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诗的成长
关于五言诗的起源，是文学史中一件非常难解决的问题。有说起于枚乘的，徐陵编《玉台新咏》时，在古诗十九首中指出《青青河畔草》等诗八首，再加《兰若生春阳》一首，题为枚乘杂诗。有说起于李陵的，《文选》中有李陵诗三首。钟嵘的《诗品》，于古诗以后，以李陵为第一家。但是这些都没有定论。
枚乘、李陵们的作品，都有可疑之处，我们不能轻信。所以我们要退一步问一下西汉究竟有没有五言诗？古诗十九首中，有没有西汉的作品？我们的回答是，西汉有五言诗，但是古诗十九首那样完美的作品，西汉却没有。
李善《文选注》说：“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乘作明矣。”钟嵘《诗品》也说：“《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他们的意思，虽承认古诗十九首中有许多是东汉的作品，但同时也还相信有一部分是出自西汉的。到了现代，几乎人人都断定这些作品，全都是出自西汉以后了。
我们虽是不承认枚乘、李陵的作品，虽也不承认在西汉有古诗十九首那一类的诗歌，但我们仍是相信西汉时代已经有了五言诗。这种五言诗，是五言诗酝酿时代尚未完全成熟的作品，或是形式或是文字的技巧，都还带有某种缺点或尚未发育完全的痕迹。西汉时代是辞赋的全盛期，是新诗体的酝酿期。无论文士或是民间，都在那里从事试验创制新诗体的工作。有的摹拟《诗经》，有的效法《楚辞》，也有合《诗经》、《楚辞》兼而有之的。在乐府的民歌里，这种试验的现象也可以看得出。《孤儿行》、《妇病行》两篇，后段都以“乱曰”作结，明明是采用《楚辞》休。纯粹四言的《诗经》体，本来就很多，不去说它。至如那些杂言体中，时时有着连续七八句纯粹五言的句子，活现出五言诗在试验期酝酿期中的状态。由试验酝酿而达到一种定型体的完成，是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努力。
由西汉这种未成熟的五言体的演进，到东汉班固的《咏史》，是五言诗体正式成立的一件重要史料。我们虽不能说班固以前再没有入做过这种工作，但我们却可以相信五言诗到了班固时代，还只完成其外表的形式，没有达到苏、李古诗那样的文采。《咏史》诗虽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却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班固以后，做这种新体诗的人自然就渐渐地多起来了。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疾邪》诗，蔡邕的《饮马长城窟》，郦炎的《见志》，孔融的《杂诗》，繁钦的《定情》诗，蔡文姬的《悲愤》诗，辛延年的《羽林郎》，宋子侯的《董娇娆》，都是有主名的完美的五言诗。其它如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以及拟托的苏、李诗一类的作品，大概也就在这时代产生了。由其文字的技巧，与五言诗的风格看来，这一批作品，是应该都出于《咏史》以后。
由班固到蔡邕，在五言诗的艺术上的进步，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痕迹，由这一痕迹，我们更可了解文学演化的过程是渐进的，不是突变的。这些诗里，古书中有的称为乐府，有的称为古诗，这些都无关重要，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张衡、蔡邕之流都是作赋的古典文学的能手，但一做诗，就完全呈现着通俗文学的气味，这无疑是受有当代乐府文学的影响的了。因了这种影响，使中国的诗歌，无论形式内容都得了新的生命，新的发展。
关于汉代五言诗的进展，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西汉是五言的试验和酝酿时期，班固、张衡时代是五言的成立期，建安前后是五言的成熟与兴盛。这种论断，在好古者看来，自然不会满意，然而我们为得要尊重文学进展的历史性，是必得要如此的。
顺便，提一提七言诗的问题。七言诗的成立，较五言为迟。武帝时的柏梁联句，传为七言之祖。但此诗真实性久有人怀疑。再如高祖的《大风歌》，李陵的《别歌》，汉昭帝的《淋池歌》和张衡的《四愁诗》，形式虽近乎七言，但句中多用兮字补足，明明是《楚辞》体的杂言，但在这里已经呈现着七言诗体的酝酿状态了。到了曹丕的《燕歌行》，才形成纯粹的七言体。不过当时作此种诗体者为数不多。故汉魏、两晋时代，只可看作是七言的酝酿试作期，而其正式的成熟，不得不待之于南北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