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内在冲突时，自发运作解决之道。

解决冲突最主要的两种方法，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面对冲突的两种态度。一是为了压制一种人格倾向，而故意突出它的对立面；一是尽量和他人保持距离，避免因为交集而产生冲突。这两种方法都很奏效，也都能给人以舒适的统一感，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也相当大。

1、理想化形象

还有一条解决之道，就是塑造出一种幻想的自我形象，或者在某一时刻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的形象。无论在他们的意识还是潜意识中，这种形象都大幅偏离了现实，但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比现实的影响。理想化形象一共有五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脱离现实，妄自尊大，即用理想化形象代替了真正的自信和自豪。一个神经症患者，因为之前遭受的经历具有强烈的破坏性，根本没有机会建立起自信。即使他还残存着一些自信，也会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被进一步削弱，因为在他身上，自信赖以形成的必备条件太过脆弱，不堪一击。建立自信的条件难以一概而论，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拥有个人情感的活力，能够不断向自己真实的目标前行，并主动掌控人生。然而，这些条件很容易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被摧毁殆尽。其摧毁过程大致如下：首先，神经症倾向会损害自我决策能力，不能让人主动做出决定，一切决定都带有强制性，没有主动权。其次，由于自主性减弱，人会更加依赖别人，不管这些依赖是以何种形式呈现，如盲目地讨好他人，盲目地反抗他人，盲目地疏远他人等，患者都会因为这些依赖而无法自由地决定自己的人生道路。再次，患者几乎将所有真实的情感都压制下去，导致这些情感能量完全失灵，无法发挥作用，也使得他无法树立起自己的目标。最后，由于患者失去了以真自我作为根基，所以不得不夸大自己的能力和重要性。他们离真自我越遥远，越需要通过理想化形象来填补其中的鸿沟，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患者坚信自己无所不能，以及理想化形象中为什么难以撼动。不过，随着真自我与理想化形象中间的鸿沟越来越大，这种基本冲突也会不可避免导致他们人格的分裂。理想化形象的第二个功能，与第一个功能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患者会陷入恶性比较。由于他缺乏真正的自信，所以总觉得别人随时都会欺骗他、羞辱他、击败他、控制他，他会时时刻刻活在与别人的比较和较量当中，这种比较无关虚荣，也不是随性而为，而是出于痛苦的生存需要。既然他的脆弱和自我鄙视植根于心底，他就会努力从自己身上搜寻出让他自我感觉良好、比别人更有价值感的东西，以抹去他那种深入骨髓的自卑。无论他采取的方式，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高尚，更有爱心，还是更无情，更愤世嫉俗，他一定要感受到优越感，把别人比下去。这种需求，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要战胜他人”的心理，因为不管神经症患者的情况是怎样的，他的脆弱感总是不变的，并随时都会有被轻视和被侮辱的感觉。为了消除内心的屈辱感，他需要一种报复性的胜利，他可能将这种想法付诸行动，也可能只是在脑海中构思而已。这种需求，有可能体现在意识层面，也可能停留在潜意识层面，但都驱使着他们去追求优越感，并为优越感附加上一层神秘色彩。现代文明中无所不在的竞争关系，不仅让人际关系遭到破坏，而且那种对卓越的盲目追求很容易培养出神经症。

理想化形象的第三个功能，是用幻想取代真实的理想。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理想化形象是如何取代人们的真正自信，而现在探讨的则是其另一种取代功能。神经症的理想是自相矛盾、模糊不清的，所以毫无约束力，也缺乏指导意义。患者心中所谓的理想，不过是想努力成为理想化形象的样子，让生活不至于沦为漫无目的。但也正因如此，一旦理想化形象遭到损害，他会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混乱与困惑。只有在这种时刻，患者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理想或许存在问题，而在此之前，纵然他口头上表示出重视，但实际上对这些问题既关注不到，也理解不了。但现在，他终于第一次发现理想是有真实意义的，而且自己理应弄清楚这种意义。在我看来，患者的这种体验，是理想化形象取代了真实理想的铁证。了解理想化形象的这个功能，对于临床治疗意义非凡。在治疗的早期，心理分析师就可以由此指出患者价值观中的矛盾。只是，分析师不能指望此时他就对此表现出兴趣，只有等到他们自己肯放弃理想化形象时，矛盾的价值观才能得到解决。

理想化形象的第四个功能，是让人们产生防御体系，防止自己看见内心的冲突，破坏虚假的和谐。比起其他功能，这项功能更能解释理想化形象为什么会如此顽固。在内心隐秘的镜子里，我们看到的自己总是美德和智慧的化身，即使是最明显的过错和缺陷，都会统统消失，或者被涂抹上迷人的颜色。如果我们总是在心里过高评价自己，认为自己完美无缺，那么所有的不足和错误都会被人为地隐藏，甚至渲染成优点。这就好像一幅佳作中，即便出现一面破败腐朽的墙，但在观画者的眼中，也会成为由褐色、灰色和红色搭配出的美妙场景。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理想化形象的防御功能，我们可以先提出以下这个简单的问题：人们会把哪些特征视为自己的缺点和过错呢？这个问题难有标准答案。一个人把何事当成自己的缺点和过错，取决于他自己接受与排斥何种事物。然而，在相似的文化背景下，接受还是排斥的关键，在于哪一方面占据了上风。举个例子来说，软弱无助的感觉，对于攻击型的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他们会因此拼命加以掩饰，而服从型的人则会认为这些感受很正常。在服从型的人眼里，对他人的敌视与攻击才是大错。而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人都不会承认，其实自己所欣然接受的优点只是假象。例如，服从型的人不能接受其实他不是一个温顺慷慨的人；隔离型的人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超脱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他实在不懂如何与人相处，不得不保持距离。通常，服从型和隔离型的人都很抗拒虐待倾向（后面会详细进行讨论）。我们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被患者视为缺点，并拒绝承认的那些特质，和患者对他人的一贯态度之间，有着不一致的、无法兼容的地方。换言之，理想化形象的防御功能，就是为了否认冲突的存在，而这也是理想化形象总是僵化不变的原因。在我意识到这点之前，我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让患者接受真自我，接受自己其实没那么重要，没那么优秀会如此之难，但站在以上角度，我就豁然开朗了。他们之所以寸土不让，是因为他们一旦承认了缺点，就必须要面对内心的冲突，进而威胁到自己好不容易建立起的虚假和谐。由此，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明确的关系：冲突的强度，与患者理想化形象的僵化程度成正比，理想化形象越是冥顽不化，冲突就必然越激烈。

除了以上四种功能，理想化形象还存在第五种功能，并且也与基本冲突有关：理想化形象决定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理想化形象除了想要掩盖冲突的存在，也有个积极的初衷。它就像是患者自创出来的一门艺术，让对立的事物变得协调，至少，在他们眼中不再是冲突的。下面几个例子能展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了简明些，我只列举存在的冲突，并解释它们是如何出现在理想化形象之中的。

在X的内心冲突中，服从倾向占主导地位，他极度渴望获得别人的喜爱和认可，渴望被关爱和照顾，渴望成为富有同情心、慷慨大度、体贴周到、心怀仁爱的人；在他内心冲突中占据第二位的倾向，则是隔离，表现为他厌恶加入团体，看重独立性，害怕与人建立联系，对强制性的关系非常敏感。由于他对亲密感的需要与对隔离感的需要之间相互冲突，于是他在社交与情感上都陷入了混乱。此外，他还有着明显的攻击性驱动力，在任何场景下，他都必须做第一，有时候，他会间接支配并时而利用别人，并且，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有任何干涉。而这种倾向又和他自我隔离的倾向相冲突，其结果就是他的求爱与交友能力遭到破坏。但他对此并不自知，于是他虚构出了一个具有三重身份的理想化形象：他是无可挑剔的爱人与朋友，女人们都应该喜欢他，没有人比他更善良，更优秀；他是万人崇敬的政界领袖，是时代的骄子；他还是天资聪慧的智者，拥有世人少有的深刻洞见，参透了生命的真谛。

心理治疗的任务，就是让这些人全面细致地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明白，理想化形象有着怎样的功能和主观价值，也更能明白它会带来怎样的痛苦。当然，做到这一步后，他们或许还是会犹豫，自问是不是真要做出这样的牺牲。无论如何，理想化形象都是出于他们的一些心理需要才被创造出来的，想要摆脱理想化形象的桎梏，必须先大幅度削弱这些心理需要，停止对理想化形象的创造。

2、外化作用

患者把自己内在的变化过程，理解为是发生在自身之外的事情，并会因此抱怨，认为是那些外在因素给自己造成了麻烦。虽然，理想化形象与外化作用的目的都是“逃避真自我”，但是对理想化形象来说，为了逃避真自我，需要先塑造出一个理想化的自我，以此为基础，再对自己的真实人格进行修整和再创造，这还是停留在“自我”的区域以内的。而外化作用，则彻底抛弃了“自我”的范围。简单说，他们是为了躲避基本冲突而创造出理想化形象，以便从中得到庇护，然而，当理想化形象和真自我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大到压力和张力让他们无法承受的时候，庇护感就会消失。此时，他们再也不能在自我的范围内采取任何措施，也无法从中得到什么，只有彻底逃离自我，将一切都视为是自身之外的事。

其中的一部分现象，可以用一个术语进行概括——“投射”，即将个人的问题“投射”到外面的事情上。一般来说，投射意味着将责任和批评都转移到他人身上，“责任和批评”针对的，是一些人主观上想要拒绝的倾向或品质，比如背叛、野心、控制欲、伪善、懦弱等。如此一来，“投射”用到这里再恰当不过了。然而，外化是一种更全面的“投射”，转移责任只是它的一部分功能。有外化意愿的人，不仅认为错误都是别人的，还会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所有感受，也都当成是别人的。

外化作用从本质上说是一场主动的自我消灭。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患者隔离了自我，而患者的隔离正是神经症的固有现象。自我消灭后，患者内心的冲突也被驱逐出了意识的领地。外化作用取代了内在冲突，患者会更加频繁地责备他人、惧怕他人、报复他人。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外化作用极大地加剧了引发神经症的起始冲突，即：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3、虚假和谐的辅助手段

人常常会用一个谎言圆另一个谎言，然后再用第三个谎言来圆第二个谎言，无尽无休，直到谎言像蜘蛛网一样将他缠住，无法脱身，在挣扎中窒息。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到处可见。假如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缺乏追求真相的勇气，那么纠缠不清的情况，必然经常出现。用谎言来解决问题，或许会一时奏效，但必然造成新的问题，然后不得不再找出个权宜之计来救场。神经症患者总是以这种怪诞的方式解决基本冲突，尽管，困住他的问题会在表象上发生巨变，但本质上和前面的情况无异，并不会产生任何实际作用。如我们所见，患者会不由自主地将一个虚假对策叠加在另一个虚假对策上，一层覆盖一层，但根本问题依然纹丝不动。譬如，他会尝试让冲突的某一方面成为主导，但过去那种被分裂的危机却依然存在。他还可能采取疏离手段，将自己彻底隔离，但在让冲突失去力量的同时，他的生活也被压缩到了一个可怜的角落，风雨飘摇。他构筑起的理想化形象，看似战无不胜且和谐统一，但新的裂痕随之产生。他试图通过外化作用，突出重围，从内心的战场上逃走，以为这样就可以修补裂痕，结果却让他陷入了更难堪的困局。

为了维持脆弱的平衡，患者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他会无意识地到处寻找救兵，比如盲区、区隔化、合理化作用、严格自控、绝对化正确、变化无常或玩世不恭等。我们没必要对这些手段本身逐一探讨，这是个无意义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只说明患者是如何利用这些手段应对冲突的。我们经常会很惊讶，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为和他的理想化形象如此不一致，为什么他就是看不到呢？事实上，他们不仅是看不到差异，连眼皮底下正发生着的冲突也视若无睹。这种对明显差异的视而不见，就是“盲区”现象。每当我觉察到这一现象，就能注意到冲突的存在，及相关问

盲区真的能让人无法感知内心的冲突。上面的几位患者，都是思维清晰、受过教育，甚至具备心理学知识的人，但是他们对于自己身陷盲区的现状却全然不知，这确实让人惊讶。如果把这归咎于“人们很容易忽视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必须对此进行补充：我们对一件事情越是渴望，就越是容易在内心中将其掩盖。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这种人为故意创造的盲区，就是我们厌恶冲突的直接证据。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上述案例中的矛盾如此显而易见，患者是怎么做到忽视其存在的呢？的确，这绝非易事，但是一旦具备某些特殊条件，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其中一种情况就是，对于自己的感情麻木仁。而还有一种情况，和施特里克尔很早以前提出的理论一样——把整体的生活切割为隔离的局部。施特里克尔除了讨论过盲区现象外，还对切割的方法进行了论述，且逻辑严密。什么给朋友，什么给敌人，什么给家人，什么给外人，什么给群体，什么给自己，什么给上司，什么给下属，神经症患者全都界限清晰。在他们看来，一个范围内的事情，绝对不会与另一个范围内的事情产生矛盾，它们能够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事实上，想要实现这样的模式，唯有当冲突非常强烈，以至于丧失统一感后才能成立。所以，区隔化就是指患者因为想要掩盖冲突，而最终被冲突分裂。这和理想化形象中的拒绝冲突很类似：矛盾存在，但冲突却已经被拽到了患者的意识之外。想要说清是理想化形象导致了切割的产生，还是因为切割才出现了理想化形象，恐怕很难界定。不过我们可以界定的是，如果无视整体，只生活在被割裂的局部中，那么它确实会促进理想化形象的产生。

1合理化作用，可以理解为通过患者独特的理论，来实现自欺欺人。通常来说，合理化作用就是人们为自己找借口，找托词，让个人的行为与动机看起来符合大众标准，但这个想法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它暗示所有处于同一文化中的人，都会走上同一条合理化的路线，然而现实是，人们合理化的内容千差万别，方法也各自不同。这是很正常的事，合理化作用是一种人造的虚假和谐。患者围绕着基本冲突建立起防御工事，而其中的每一块砖上都能看到合理化作用的身影。患者通过自己的理论，让主要倾向得以增强，而任何阻碍主要冲突显现的元素，要么被缩小，要么被重塑，冲突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得以隐藏。这样的推理过程，实际上就是自欺欺人的过程，患者的人格由此变得合理化。在服从型和攻击型人格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服从型人格坚信自己是因为同情心而帮助别人，当然，他们也会有强烈的支配倾向，一旦支配倾向表现得太过明显，他们就会将其合理化为“特别热心肠”。而攻击型人格，则坚信自己不是因为同情心而帮助别人，他会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为“我能从中获益”。理想化形象总是需要大量的合理化举动，才能最终形成，而理想化形象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巨大落差，也必须依靠这些举动才可以被拉平。外化作用后，患者身上那些烦人的特质便可以推卸给外因，一切都成了他们针对别人的行为而做出的“反应”。

2还有一种维护人格虚假统一的手段，就是严格自控。严格自控的倾向通常会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一度将它当成了原始的神经症倾向。它的作用相当于一道堤坝，阻止矛盾的感情到处泛滥。最初，严格自控大多是有意识的行为，然而到了后面就会逐渐变成自然而然。患者在严格自控的时候，是不想让任何事情左右想法的，无论是热情、愤怒、自怨自怜还是性冲动。这类人在接受治疗师分析时，很难做到自我联想，他们不会用酒精来让自己亢奋，宁愿承受痛苦也不要接受麻醉。简单一句话，他们在努力压制一切自发的言行。冲突越是呼之欲出，这一点表现得越是明显。他们既不打算掩盖冲突，也没想让自己和人群隔离以杜绝冲突。他们仅仅依靠理想化形象来维持统一的假象，但是只凭理想化形象，显然不足以让人格真正统一。特别是，当其中包含了多个互相矛盾的倾向时，理想化形象的黏合性就更差了，患者必须有意无意地付出超常的努力，才能勉强维持完整。由于最具破坏力的冲动，是由愤怒引发的攻击性和破坏性，一旦到了这种时刻，想让冲突不继续恶化，患者的意志力就必须格外强悍，必须拿出更多精力去控制它，然而压抑下的愤怒其实更容易爆炸，这就需要他们投入更多的自制力，一个恶性循环就这么产生了。当治疗师提醒他们要警惕严格自控的现象，他们往往会自我辩护，说这是一种美德，是文明人的共性。他们会忽视掉，他们的严格自控实际上是强迫性的，他们对自我的刻板控制完全是身不由己的。如果因为某个原因，自控失败了，他们就会无比恐慌，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精神失常。由此可见，严格自控的意义，就是躲避被分裂的险境。

3绝对化正确，通常具有两个特征：消除内心的疑虑；消除外部的影响。疑心重和犹豫不决，都是冲突得不到解决后的副作用，它们可以严重到使人丧失全部行动能力。人在这种状况下，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的左右。想要不被外因支配，信念必须无比坚定。而当我们站在十字路口、不知该往何处的时候，外部的影响就成了决定我们选择的因素。可怕的是，这种情况通常并不是偶尔一见。犹豫不决所指的不仅是某种行为，还包括对自己的怀疑，和对自己价值和权力的怀疑。我们身上的不确定性，正在破坏我们生活的能力。然而，人们对此的忍受程度并不相同。一个人越是把生活视为冷血的战场，就越会把犹豫不决视为致命伤。他越是与人群隔离，越是坚守孤独，就越容易被外在影响点燃心中的愤怒。我的全部临床观察，都能印证一点：当攻击倾向和隔离倾向混合在一起，并成为人的主导倾向时，绝对化正确就找到了最适合的生存土壤。其中攻击性越是明显，绝对化正确的程度就越严重。这些人会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即通过绝对化正确，断言自己能永久立于不败之地。不难想象，这类人必然对心理分析深恶痛绝，因为接受分析，就等于要打破自己苦心维护的内心和谐”。对于被这种理论所控制的人，内心的感情就像叛徒，必须持续加以控制，以防止其滋生，由此可以得到平静，尽管这平静和死后长眠没有两样。

4另一种防御方式，和绝对化正确截然相反，却同样能让患者拒绝承认冲突，这就是“变化无常”。有这类特质的人就像是活在神话故事里，被人追逐时，变成一条鱼；觉得装成鱼还不够安全时，就变成一只鹿；觉得还是没有甩掉猎人，危险近在眼前时，又变成一只鸟。他们从不会言之凿凿地说些什么，反倒经常会否认自己说过的话，要么就是解释自己之前想表达的意思，并不是人们以为的那样。在让简单的事情变复杂方面，他们存在着特异功能。这些人始终没办法明确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使偶尔下定决心要尝试一次，但由于他们的话总是云里雾里，别人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样的变化无常也见睹于他们的生活。他们一会儿凶神恶煞，一会儿又爱心爆棚；一会儿冷漠自私，一会儿又周到细致；一会儿专横嚣张，一会儿又满怀谦逊。在他们想显示出服从的时候，会去寻找强势、支配型的伴侣，但结果却会让自己变成了受气包，于是干脆又做回更强势的自己。他们在亏待别人后，也会觉得后悔，希望弥补对方，但一转念他们又会觉得这样很傻，索性更加凶狠恶毒。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是愿意坚守的。即便是治疗师，在遇到这类人时也会感到束手无策，觉得没处下手，但这种想法并不正确。这些人只是没有遵循常用的统一人格手段：他们既没能构筑起明确的理想化形象，又没能压制住冲突中的某个倾向。某种程度上，他们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尝试的意义。我们之前讨论过的那些患者，无论属于哪一种类型，无论问题有多棘手，他们的人格却都是有章可循的，而变化无常型人格则杂乱无章。治疗师的错误还在于，他希望可以轻松地找出他们的冲突，认为那些冲突就浮于表面，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将治疗工作完成。治疗师终究会发现，这类人对于将问题明朗化是万分抗拒的，治疗师自然会有挫败感，而同时也该明白，这是他们不想让别人洞察到自己内心的手段。

5最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防御手段，是玩世不恭，具体表现为对道德的嘲讽和轻蔑。所有神经症中，无论患者多么严苛坚守着他所能接受的准则，也会对道德观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怀疑。造成玩世不恭的原因有很多，作用却是统一不变的，那就是否定道德观的存在，让患者无法搞清究竟什么才是值得自己信仰的。玩世不恭可以是有意识的，就像是马基雅维利及其信徒们所奉行的标准。马基雅维利主义宣称，只要你不被抓住，就可以肆意妄为；每个人要么是笨蛋，要么就是伪君子。这类患者对于治疗师口中的“道德”异常敏感，根本不会管对方是在何种情景下说出的，这就像弗洛伊德主义盛行时人们对于“性”不分场合的敏感一样。玩世不恭也可以是无意识的，只不过，因为患者会在口头上对众人的观点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