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21 卡伦·霍尼
结论 如何解决神经症冲突
我们对神经症冲突如何破坏人格的认识越深，就越想尽快知道如何解决这些冲突。不过我们都知道，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论是靠回避、靠意志力，还是靠理智的决定，都是力所不及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且只有一个办法：从人格中产生这些冲突的因素入手，这是釜底抽薪之策。
这一解决方法比较激进，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不会一帆风顺。我们之所以总是寻找捷径，就是因为改变自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患者或者其他人经常会问，是不是只要了解了自己的基本冲突，就能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我说一个明确的答案：光是这样，远远不够。
患者的精神分裂状态，分析师即便在分析初期就看出来了，并且让患者意识到这种分裂，依旧不能立刻实现上述想法。但这可以让患者的病情得到一定的缓解，患者从前的状态像是处于一个迷宫中，对自身一无所知，而现在起码可以了解到自身苦恼的根本原因了。不过这种收获只局限在分析当中，患者的日常生活依然一成不变。他的精神分裂状态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尽管他已经能够觉察到内心的各种冲突了。这就像他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个真实但又陌生的消息，虽然他知道分析师说的是事实，可他意识不到这一事实对他意味着什么，仿佛跟他没有关系一样。这是因为患者无意识地固守旧我，令他意识到的这些情况失去了更大的效用。他会无意识地坚信：是外界环境不让他过得舒坦，否则他的一切都会很好；他的所有痛苦都会因为事业和爱情的成功而自动消除；尽管他可能有一些冲突，但绝不像分析师说得那么夸张；只要他少跟别人来往，冲突就没有机会发生；庸俗的人当然没有能力同时遵守两个相反的原则，但不包括他，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意志力足以做到这一点。除了这些想法外，他可能还会有其他想法，比如他觉得自己实在太善良了，以至于分析师把他当傻子，夸大他的问题来吓唬他，把本来就没有的病“治好”，以此来沽名钓誉。再比如，他认为分析医生什么都不懂，他的病根本就治不好，是绝症。这种情况下，分析师的任何建议，患者都会以绝望的心态来回应。
患者无意识的固守自我无疑反映出了两种状况：他不愿放弃固有的解决冲突的方法，这些方法远比冲突本身更加可信；他已经对自己的病绝望了，认为根本没办法治好。这意味着，分析师想要有效应对患者的基本冲突，就必须先了解，患者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应对他自身的冲突，以及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弗洛伊德过分重视遗传的影响力，这同样是一种寻找捷径的做法。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否认识到患者的冲突倾向，并且追根溯源，将它们与患者儿童时期的表现联系起来，就能解决问题呢？答案还是：远远不够。原因和前面说的一样。就算患者将他的童年经历回忆得再仔细，也无助于解决他的冲突，最多只是令他更加善待自己，对自己宽容一些。
不过，患者最初的冲突的确源于儿童时期他与别人，以及他与自己的关系的变化。所以尽管全面理解早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儿童人格的改变，对于临床分析而言没有什么直接价值，但对于我们研究神经症冲突的形成条件却是有帮助的[1]。关于冲突的形成过程，我在本书前面的几个章节里进行了描述，在其他已经出版的书里也讲过。概括说来，情况是这样的：患者在童年时期，可能处于一种令他缺乏安全、缺乏自信、缺乏自由，甚至不允许他有自发性的环境之中，他能感觉到自己的精神核心遭到了威胁，因此陷入孤立无助的紧张状态，继而，他与别人的互动方式，是基于迫切的需要和对利害关系的判断所做出的，而不是依照他的真实意愿和真情实感做出的。他愿意或不愿意，喜欢或不喜欢，相信或不相信，都不是他真实意志的表达，他需要时时刻刻对别人保持警惕，并且在应对别人时，哪种方式对自己的伤害最小，他就使用哪种方式。我们可以将这种生活方式的核心特征概括为：拥有所有人都有的自豪感；被绝望笼罩；他以紧张而带有敌意的姿态看待他人——最初是警惕，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深切的憎恨；疏远他人，疏离自我。
如果这些状态继续存在下去，神经症患者的冲突倾向就不可能消除。而且他的神经症还会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内心需求也会愈加强烈。他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与自己的关系，还会因为这种虚假的解决方法而变得更加不可调和，想真正解决冲突就越发不可能了。
因此，改变这些状态，就是分析治疗的首要任务。我们必须帮助患者找回自我，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真实需求，并且在此基础上，让他树立起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扶正他与他人的关系。尽管做到这一点很困难，但是如果我们制造了这一奇迹，他的冲突就会不攻自破。奇迹不会自己发生，我们所希望的这种变化，需要我们依照能够实现它的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
任何一种神经症本质上都是一种性格障碍，无论它的症状表现有多么奇特。心理分析的任务就是对导致这些神经症的整个性格结构进行分析。我们对性格结构乃至个体性差异的认识越清晰，就越有把握在安排具体的工作步骤时做到精准无误。既然我们将神经症视为患者建立起来的防御堡垒，目的是为了应对他的基本冲突，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分析工作大致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针对患者为了解决冲突所做的无意识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对他的整个人格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进行详细研究。进行这一步骤时，我们不必考虑他的这些努力与暗藏的基本冲突有什么具体联系，只需要研究他的主要倾向、理想化形象和外化作用对他造成的影响等就够了。可能有人会说，不考虑冲突本身就无法理解他所做的这些努力，更别说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了——我想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患者虽然是为了解决冲突而做出的这些努力，但是这些努力本身就有着各自的规律、意义和影响力。
第二个步骤才是处理冲突本身。这一步骤除了要帮助患者认识到冲突的大致情况，还要让他们明白冲突对他们造成了哪些影响，以及如何造成的这些影响。换句话说，分析师既要让患者了解这些相互矛盾的倾向，还要让他们谅解冲突所造成的后果，也即在具体的事例中两种矛盾的态度是怎样相互干扰的。举个例子，有一位顺从倾向较为显著的患者，除此之外，他还有倒错的施虐倾向，而这一倾向又强化了他的顺从倾向。这种情况下，他就应该认识到，他之所以无法赢得比赛的胜利，无法在工作中有出色的表现，都是由于他对顺从的需要对他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他还应该认识到，他之所以如此渴望胜利，是受到了战胜他人的欲望的驱策。他还应该明白，无论有多少原因要求他超限自控，他的这种自控都与他的同情和对爱的需求相矛盾。我们必须让他看清楚，他的这些努力是如何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他如何时而纵容自己，时而又过于自控；他对将施虐倾向外化的需要如何在施虐倾向本身的作用下得到了强化；他对外化这一倾向的需要，如何与他对想要显得富有同情的需要相冲突；他如何前一刻还抱怨别人的行为，后一刻又谅解他们；他如何在不应该享有任何权力和应该享有一切权力之间左右摇摆。
另外，分析医生还应该向患者解释清楚，他企图达成的妥协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是分析工作第二个步骤的任务之一。比如，分析师应该明确指出，患者试图让自私和慷慨完美结合是徒劳无益的，还有其他的企图也一样，比如兼容爱和奴役、奉献和支配等。患者还能通过分析意识到，他的理想化形象和外化行为只是将未解决的冲突掩盖了起来；只是暂时缓解了冲突对他的伤害。一言以蔽之，分析的目的，就是让患者明白他的冲突如何引发了他的神经症，以及未解决的冲突如何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他的整个人格。
根据临床经验，患者会摆出各种各样的防御姿态来阻挡分析工作的进行，分析工作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会一帆风顺。对于患者来说，他为了解决自身冲突所做的各种努力，包括他的态度和各种倾向，都有其主观价值，而当分析师想要破解他的这些努力时，患者必然会见招拆招，设置各种障碍，所以他也不可能透露真正的领悟。当分析师针对他的冲突进行分析时，他的全部心思都会花在证明自己的冲突并非冲突上，因此想让他认识到他的某些特定倾向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弗洛伊德提出的建议，对于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来进行分析工作，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他将医学分析领域的一项高效原则纳入了心理学的分析中。该原则强调，在帮助患者解决问题的时候，有两点非常重要：分析师所做的任何解释，都应该对患者有益；并且应该是无害的。换言之，分析师在进行分析时，必须时刻警醒自己注意两点：此时此刻让患者了解真相，他能否承受得住？我的解释对他有没有好处，是否能促使他进行建设性的思考？如何判断患者的承受底线，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至于如何促使他们进行建设性的思考，我们同样没有定论。而什么时候向患者做出解释时机最佳，由于患者的性格结构差异太大，我们依然没有较为可靠的参考标准。我们拥有的只有一项最基本的指导方针：只有在患者的态度上有了明确的变化后，我们才可以放心地与他探讨他的某些问题。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可以尝试一些较为常用的措施。
分析师单纯指出他的关键冲突是起不到太大作用的，因为患者依然全副武装地维护他的那些假的救命良药。他首先要领悟到，自己的那些追求不仅对他无益，还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坏的影响。因此，分析师所要分析的主要内容不是冲突本身，而是患者为了解决冲突所采取的那些策略。分析师应该用最简单明了的语言帮助患者明白这一点。这里必须申明，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分析师要刻意避免在患者面前谈论冲突。分析师在分析过程中采取何种分析方法，要依照患者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而定。某些患者太早意识到自己的冲突，只会陷入恐惧当中。还有一些患者，分析师过早地指出他们冲突的真相，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同样没必要。我们不能指望患者在还没有放弃他的防御策略之前就对他的冲突表现出兴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况且彼时彼刻他还在无意识地依赖着它们。
我们在处理他的理想化形象时，同样需要格外慎重。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不能详细讨论理想化形象出现在什么条件下，但是慎重对待它是有必要的，因为理想化形象通常是患者唯一感到真实的东西。不仅如此，理想化形象还可能是唯一能使患者得到自尊的因素，而他依靠这一形象避免了在自卑中沉沦。在拆除患者的理想化形象之前，必须先让他获得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力量，否则他无法忍受由此带来的挫折。
至于施虐倾向，在分析过程的早期就试图修正它，不会取得任何成果。首先，施虐倾向与患者的理想化形象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两者的区别是那么明显。甚至在分析过程的后期阶段，患者意识到自己的施虐倾向时，仍旧会感到恐惧和憎恶。当患者的绝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时，我们才能进行这一步的分析，这是因为，患者无意识地认为他只能活在这种替代性的生活中时，他是绝不会心平气和地跟分析师来研究自己的施虐倾向的。
上述原则也可以指导分析师根据患者的特定性格结构向他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患者认为情感是懦弱的表现，于是对那些能够彰显力量的因素格外上心，当他有表达自己攻击倾向的冲动时，分析师理应优先分析他的这种想法以及该想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哪怕患者表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亲近他人的渴望，分析师都不应该着急在这方面下功夫，起码现在不是时机。患者会觉得自己的情感安全受到了威胁，而非常排斥分析师的这种举动，他会铆足了力气防备分析师将他变成“老好人”。当他真正变强时，他才能够在意识到自己有顺从倾向和自卑倾向时承受得住。分析医生在治疗这种患者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小心地碰触他的绝望问题。对他来说，绝望意味着自怜自艾，而这是他最鄙视的东西，另外，承认绝望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失败者，因此他显然不可能承认自己有绝望这种东西。反过来讲，假如患者的主导倾向是顺从倾向，分析师就应该首先针对他的“亲近他人”的表现进行分析，而后再触碰他的支配倾向和报复倾向。再说一种情况，假如遇上某个自诩为完美情人或自视为最英明神武的天才的患者，就不要首先去分析他的自卑了，因为一定会碰壁，哪怕对他害怕被轻视和害怕被拒绝进行分析，也是在浪费时间。
某些情况下，比如患者坚决维护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同时外化情况也很严重，当二者结合在一起时，患者简直无法容忍自己有任何不完美的地方。这些情况下，分析初期所能触碰的问题极其有限。要是分析师察觉到了这种状况，就应该尽量避免做出任何像“问题是患者自己造成的”这一类暗示，哪怕是最委婉的暗示也不要做，否则就会造成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这并不是说在这一阶段分析师什么都不要做，他可以选择性地处理理想化形象的某些方面，比如患者对自己的要求太苛刻。
分析师如果想更快、更准地了解患者与别人互动时的真实态度，就应该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动力学原理，这样的话他就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时机从哪一个问题入手了。当一位内科医生观察到病人有盗汗、哮喘、午后倍感疲惫等症状后，首先会判断患者是否有患了肺结核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分析师熟练掌握了诊断依据，就能够从最隐蔽的症状中看到或推断出患者的整个人格结构图，好集中精力攻克病灶。
举个例子，某位患者在与人交往时表现得过分谦逊，甚至是一味附和，没有主见，而在分析时也表现出对分析师的欣然佩服，这时候分析师就有必要分析一下他的这些表现是否为他的真实倾向，并且根据这些表现判断患者是否为“亲近他人”。如果分析师找到了更多这方面的线索，他就能尝试依据那些可能性较大的方面对患者进行归类了。再比如，如果患者总是提及让他感到屈辱的经历，并且害怕分析师也会以类似的态度对待他，那么分析师就应该立马想到，他首先应该做的，是帮助患者不那么惧怕羞辱。分析师可以针对彼时彼刻患者最显著的恐惧进行分析，将患者恐惧的根源解释给他听，比如，如果这时候患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化形象了，分析师就可以将患者的恐惧与他对理想化形象的维护联系起来。再比如，如果患者在接受分析时，表现得非常木讷，而且持“宿命观”，分析师就应该知道，他必须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消除绝望。但如果是在分析初期，分析师就不能急迫地去触碰患者的绝望，他顶多可以向患者解释，他正在放弃自己。等时机到了，分析师才能够极尽详细地向患者说明，他应该理解自己的绝望，并且它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终极问题，他的绝望并不是源于事实的无望状态。如果在分析后期观察到了患者的绝望，分析师就应该将它与具体的原因联系起来，比如他因为无法达到理想化形象的要求而绝望，或者因为找不到摆脱冲突的方法而绝望。
上面所建议的这些方法，给分析师提供了很大的发挥余地，分析师可以参照它们，发挥自己的专业直觉，去感知患者的真实内心图景。分析师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珍贵工具就是直觉，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利用专业直觉判断，并不代表分析工作是一门“艺术”，也不代表运用常识就足够了。分析师应该用更科学的方法，精益求精、负责任地进行分析治疗，而这些必然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下，那就是了解患者的神经症结构。
不同的患者之间，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差异性非常大，分析师不可能不出错误，因为他们是在迷雾中摸索着前行。不过这里所说的错误，不包括那些原则性的重大错误，比如患者并没有那种动机，可分析师坚持认为他有；再比如，故意说一些患者不愿接受的解释，而不是在掌握了神经症的根本驱力的前提下向患者解释。我们能够避免那些重大的原则性错误，但是有一个错误却无法避免，那就是过早做出解释。我们想要及时察觉自己的错误，以便及时调整分析方案，就需要在我们做出解释时，认真观察患者的反应。我认为，现在情形是，我的同行们过分关注患者对于某种解释是接受还是抗拒，换句话说，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患者的抗拒上，而没有去认真思索患者的反应究竟暗藏着什么。对于分析工作来说，这是一种不幸。当分析师指出了患者身上的某一问题时，分析师靠什么来判断自己怎么做才能让患者解决这一问题？答案是观察患者的反应，搞明白这种反应意味着什么。我们举例来说明这种情况。
某位患者认识到，自己跟别人在一起时，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让他感到恼火，哪怕是最合理的要求，也会令他觉得受到了强迫，而他却觉得可以任意要求对方；如果受到了批评，就算是最合情合理的批评，也会觉得对方在故意羞辱他，但他批评对方时，却从来都不留情面。这意味着他赋予了自己过多的特权，却不给对方留哪怕最基本的权利。他慢慢认识到，这种态度是对他的友情和婚姻来说，简直是一个无形的杀手，所以在分析过程中非常配合，表现得极为主动。可是，当他认识到这种态度所导致的后果时，他隐隐表现出了焦躁和压抑，而且不置可否。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与人交往时同样表现出了这种逃避倾向，与他当初迫切想要获得某个女性的青睐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他在观念上认为应该与他人平等相处，可在实际生活中却没有践行这一点，而令他无法忍受与他人平等相处的，正是他的这种逃避倾向。他所反映出的压抑，其实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置身于无法协调的两难境地，逃避也是寻找解决办法的一种反应。但是逃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后，并且明白自己唯一的出路只有改变态度，他就会思考，为什么自己无法忍受与他人平等相处。接下来，通过与人交往的言行举止领悟到，在他的情感思维中只存在两种情况：要么自己独揽所有权力，要么对方独揽所有权力。他承认，他有这样的顾虑：权力落入他人之手，自己就只能按照对方的意愿行事，而无法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了。如果是这种情况，他的顺从倾向和自卑倾向很容易被引发，分析师之前就观察到了这些倾向，但并没有认识到它们的强烈程度，以及意味着什么。患者的这种顺从倾向和依附倾向由多种原因引起，他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于是赋予了自己过多的特权。这种防御策略对于患者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让他放弃顺从倾向，就等于让他抛弃整个人格，这时候顺从是他最迫切的内在需求。分析师必须先针对他的顺从倾向进行分析，而后才可以考虑消除他的专制态度。
想要彻底解决某一个问题，单用一种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在本书每一个章节里都说得明明白白。我们必须从各个角度反复考察问题，因为患者的任何一种态度，都可能有多种原因。而这些原因，以各自的影响力促进着神经症的发展。比如，最开始的不愿和人起冲突，以及逆来顺受，发展到后来可能就演变成对情感的病态需求了。所以先要解决上面的两种态度，才能处理他的这一需求。
我们必须先对患者的这两种态度进行分析，之后才能分析他的理想化形象。站在新的视角看问题，可能就会发现，患者认为不与别人起冲突，是一种圣人的品质。而开始对他的疏离倾向进行分析时，我们又可能发现，他的这种态度还有避免与他人发生口角或肢体冲突的需要。再则，当我们发现患者严控自己的施虐冲动，以及他惧怕他人时，就能看到他的这种隐忍态度具有多么明显的强迫性了。其他案例中患者对强迫的敏感反应，可能首先被认为是它产生于患者为了获得安全感的疏离需求，其次可能会想到是源于患者渴望权力的投射，最后还可想到是源于他的内心压抑，或者其他倾向的外化。
在分析过程中，任何一种神经症态度或冲突，都应该与患者的整个人格相联系进行理解。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深入研讨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以下几个步骤：使患者意识到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的所有公开或隐藏的表现，帮助他认识它们的强迫性本质，使他能够认识那种倾向或冲突所具备的主观价值，以及所能造成的不利后果。
当患者意识到某一种神经症的特异表现时，通常会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它是怎么产生的？”而不是直面它。他希望只要追溯到问题出现的源头，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的这种希望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分析医生必须把他拉回来，不让他逃遁到过去之中，而要让他了解那种特异表现本身，包括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他对它的态度，以及他使用了何种方法来掩盖它。比如，假如患者对顺从的畏惧已明朗化，他必须看清在何种程度上他对自己的自卑感到恼怒、害怕和绝望。他必须认识到，为了消除自己的一切顺从表现以及与它有关联的那些倾向，他在生活中无意识地压抑了自己。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才表现出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差异很大的态度。他处于一种麻木之中，不仅感知不到别人的愿望、情感和反应，还失去了关注他人的兴趣。他已窒息了自己对他人的好感，也窒息了想要得到他人对自己的好感的欲望。别人的善意和温情令他不屑一顾，别人的请求，他不加思考就予以拒绝。在私人关系上，他自认为有权向别人提出任何要求，再苛刻都不过分，哪怕前后不一致，别人也应该照做不误，而对方提出任何要求，他都觉得是无理取闹。或者，如果我们注意到的是患者的全能感，那么，仅仅使患者认识到自己有这种感觉还远远不够。他必须看到，他从早到晚都在为自己制定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比如，他认为他有能力飞速写出一篇复杂的论文，他希望自己尽管疲惫不堪也能思路敏捷，一蹴而就。在分析过程中他刚对问题一瞥，便以为可以解决它。
除此之外，患者还必须认识到，他是身不由己地被驱赶着行动，受制于特定的倾向，尽管他本人的意愿或利益不需要他那样做，甚至需要的刚好是相反的态度。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强迫性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人都会不合时宜地表现出来。比如，他不仅对自己的敌人苛刻，喜欢挑对方的毛病，对朋友也一样。如果别人对他态度和蔼，他会怀疑别人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才这样；如果别人坚持己见，他会觉得对方像一位专横跋扈的暴徒；如果对方让步，那说明他是懦弱者；如果对方表示想做他的伴侣，他会觉得那人不够庄重；如果对方对人对事一概拒绝，那便认为他是吝啬小气，等等。或者，如果是针对患者不确信自己是否受欢迎、别人是否接受他进行讨论，那么他就必须认识到，他对自己的怀疑态度，哪怕有证据证明是错的，他也仍会坚持怀疑自己。想要认识到某种倾向的强迫性，就有必要认识该倾向受挫时患者的反应。比如，假如出现的倾向关涉到患者对温情的需要，那么，患者应该看到，在出现任何受拒或友谊减弱的迹象时，他便惊恐地感到完了，即使那种迹象极轻微，即使那位友人本来就对他没有多么重要。
让患者看到他的问题的严重性是第一个步骤，接下来的一个步骤就要让他认识到导致该问题的因素所具有的严重性。这两个步骤都激起他进一步检查自己的兴趣。
当我们着手考察某种特殊倾向的主观价值时，患者常常会迫不及待地主动提供线索。他可能会说，他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去抗拒那些“强迫”他的东西，以及鄙视压迫者的；如果他不这样做，就会被对方彻底控制，比如，会被严厉的父母剥夺自由。他会说，高人一等的态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帮助他克服自卑的毛病；他的孤独离群或他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保护了他免受伤害。患者的这种与他人的关系源自于对安全的需求，它能说明很多问题。它向我们展示了那些态度在过去所起的作用，以及某种态度是如何占据主导地位的，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发展历程。另外，它还有助于我们理解该倾向在目前对患者所起的作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些作用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没有哪一种神经症倾向或冲突只是过去历史的遗迹，就像某种痼癖一样，一旦形成就永远改不掉。我们可以确信，一切倾向或冲突都是由当前的性格结构所包含的需求所决定的。而目前仍旧发挥作用的因素是我们所要攻克的最关键的难关，至于认识到过去为什么会出现某一神经症特异表现，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并非主要价值。
患者从神经症倾向所获得的主观价值，主要在于它能抵消某些其他倾向。因此，想要知道应该怎样着手处理某一具体病例，首先就要彻底领悟这些价值。比如，如果我们知道，某位患者不肯放弃他的全能感，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让他将自己潜在的可能性当作事实，把他的光辉前景当成已经取得的成就，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析他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之中。如果我们看到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致遭到失败，我们自然会注意，究竟是哪些因素才使他有这种失败的预感，而且使他时时刻刻惧怕失败的发生。
分析治疗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让患者明白，他以为有价值的东西其实弊大于利，换句话说，他的神经症倾向与冲突只会使他更加羸弱无力。其实这种启发性的工作，我们在先前的步骤里已经做了一部分了。不过，让患者将他的病症详细而完整看清楚才是重中之重，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患者才会真正感到需要改变。然而，对于任何一种神经症，患者都有维护现状的强迫性，所以，想要让改变取得成效，我们需要一种足够强大的刺激，来抗衡并压倒这一阻力。可是这种刺激只有患者对内心自由、幸福和成长的渴求才能提供。他想要认识到正是他的各种神经症表现阻碍了这些渴求的实现。如果他有自我贬损的倾向，他就必须看到，他的自尊心遭到了这一倾向的抹杀，以至于陷入绝望；它使他感到自己不被他人接受，而强迫性地忍受他人的虐待，同时又滋长了他的报复欲望；它使他的热情和工作能力陷于瘫痪；为了不让自己陷入自我鄙弃的绝境，他被迫表现出了一系列防御性态度，如自大、自我疏离，而他的神经症也因此更加严重。
当患者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出某一种非常突出的冲突时，分析医生就必须帮助他认识到它对他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比如，患者所表现出的冲突是自我鄙夷倾向与对成功的渴望之间的矛盾，分析师就应该知道，这是施虐倾向的倒错所固有的极度压抑的结果。患者必须看到，他每次表现出自己的谦逊时都会感到自己很可鄙，同时对他所奉承的人带有忌恨；而另一方面，他每次挫败了别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危险，而且担心遭到别人的报复。
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即使患者已经意识到各种神经症态度的危害性后果，可他还是没有表现出克服这些态度的积极性。他的问题似乎被遗忘了，不存在了。他不去正视自己的问题，而是以某种巧妙的方式将它丢到一旁，这样一来他的病情得不到丝毫好转。事实上，不光别人注意到了他的这种回避态度，他自己也看到了，而且也知道这种态度对自己的危害。不过，如果分析师不能机敏地识别出这种缺乏积极性的反应，就很容易忽视患者的回避态度。患者会岔开话题，将分析师带到别的话题上，而后陷入另一个类似的死胡同。分析师可能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够意识到，他做了这么多工作，却并没有帮助患者取得应有的进展。
如果分析师觉察到患者会时不时出现这种反应，他就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患者的这种态度既然已经造成了这么多不利后果，但他为什么不愿意改变它呢，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他？通常这是由一系列的因素促成的，分析师只能一点一点地逐步来解决。患者可能还深陷在绝望之中，认为自己已不可能发生任何改变；他想战胜或挫败分析师，让他颜面扫地，这种欲望甚至超过了他对自身的兴趣；他仍旧带有严重的外化倾向，所以即便认识了这些不利后果，却不认为是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他的全能感依旧十分强烈，所以虽然明白继续持有这种态度必然会危害自己，可还是觉得自己有办法不受其害；他的理想化形象依旧干扰着他，让他无法接受自己有神经症态度或冲突。他觉得，只要自己认识到了问题的存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掉它，当他发现事与愿违时，他就会恼怒自己。分析师很有必要了解这些可能性的因素，因为有些因素遏制了患者对改变的渴望。如果分析师不重视这些因素，那他跟休斯顿·彼得森所说的“心理学痴迷者”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能用心理学桎梏自己，而忘了真正的宗旨是什么。当患者出现这种反应时，分析师帮助他接受自我，会对治疗非常有利，哪怕没有解决掉冲突，也能让患者大松一口气。这时候患者才会产生想要摆脱像蜘蛛网一般束缚着自己的冲突的渴望。这种局面对于接下来的分析工作会非常有利，还能让我们看到神经症患者破茧成蝶的希望。
上述内容并非一篇关于分析技术的论文。关于分析过程中能够激化问题的因素，以及对治疗有效果的因素，我并不指望通过这短短篇幅就能全都论述完毕。患者将其防御性和攻击性带入与分析师的关系中对分析有什么好处或有什么坏处，无疑值得研究，但我不打算在这里展开叙述。我所描述的步骤，所包含的基本过程都是每一次出现新的倾向或新的冲突时必然要经历的，但是因为哪怕分析师注意到了患者存在这种问题，但患者本人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所列好的分析顺序按部就班地进行。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中，也即那位自认为有权力的患者，让我们看到，在分析一个问题时，又暴露出了另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才是我们应当首先分析的。其实顺序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最后每一个步骤都做到了。
患者的问题形形色色，所以在分析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新症状同样花样百出。患者意识到自己处于愤怒状态，并且意识到愤怒的原因时，他可能会平静下来，不再那么恐慌；当他看清自己所面对的困难时，他的抑郁症可能得到缓解。不管是否帮助患者彻底解决了特定的问题，只要把分析工作做好，都有助于患者对他人和对自己的态度发生良性转变。如果我们同时要解决好几个问题，就会发现，它们对患者人格的影响方式是如此相似，比如觉得自己理应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再强调性欲、对支配十分敏感等。无论我们对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进行分析，都能令患者的恐惧、绝望、敌意、疏远他人的症状、疏远自己的症状得到减轻。我们不妨列举几个病例，思考一下患者的自我疏离倾向是如何得以减轻的。一位过分强调性欲的患者，只有通过性体验和性幻想才能获得存在感，他认为自己的性吸引力是唯一值得依靠的优势，他自以为的成功和失败都局限在性的范畴内。想要让这个患者对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兴趣，首先就要让他意识到他正处于当前的这种状况，否则他永远无法找回自我。有一位把自己当成伟大天才的人，他所认知的“现实”，其实全都是他的想象，他无法看到自己的真实能力，也无法看到自己的局限。分析师要让他认识到，他将自己的潜在能力当成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当他不再这么做的时候，就可以体验到自己的真情实感，也可以接受真实的自己。另一位患者对于强迫过分敏感，他总是觉得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支配和强迫，甚至连自己的意愿和信念都忘记了。通过分析，他逐渐明白自己真正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并且将自己的精力集中在真正的追求上。
无论被压抑的敌对情绪从何而来，表现为何种形式，通过分析，它们会逐一浮出水面，患者似乎变得暴躁易怒起来，不过随着某一种神经症态度的消除，他的这些敌对情绪都会得到缓解。这是因为，当患者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并且知道自己有能力不受它们的伤害时，他就能够感觉到他的依赖、愤怒和苛求正在减少，其敌意自然也会越来越少。
绝望的缓解是敌意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只要内心变得强大，就不会总是觉得受到他人的威胁了。有很多原因可以让一个人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比如，以前的他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别人身上，而现在将它还给了自己，于是他变得积极向上，自发主动，且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从前用来抑制自己的心力如今有了正确的用武之地，以前被抑郁、自卑、恐惧和绝望压得喘不过气来，而现在这些负面因素对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因此他能释放出的潜能会与日俱增。以前他盲目顺从，盲目敌视他人，或肆无忌惮地发泄施虐冲动，而今理智的宽容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当患者的防御堡垒被拆除时，他必然会陷入焦虑，不过这只是暂时的，接下来的分析治疗能够让他不再像从前那样恐惧自己和他人，因此这种新出现的焦虑终究会消除。
所有的这些变化，都会通过患者与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来。患者不再觉得孤立无助，也不再盲目地对抗、支配和疏远他人，他的内心越来越强大，不会再觉得他人是自己的威胁，而是觉得完全能够与他们友善相处。他的自卑感会随着外化的减少而减轻，于是，他与自己的关系也越来越和谐。
我们在分析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这些变化，说明以上这些因素同样是引起早期冲突的罪魁祸首。那些具有强迫性的倾向，在神经症的形成过程中呈现增长趋势，而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则正好相反。患者领悟到，从前应对敌意、孤独、恐惧和绝望的态度，如果继续保留下去对自己有害无益，因此他会尝试改变这些态度。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有能力与那些对他有敌意、令他厌恶的人平起平坐时，他自然不愿意委屈自己或割让自己的权益。如果一个人内心足够强大，毫不缺乏安全感，即便和他人在一起生活或工作也不必顾虑自己的才能被掩盖，他还有什么必要苛求权力和名望呢？如果一个人有爱的能力，自信有足够魅力应对竞争，那他自然也不会对别人退避三舍了。
当然，这些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患者被冲突困扰得越深，解决困难需要的时间就越长。人们企图寻找分析疗法的捷径，以便省时省力，这我可以理解。我们渴望分析工作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解决他们的困难，哪怕只帮助了一点也是有意义的。但是，神经症有轻重之分，分析治疗自然就有缓急之分，较为轻微的神经症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治愈，而对于较为严重的神经症，想要缩短分析治疗所花的时间，就必须足够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这样就能在寻找解释这一步骤中节省很多时间。有一些短期精神疗法，虽然很受人们欢迎，可是我却并不乐观。这些短期疗法大部分都很盲目，使用它们的人甚至不太了解神经症中发挥作用的那些力量究竟有多么强大。
不过幸好，解决内心冲突并非只有分析疗法这一种方法。最好的“分析师”其实就是生活本身，无论是谁，都可以通过丰富的生活经历来完善自己的人格。比如，以某位伟人做榜样；与某些志同道合的人长相往来，这样就能让患者觉得没有必要支配或躲避对方。再比如，经历某次糟糕的事件后，神经症患者有了与他人亲密接触的机会，这次机遇令患者从自我疏离状态中解脱出来。如果神经症患者能够反省他的神经症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或者反思为什么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他的恐惧心理就会大大减轻。
遗憾的是，生活这位“分析师”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一位没有情感的分析师，不会特意为某人设计一种困境、一次宗教体验或一份友谊来满足他的特殊需求。生活中的某次事件，可能在帮助了一位神经症患者的同时，也伤害了另一位患者。更遗憾的是，神经症患者在反省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这方面，是非常不容易的，更别说从中汲取教训了。假如患者真的有能力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汲取教训，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自己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并将这些领悟运用到生活中，我们的分析治疗任务也就没必要继续下去了。
我认为，对“分析疗法的目标有哪些”这一问题，我们应该重新界定一下了。我们已经认识到冲突在神经症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知道，它们并非不可消除。这些目标无法用医学术语来定义，尽管有很多神经症是医学领域所要攻克的疾病。但是，某些身体和心理上的疾病，反映出的其实是人格上的冲突，所以我认为应该在人格范畴内界定分析疗法的目标。
这样的话，我们的分析治疗工作就有了更多的任务要做。我们要鼓励患者以积极的心态享受生活，鼓励他培养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和对自己负责的能力，让他有勇气承担后果，有勇气扛起责任。除此之外，还要鼓励他愿意为了他人而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帮助他认识到这些义务的价值，如对自己的父母、子女、朋友、同事、下属的义务，对小到社区大到国家的义务。
另一个治疗目标与上一目标密切关联，那就是帮助患者获得内心的真正独立。这意味着他既不盲目顺从，也不轻蔑他人的理想和观念；还意味着患者要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切实践行它们；还意味着与别人交往时，要尊重对方的个性和权利，保持人格上的平等，这才是真正的民主精神。
这个目标我们可以将它概括为“唤醒内在感情源泉”，也就是觉醒真情实感，重焕活力。这些感情包括喜爱、憎恨、快乐、悲伤、惧怕、希望，等等。这一目标的宗旨是，让患者有能力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也有能力控制它们。我们这里必须特别强调爱和亲近的能力，因为它们太重要。要知道，寄生式的依附不是爱，虐待式的控制也不是爱，爱是什么？麦克马雷说：“一段关系，代表着一种目的。我们在这段关系中彼此联系在了一起，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因为人类天生就有与他人分享经历的愿望。我们向对方敞开心灵，相互理解和包容，在合二为一的生活中分享彼此的快乐，满足彼此的心愿。”
用一个更全面的定义来概括治疗目标就是：实现内在的完整。这一含义是：所有感情都是真情实感；卸下所有伪装；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工作、理想和感情中。想要接近这一目标，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冲突。
我提出的这些目标都具有可操作性，对于治疗神经症非常有效，并不是因为它们符合各个时代的智者的理想而想当然提出的。它们是精神健康的最基本表现，所以才有了这种符合。它们是通过神经症的病理原因合理推导出来的，所以我才会提出。
我们有临床经验作为依据，而且坚信人格是可以改善的，所以才敢提出这么高的目标。所有人只要还活着就有改变自己，甚至是彻底改头换面的可能性，并非只有孩童才具有可塑性。精神分析疗法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彻底改变自我的有效途径。我们对神经症中产生作用的各种因素的了解越清晰，做到这种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些目标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方向，是引领我们的治疗任务和生活的灯塔。当然想要完全达到这些目标，无论是患者还是分析师，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能在抛弃一个旧的理想化形象后，又用一个新的理想化形象来替代，所以我们必须切切实实理解这些理想的含义。我们还要保持理性，不能认为自己有能力让患者变得毫无缺陷，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帮助患者获得更大的自由，鼓励他朝着真实的理想奋斗。换句话说，我们只是给患者提供了一个能令他变得更加成熟的机会，让他得到更健全的发展。
[1] 在这一方面，还具有一定的预防意义。哪些环境因素对儿童的发展较为有利，哪些环境因素会阻碍他们的发展，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就相当于找到了一条预防子女患上神经症的有效途径。——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