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爱是牺牲、奉献，但我想说，爱是一份冥冥之中的不期而遇，是一种日常生活相处日久生情的陪伴，是一种望断天涯路的守望和等待，更是最后一份永久的送别和怀念……在生命的历程中，除了父母之恩，伴侣之爱，手足之情，朋友之谊之外，我还遇到一些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人，一些值得回忆并珍藏于内心深处的人。也许是一个关切的目光，一个善意的举动，一份真挚的感情，这些感情超越一切人际关系的藩篱成为一种纯粹的精神上的存在，在我人生紧要的几步上拉我一把，对于一个濒临绝望关头的人，这一切弥足珍贵……

2011年，持续了十多年的婚姻拉锯战终于走到了尽头，办完父亲丧事的第二天，我办了离婚手续，那个名存实亡的所谓婚姻终于终结。收拾好行李，临走前站在父亲的坟前，我知道我三十多年的人生就是如此，一个逆子，一个违背了老父遗愿的不孝之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个背包足以总结我前半生的生活内容，贫瘠而乏味。我所不能带走的都随老父亲埋到这那深重的黄土里去了，包括我童年少年时代的记忆以及我的感情和仁爱之心。在寒雾中我离开村子，没有人为我送别，没有人看见我，我也不想看见任何人，这个地球上的一隅再也和我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在渐行渐远的村路上，一回头，模糊我中分明看见一个佝偻的身影，像每一次远行时老父亲送别的身影，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我念叨着，我诅咒着，我不再相信什么爱情，不再为谁流泪，父母已经离去，今后这世界上没有谁再值得我去流泪了，再也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触动我逐渐坚硬的心灵，我将变得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六亲不认，冷酷无情，我是一个人了………

火车冰冷的声音无情地碾压着我血肉骨头，撕扯着我的神经，我变成了一个没有温度的死魂灵，了无生趣的随风飘荡……

说起父亲，他的前半生让他引以为豪的就是他有三个儿子，我记得小时候跟父亲出去，村上的大人和我开玩笑总会说:小子，将来你养活老骆还是让他住寒窑（意即无人照管的老人）我翻了个白眼，心里说你们才住寒窑呢！人们羡慕父亲将来养老不用发愁，三个儿子呢！父亲说谁能靠得住呢？但是我能看出他是很满足的。在这种满足和不确定中父亲忽然就到了老年。真正让我感到父亲的衰老是在我结婚后的两年。婚后我的婚姻生活过得磕磕绊绊，面临离婚的危机，为了减少对父母的干扰，我提议分家，父亲悲凉地看着我说:翅膀硬了，想过小家日子，分就分吧，我们拖累你们了，分了就好了。他额头的皱纹和鬓角的白发告诉我这个辛劳一生的老人此时内心的凄苦，我觉得他真的像他自己常说的那样，他老了。之后我和大哥同一天从老院子里搬出去各过各的。但是事情并没有父亲想的那样简单，我的婚姻依旧如故，我决定离婚，没等我把话说完，父亲决绝地说，这事只要他活着我就别想，等他死了我想怎么就怎么。……

之后的日子，大哥一家在外做生意，小弟在省城念书，我长期在外打工，地里的农活扔给了父亲一个人。

一个夏天，我从外地回来，正是晌午时分，在村外的滩地上远远地看见父亲一个人在空旷地里翻整土地，太阳晒得很厉害，临近的地里没有人影，父亲就那么顶着烈日在不停地劳作，他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孤独，世界上只剩下土地和铁锹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在此后那些漫长的年月里，父亲，一个老人，在他的老年时光，最需要陪伴需要精神慰籍、需要我们反哺的时候，我们背弃了他，把他扔在主流生活场景之外，他孤独而又悲伤地把他的六十岁，七十岁都随同汗水抛洒在了那片养活了我们，也埋葬他自己的土地上。当然，最后那些羡慕过父亲，之后又笑话过父亲没人养活的人自己也被当年的自己狠狠地嘲讽了一回……

汽车行走在黑夜里，我看不见自己正走向哪里去，我不知道目的地，不知道终点，像大哥说我的那样，我既不知道自己的前途，也不知道归路，将来谁给我继香火，谁来将养我？我将来可能连一块埋葬自己的地方都没有，就是说我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因为我是一个背弃了家庭和根本的人。

我在银川火车站随便买了一张火车票，然后上了车。火车载着我穿过白天和黑夜，穿越半个中国一直把我拉到了胶东半岛这个滨海城市。

我在晨曦中第一次看见了海上日出，朝霞倾泻在东方的天空，像是一个三流的画家只能用浓墨重彩才能表现初升的朝阳。

按照租房信息，我找到了那个出租房的地址。房子在开发区，周围都是高楼大厦，那栋六层小楼夹在中间显得寒酸别扭。是一个两居室的房子，陈设充满着生活气息，屋子里有一股很浓的烟草味。接待我的女人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从一个老旧的沙发上站起来很有素质地和我象征性地握了一下手，说房子快拆迁了，不然不可能这么低的价钱。办完手续，她让我把钱按时打到她指定的一个帐号上，并一再嘱咐我:钱只能打到这个帐号，其他谁来了也不给！老爷子也不行！，想了一会又说:“给我爸也行”。这时我注意到在沙发斜对面堆满被子枕头和杂物的床边上坐着一个灰白头发面容清矍的老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邵大爷。那时他正抬头看着朝闻天下，听到他女儿的介绍，转过脸来点下头表示打招呼，然后继续看电视了。她女儿交代几句，让我记得别忘了按时转房租就急匆匆走了，说自己在外地上班，要是房子有什么问题就找他几个哥哥弟弟。后来我知道邵大爷有六个儿女。

为了省钱，除了灶具，其他东西基本都用屋子里仅有的现成的东西，打扫完卫生，收拾好屋子已近中午，我煮了两包方便面准备吃午饭，有人敲门，原来是邵大爷，手机拎着一把暖壶和一把笤帚，说出在门外在挣钱不易，这些东西挺好的，还能用，你不嫌弃就用吧。我客气一番让他坐床上。他随手拿起我还没放进包里的书看了看说，:“不错啊，出门还不忘看书，很有上进心啊”。我脸被热面条烫的通红，掩饰说是从垃圾站捡来的！他笑笑说我不诚实。大概问了我一些情况，当然我都没说几句实话，他看出了我的敷衍，坐了一会安顿我几句睡觉关窗之类的就离开了。

晚上睡在一个陌生的屋子里，听着外面火车悠长的鸣笛声，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离开，又有多少人归来，他们最终都要去往那里，何处才是最终的归宿？他们生活在自己各自的圈子里，在有限的生命里被囚禁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之内，从生至死，在生死之间演绎着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这些永恒的故事。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到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们经历着自己独特而雷同的角色，然后黯然谢幕……那里才是最精彩的部分呢？新生命的开启？旧事物的消亡？什么才是人生而为人的意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说，我所生活的文化语境下，家是一个人的生地，也是一个人的死所，大部分人，他的全部人生要义就是一个家字。生于此死于此是最合理最符合世俗的合理正常的选择和归宿。但是变迁中的中国，外部力量的冲击使这种文化载体逐渐解组、崩塌，在社会变迁和价值体系重建的内外夹击下的巨变加速了乡土中国的解体、家庭功能的丧失。我不想再想了，我必须要找到一份工作，一份活下去的理由……

在无数个进城打工者当中，我只能算是个极其普通的一份子，要说有什么特别，那就是我已经没有回去的退路。无数个别人，他们身后还有无数个故乡和父母，而我已经没有了，这一切都被我斩断了，我成了一个没有了根的人，故乡已经成了一个符号、两座孤坟和坍塌的老屋。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外地人。

我办理了暂住证然后开始找工作。找工作是一份期待和失望交织的死结，身份的限制，年龄的限制，学历的限制，那时候我多么希望我能有一个这个城市的身份证，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有房子住，有饭吃，甚至于将来老死了还可以以这个城市的身份被埋葬，这样我再也不用担心老了没人管死了没人埋了。那时候我早上吃过方便面出门，一边在工业区或民工市场干灵活，一边打听着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晚上背着从路边摊买来的一大袋馒头回来用开水泡馒头吃。有时候找不到灵活，钱用完了就饿肚子，在饿肚子的夜晚，我想，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作为一个种粮食的人的后代却在饿肚子，这实在是上天对我的极端惩罚和巨大讽刺。

一天晚上，干完灵活回到住处正准备睡觉，门被推开了，邵大爷拎着一条鱼进来，说这是他们家老小今天来买的，他有时事没做成，走了，给我拿过来你做着吃，说干体力活活挺累的，加点营养。我的脸腾地红了，不知道说什么。我记得这样几次，在我断炊的时候他总能找个借口送点东西过来，我邵大爷很内敛、睿智心思又很细的人，平时不动声色，但是我的窘境他都能看穿。那一晚上，邵大爷亲自做了水煮鱼，一边做一边用浓重的胶东方言说，:“真是个傻子呢，其他不会不要紧，做饭一定要学会的，这可是活命的本事”。那一晚，半瓶低度白酒被我喝光了，那是我第一次喝白酒，那种苦是我至今不能忘记，那种久违的感觉也是不能忘记的，那种麻醉的后的沉痛和一醉解千愁的宣泄，。邵大爷滴酒未沾，他看着我，听着，我喝一杯，他倒一杯，我把所有憋在心里不愿向外人道的苦都说了出来，我的童年，我的家，我的父母，我的婚姻，……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摇头叹息，我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他花白的头发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如果父母 还在，我何至于漂泊无定，身无所栖……

那次醉酒之后，再见到邵大爷，总觉得像是被人揭了伤疤一样，尽量躲着他，倒是邵大爷有事没事就过来坐一会说说话，但是绝口不提我那晚喝酒的事，我知道他是一个为人处世有分寸的人，知道什么能说什么该问什么，不轻易打探别人的事情，这正也是我敬重他的地方。

经过半年朝不保夕的零工生活，下半年我终于找到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迈入正常之后，我偶尔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接触到了一些真正意义上陷入困境的人，那些失独家庭，那些孤寡老人，那些孤独无依的正在各自不幸中艰难挣扎的人。就像后来邵大爷说我那样，每个人都很不容易，我只是放大了自己的不幸，我觉得我必须要给自己重新寻找一个坐标，一个价值体系，我不能被囚禁于枷锁之中，我必须找到一个突出这种倾轧，从人类普遍的命运来说我的苦难或者痛苦只是遵从了一个普遍的人类法则而已，在世俗的生活之外，总也许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值得人活过这一生，在人间烟火凡俗红尘之外也许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的东西……我拼命看书，一有空我就跑图书馆借几本书，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与其说我想从书中找到答案或意义，不如说我是在逃避日渐逼仄的现实生活。

一个周末，风很大，邵大爷推门进来说要去海边，问我去不去，我说大冬天的这么冷去海边干什么，他拽着我的胳膊说去吹吹冷风，别光在屋子里，整天看书人都变傻了，我说本来就傻啊，他呵呵一笑说你会说笑话啊，我当你就知道板着脸给我看。我愣了一下，想了想就同意了。

冬天的海边少有游人，只有几个小贩缩着脖子兜售地图，海水在冷风吹拂下拍打着岸边的基石，水花溅到脸上，我不仅打了个寒战，邵大爷撇了我一眼:“还年轻人呢，这点风浪都经不起，一点小风就能冷成这样，还不如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我讪讪地笑笑，问他多大岁数，到那时为止，我还不知道他的年纪。他伸出四个手指说:“七十四了”我心里一怔，父亲也就这个岁数了。此时，海面上风大浪大，太阳惨淡地悬挂在天空，除了远处灰蓝色的海面和天际线的交汇处点点几只巡游的海警船之外，海面上苍茫无际，整个海域显得波涛汹涌，惊涛骇浪。我心绪索然，说回去吧怪冷的。邵大爷看了我一眼说:‘心境不好的时候就出来走走，再大的事也没这海大’。我笑着说:‘您还挺抒情的啊！’，他笑着说:“你别拿你大爷开玩笑，能开开玩笑就好”他接着说“我七十多岁的人了，多少大风大朗没经历过，你经历的那些个事都不是事，人这一辈子什么事都得经历也都得担着，啥事都顺心顺意的日子谁都想过，回头看看谁真正能过那样的日子”，他看着海面感慨地说:“大到王侯将相，小到平头百姓，没有一个人能十全十美”。他回头冲我戏谑地说:“按照你的话说，‘生活的本质就是支离破碎的’”。我红着脸不知道怎么回他，我知道他是在说我醉酒那天晚上的话。他岔开话题说我们回去吧。

之后的日子，只要我有空，他都要叫上我去外面走走，到年底，我跟着邵大爷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各个有名无名的景区，有时候过街上下公交车我本能地会搀扶着他，我觉得我还有点用。接着就到了春节，我不知道我如何度过这个煎熬的节日，我无处可去，我知道春节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也知道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这个普通的日子却被赋予特殊的文化涵义，我生在这种文化的土壤中，是被此文化而化的人，我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邵大爷邀请我去他家吃年夜饭，但是我不至于傻到这那个份上，大过年去一个陌生人家里打扰，我借口有老乡聚会，他也没再说什么。我买好一条烟和一盒礼品礼给邵大爷送过去。他例外地没有推辞，笑着说这是他退休后收到的最好的最有意义的礼物。

春节一天天逼近，过年的气氛一天浓似一天，街边店铺里装点的花花绿绿，人们就像新闻报道里常写的那样，显得兴高采烈。终于除夕那一夜来临了，外面鞭炮烟花笼罩了整个城市，雪花纷飞。我早早地关了灯一个人躺在床上等待这一天早点结束。十点多的时候，有人敲门，我想，是谁会在此时此刻来敲门，我在这个城市倒是真有几个老乡，但是我那时最想的事就是把自己变成这个世界的陌生人，最好谁也不认识我，我更不想认识谁，我拒绝一切造防者，拒绝一切使自己变得脆弱的感情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拉开门，邵大爷头顶着一层雪花出现在门口，我有些愣怔。我记得下午来了一大群人吵吵嚷嚷的接他走了，应该是儿女们接他去过年了。没等我回过神，邵大爷直接进来放下手里提的塑料袋，抖落身上的雪花擦了擦头上的水说:“别光站着了，快吧袋子里的菜拿出来，陪我喝两杯”。我嗫嚅着说:“你不是去……”，他接过话说:“他们一帮年轻人正喝酒，我抗不了，吃了几口菜就让孙子送我回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我扭过头去装作准备碗筷，悄悄拭擦去眼角渗出的泪。我觉得我对人世间的一些事一些人还是不能无动于衷，我做不到不动感情。那一晚，那一个除夕夜，我斟满一杯酒，面对邵大爷郑重地说:我敬您一杯！忽明忽暗的烟火中，我看见了邵大爷仁慈的目光，我仿佛也看到了儿时的自己，在除夕夜等待父亲发压岁钱的情景，少年时在饭桌上和父亲的交谈以及冬天和父亲躺在火炕上听评书。……但是我怎么就成了一个别人眼中的不孝之子，一个要把父亲送去养老院的不孝之子！我怎么就成了一个全家族的叛逆！我成了别人眼里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但是今夜我又为什么能够再次流泪，这是对九泉之下的父亲的忏悔还是对自己的无能的负罪感？亦或是其他……邵大爷一如既往地静静地听着我的诉说，末了，他燃起一支烟幽地说“那里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孝和不孝，现在这社会，你要想像过去那样尽孝，你就得天天守在老的身边，那你在现在这个社会就没办法生活了，就是百万富翁也不能天天守着老人”。外面的鞭炮声渐渐稀落下去，邵大爷站起身说“天晚了，我过去了，你也休息，他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腿，说:“人就是个掰棒子的猴子，捡个芝麻丢个西瓜，图个空欢喜，值不值得就看你怎么看，看你看重什么”。

经过那个除夕夜，我发觉我去邵大爷那边比较多了，他的情况我也知道的多了。他是六十年代少有的工科大学生，毕业分配到这个城市的一个老牌制造企业当技术员，在工厂里度过了他的大半生，十多年前退休后一直住在这个老房子里几年前老伴去世，他就一个人独自生活在这里。几个儿女事业有成，都有着体面的工作，是社会中的中上层，有一个已经移民美国了。我知道他几年前去过美国，但是呆了不到一年。邵大爷像城市大多数老人一样，遛弯逛公园，早睡早起，一切都显得和谐美好，充满着和睦。他特别的爱好就是吸烟，一有空就吸烟，我劝他少抽，对身体不好。他说我都七十多了，在世上就这点念头了，你在不让我抽烟，像那些人一样把自己养的脑满肠肥为了活命而活命，还不如让我死，我想想也是，就从网上给他买了电子烟，他坚持没几天就说那是自己骗自己，又复吸了。一次我问他美国好不好，将来会不会去美国养老。他说美国好是好就是不适合他，说美国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国家，那里的人没有亲情……说到这里他说“中国也一样了，家也不过是个旅馆”。

时间一晃就是两年，我没换工作，也没搬家，还是租住在邵大爷家里，虽然我钱包里的卡片上还写着暂住证几个字，但是如果不涉及教育，医疗，社保这些和户籍挂勾的层面，我的生活还是很充实的，至少我能和本地土著同时呼吸着这个城市的免费的空气，享受着海洋的气息，我感受着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巨变，我甚至闭着眼睛也能摸到六楼准确地走进那个充满着熟悉气息的楼道走廊，那个单元房，那是邵大爷特有的气息，烟草的味道。两年下来，我吃过他煮的哈喇螃蟹，喝过他的碧螺春，也尝过他儿子孝敬他的茅台酒，去给他领过退休金，帮他扛过净水桶，陪他去过医院，长夜里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老朋友，有时我没下班他会打电话问，回家有时看到他不在我会有些失落，一段时间，他住院我晚上下班去陪他，整个夜晚我给他放音乐，给他读报纸，听他讲他的过往。我觉得我融进了生活，我被社会所承认。事实上我只是陷进了更复杂的人际关系。

那一年中秋，我拎着单位发的月饼，兴冲冲跑回家，邵大爷屋子的门关着，里面有说话的声音:“没什么不好说的，直接就加钱，”这是他女儿的声音，“说的好好的，人还没住到年底中途涨价我怎么给人说，再说咱不缺那一百两百的”，我听见邵大爷这样说。“不是啊，爸，”他女儿不满地说“咱是不在乎那两个钱，但是不是那个事，农村人多了，咱又不是慈善家，钱多了扎手吗？我看你挺相信那个人的，工资都让他去领，你不怕他拿着钱跑了吗？”，邵大爷说:“你快别胡说，人家省吃俭用也把房租按时交上了，不是那样的人！”骗子会把这两字写脸上吗？防人之心不可无啊，爸！我早想提醒你了，他对你那么好，一定是心存不良……”我浑身冰冷，像是被一盆冷水从头浇下，又像是死神附体。我推门进去放下月饼，嘴唇发干，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换了工作，单位离得很远，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了，然后把所有的尴尬丢在身后，怀着委屈和泪水快速离开。我知道我可以做的完满一点，给彼此都留一点面子，但是我控制不了……

那晚连夜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把下余的房租交到邵大爷手里，我没说话，他也没说什么，只是脸色阴沉着沉默不语。就那么任尴尬蔓延。等到我下楼的时候，他说别忘了经常打电话。我点点头说了句保重就离开了。

……

此后一年多，我偶尔打过几次电话给邵大爷，不是占线就是无人接听，我想可能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我想我不能被人目为别有用心的人，为了少交或不交房租，更或是有其他我还想不到的可怕企图，于是我就把邵大爷的电话从通讯录里删除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无法抹去往日的生活情境，我不会忘了一些人和一些事，尽管生活的迫压和时间的流逝使人能遗忘一些人和事，本能和欲望使人只能一味地朝前走而不能回头，但是在静下来的时候，在深夜无法睡着的时候，会想起邵大爷，会想起那个除夕夜和邵大爷喝酒的情景，想起他说的猴子瓣包谷的比喻想起他孩子般的笑容，想起那次在医院我给邵大爷放海子那首诗，当CD里朗诵到:陌生人，我为你祝福，祝福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愿你在这尘世间获得幸福……我看见泪水悄悄地从邵大爷爬满胡须的脸上流下来……这些情节穿插在我的记忆中，伴随我无数个黑夜。我在想见有不能去见邵大爷的纠结和犹豫中徘徊……

第二年初春的一天，我在公交车上偶尔遇到以前邵大爷的邻居，她说好长时间没看见我了，我说换工作了，我装作很随意地问邵大爷最近怎么样？她吃惊地说“你不知道啊？老头完了，中风了！”。我心里一紧:“”怎么会，他身体挺好的啊？”，好啥好，还不是靠钱养着，哎呀，有钱人真想不通，那么有钱还让老头住那个破房子，又潮有湿，就为了多要钱，然后就瞎折腾，几个儿女抢着往自己家抢老头，生怕遗产洛别家手里，为了那些拆迁费让老头往上冲赖政府……”“不可能吧，他们家又不缺那几个钱？”“几个钱？”女人大叫:“一百多平，那样的地段，少了说也得几百万啊！再说钱多了还扎手吗？就是老头太不值了，一辈子就当个挣钱机器……”。我说:“其实他们儿女都挺孝顺的，”我不知道我在为谁争辩，“孝顺？”女人冷笑一声做了个数钱的手势“只不过是看在钱的份上，一个月万把块的退休金，还有存款房产，要是我们家有个这样的摇钱树我恨不得顶头上让他活到一千岁，只要有一口气在，哪怕只是个植物人我也养着，有公费医疗怕什么！”。

我在医院的病房里看到了插满医疗管路的邵大爷，家里给他请了二十四小时护工，特护病房里只有邵大爷一个人，也许是住院久了，他的脸色比一年前白皙，头发更白了，人也更瘦了，他看见我说“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我说你认识我是谁吗？”他不满地哼了一句“你不就是大军么”。我一阵莫名的心酸。护工去打水了，我剥了一只香蕉给他喂，我放开手机里他喜欢听的那首诗朗诵，他无动于衷，他吃了一口香蕉盯着我看了一会忽然哭着说:“骆,你是骆，大爷对不住你……”过了一会又说“大军，给医生说一声给我打一针，让我死，我不想受这个罪了，我不想让人像死人一样吧啦来吧啦去……”

我感到了深切的苦涩和悲哀，我知道外部世界的大门就此向邵大爷关闭了，从此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再走进他的世界，他的记忆就停留在77岁之前的那些日子，77岁对他对我我又意味着什么，？对于三十多岁的我来说，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重来，时光不能倒流，我所看重的金钱，事业，地位名誉，在生命本身面前一文不值，就像邵大爷曾经给我说的那样，人这辈子不是得到了多少，最终你会失去所有。我想，这也许就是佛家所说的舍，至于得，人能留存下来的恐怕就只能是精神性的存在了。我记得姐姐给我说过，父亲在最后那些日子总是拿着工具进山采石，别人问他，他说他挖药材，村上的人说他是自己给自己找墓口石，村上的人都吧把这当做一个丑闻来传播，说老骆给自己挖坟，老骆生了三个不养活老人的不孝之子，姐姐说我们几个不在家，地里的东西经常被人偷，父亲无能为力……最终，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埋葬了自己。七十四岁的父亲死于一次山体滑坡，他被永远地埋在了大山下的黄土里，。而在此前后的若干年里，那些当年曾讥笑过他的人也大都年老死去，活着的也都成为留守老人，成为新闻媒体炒作煽情的名词的附庸。

邵大爷在他77岁之后活了一段安静的黄昏岁月，阿尔茨海默病使他远离人世的打扰和喧嚣，他在一个疗养院住了一段时间，然后被儿子送到到一个高档养老院去了。我离开那个城市之前去养老院看他，他坐在轮椅上，由护工看护着坐在养老院高大的雪松树下，我想，不管在哪里，都和邵大爷没关系了，不管他愿不愿意，在他最后的这一段人生旅程，这最后一站，不是由他的儿女照顾，而是由和他没有血缘的护工陪伴，我觉得这无论对谁都是一种幸运和充满着人道光辉的制度安排和最好的必然选择，从他失去支配自己的那一刻，陪伴他的使命就由社会来完成。我想起了邵大爷常说的一句话“老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也想到了另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还想起一句话:人生百年，轻尘栖弱草，幼而有育，壮而有为，老而有养，这是人生最理想的状态，也是每个人的人生理想，倘若不能如此——人生也大概不能如此，那么，我们又该如何？人非蝼蚁，孰能无情，给予也许是唯一的选择，我不想再说什么亲情大于一切，孝道是传统美，血缘又是什么呢，在现实条件下他显得脆弱虚伪陈腐荒谬而滑稽，因而显示出狭隘的不道德，摘掉道德的高帽子，让每一个衰朽的生命有尊严地走完他们的最后一站，让他们像人一样活着，像灯一样熄灭，像夕阳一样给我们留下最壮美的背影才是我唯一能做的，守望相助，相爱相随。我心头再次响起了那个声音:陌生人，我为你祝福，愿你 有一个美好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获得这人世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