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如果按照世俗观念的理解，即是生存意义上的。

然而我们发现，如果在这个层面上理解的话，现实社会上的人和环境未必会跟这句话匹配，很多人都讲现实是残酷的，善人未必善终，恶人未必恶报，一个虚假的环境怎能孕育出真实？这种氛围之下，这句话更像一种自我安抚。

不过，我们忘记了人类并不是单纯的生存意义上的动物，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还存在精神价值，周国平老师说：“一个善人和一个恶人同样会面临苦难，然而苦难带给他们的是完全不同的精神状态，善人因此而升华，恶人因此而继续堕落，升华和堕落并不是生存层面的，它指的是精神品质上的奖赏与惩罚，上帝让你继续升华本身就是奖励，上帝让你堕落本身就是惩罚…”

我想：其实现实生活中没有纯粹的善和恶，善良的人经历苦难后，在精神品质上未必会有质的提升，而邪恶的人经历过苦难后也未必会一直沉沦下去，人具有多面性，也有很强的可塑性。

周国平老师所说的“善”与“恶”应该是了悟生命意义的智者和未经开化麻痹的人，确切的说应该是这两种人被上帝筛选，他们在精神层面上遵循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规则。麻木的人一直麻木下去，直至走到生命的尽头也未走出物欲的漩涡，麻木本身就是上帝的惩罚。

不断创造生命的人会不断创造下去直至与宇宙间某种共同的精神相遇，这是上帝赐予的善报，而不是存在于某种实质性的目的，精神品质的不同才是区分人与人生命价值的根本。

精神本身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如果被其他因素屏蔽隐藏，便是最大的“恶报”，一个不存在精神价值属性的人严格意义上已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人。

从这个层面去延伸思考，如此不重视精神需求的我们实际上仍旧未进入到真正的文明社会，仍旧未脱离掉生存意义上的初始阶段，或者说我们处于一个过度阶段。

究其原因，这或许是我们人类满足自身物质生存的需求过程太过艰难，时间还太短，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去拥抱精神世界，又或者是一个民族的尊严和自由被封建强权制度玩弄和奴役之后产生了过于强烈的求生本能。

这种本能是一种带有随众性质的集体动物本能，而动物本能的指向并不是尊严和自由，而是生存之下的贪婪与欲望，它会让人们加速摒弃掉的精神价值，而无限扩大重视实用品格。

封建强权制度的介入让我们整个民族丢掉了真实的思考，歪曲掉了纯粹的精神价值，所有的思想，艺术，学术等精神层面的思考都在为这种强权服务，我们在这种虚假氛围之下把人分为了三六九等，用这种低等价值观念去划分贫穷和富有，我们在实用品格的推动之下找到了所谓的“救世良策”。

种种原因促成的生存焦虑根植于到了基因深处，并因此而逐步蔓延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盲目扩大化地追求实用品格（例如：上至知识分子及政治家的救世理念，下至普通民众的就业、入学等等）所有的事实表明，是焦虑感促成了我们过于追求实用品格从而助长了人性贪婪的一面。

这让我想起乾隆帝说的一句话叫：“穷山恶水，刁民泼妇”（后来演绎成“穷山恶水出刁民”）意思是贫穷不仅仅束缚住了人们的双脚，更遮掩了真实，助长了邪恶。

然而贫穷真的是万恶之源，罪魁之首吗？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中，富裕生活同样会让我们失去方向，太多人价值观错乱，贪婪成性，到处弥漫着一股欲望编织下的虚假。可见，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裕，他们本身都不是助长人性之丑陋的决定因素。

在我看来，贫穷一开始束缚的是双脚，而富足一开始束缚的是头脑，然而他们最后共同都被束缚住了同样一件东西，那就是灵魂（或者说是精神）

我由此又想到：如果说我们在通往精神之路的过程中，必须要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那在这种古老的基因之下繁衍出来的所谓的“精神需求”，又有多少躯壳能够真正与自己灵魂相遇呢？究竟什么才是基本的生存需求呢？这一衡量标准由谁来衡量？如果贪婪与欲望参与到生存需求上面，我们是否就已经和精神需求彻底绝缘了？

开启灵魂那把锁的钥匙还是我们自己，用周国平老师说的话：“自救”远比“救世”更加可靠，因为当下不像是一个能诞生颠覆世俗的伟大思想家的时代。从这个角度出发。

我越来越觉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太有哲理，它的深刻意义在于挣脱掉我们早就厌倦了或者已经固化了的自己，从第三视角去探索生命的意义，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一句谚语中得到一些启迪，从而得出一个结论：“自救”更为实际，而“救世”的风险更大。

同时我又意识到，虚假的环境繁衍出很多虚假的“经验”，我们总是依赖于过去“经验”，反而会跟人性背道而驰，我们的精神世界反而会越来越空虚。这个世界最纯真莫过于孩子，如果我们厌倦了这个环境，身心早已疲惫，那就最好从孩子这个角度去寻求生命最纯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