇幅加长了，散文形式的混合以及辞藻的注重，都带了浓厚的赋的气味。但毕竟因其抒情的浪漫的成分居多，所以《楚辞》还是一种新体诗。后人因此把屈、宋一派的作品，叫为辞或叫为骚，免得同诗赋混淆。《文心雕龙》内，分为《辨骚》、《诠赋》两篇，那界限是非常明显的。后来由荀子的《赋篇》，秦时的杂赋，降而至于枚乘同马相如的创作，于是那种铺采摛文体物叙事的汉赋，才正式成立。
代表汉赋的，是那些《子虚》、《上林》、《甘泉》、《羽猎》、《两京》、《两都》、《洞箫》、《长笛》一类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惜誓》、《招隐士》、《九叹》、《九怀》、《九思》 一类的作品，因为这些文字，无论形式内容，只是《楚辞》的模拟，而成为屈、宋的尾声余响，没有一点新奇的特质的。
由《楚辞》到《汉赋》，是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加多，抒情的个人的成分几乎完全消灭，而成为叙事、咏物、说理的为人的形态了。到了这种地步，不仅诗与赋完全独立，就是辞与赋也各自分开了。
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也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者也。”在文学发展的源流上，这意见是对的。若说到赋的性质与体制，则以下列诸说最为精当。
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司马相如《西京杂记》
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刘嘉思《诠赋》
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诗品》
可知“铺采摛文”“直书其事”，是赋的一个重要的特质，然而内面也应该有睹物兴情的诗意。可是汉代赋家，都在“铺采摛文”一点上用功夫，其结果是词虽丽而乏情，文虽新而无本。这样下去，赋便同实际的人生社会离开而成为君王的娱乐，文人的游戏了。这是汉赋最大的缺点。汉赋中未尝没有几篇好作品，然大多数都是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东西，因此引起世人那种轻视鄙弃的恶感。
《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派。一屈原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属之。二陆贾派：枚皋、朱买臣、司马迁等人屈之。三荀卿派：李忠、张偃诸人属之。四杂赋派：不著作者姓名。班固这样分别，他自己必有理由，可惜没有说明。可是由现存各家的作品看来，这种分法非常不可靠。
在汉代初期，各家的作品，继承着《楚辞》的余绪，但到了枚乘、司马相如的创作，赋的范围无论形式内容都扩大了。是糅合着《楚辞》的辞藻，荀赋的形体，以及纵横家的风气而形成汉赋那种特有的典型。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不能用屈、宋或是荀卿那种派别去限制当代的作家了。于是叙事赋、咏物赋、说理赋、拟骚赋，都排列在各作家的集子里了。司马相如有《子虚》、《上林》，同时又有《大人》、《长门》。王褒有《九怀》，同时有《洞箫》。扬雄有《甘泉》、《羽猎》、《河东》，同时有《反骚》。班固有《两都》，同时有《幽通》。张衡有《两京》，同时有《思玄》、《髑髅》。在一人的集子里，是并列着无论内容形式以及情调完全不同的作品。可知我们用某种派别来说明汉赋的作家，实在是一件不合理的事。
由此看来，我们要说明汉赋发展的径路以及兴衰变化之迹，若徒拘于古人或是今人所采用的派别论，那是一件徒劳无功的事。因此，我们不得不避免这种恶劣的方法，而另找新的途径了。这新的途径，便是以时代的次序作为叙述的标准。要这样，对于汉赋兴衰变化之迹，我们才可得到较为明确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