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卑感不是变态的象征，而是个人在追求优越地位时的一种正常的发展过程。

2.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被我们所赋予的意义，或者说是我们的感受是我们自己对现实的解释。

3.没有人拥有绝对正确的生活意义；无论是哪一种生活意义，只要有人持有这种态度，它也绝不会是完全错误的。

4.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之中，假如我们将自己孤立，我们必将自取灭亡。

5.属于私人的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意义只有在和他人交往时才有存在的可能。

6.所有真正的“生活意义”的标准是：它们都是共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们是别人能够分享的意义，也是能被别人认定为有效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生活的意义在于为团体贡献力量。

7.假如我们没有奉献的而目标，而只想凭空发展自己的人格，那就只是在装腔作势，只会使自己更不愉快而已。

8.生活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全体发展兴趣并与之合作作为我们的世界做出贡献。

9.在生命开始的第五个年头，儿童已经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他对待问题和工作的模式。此时，儿童就已经具有了“对这个世界自己应该期待些什么”的最深层和最持久的概念。

10.童年时期不愉快的经验完全有可能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人们一般不会被经历过的打击所困扰，人们通常只是从其中汲取决定我们目标的事物。我们被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决定了自己。

11.当遇到问题时，我们应该不断努力，而不能把肩上的重担推给别人、口出怨言以博取关怀或同情，或觉得非常丢脸而自暴自弃。我们应该说：“我们必须开拓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能够对付它。我们是自己行为的主宰。除旧布新的工作，舍我其谁！”

12.如果我们看到某种情绪很明显地引起了困难，而且违反了个人的利益，只想改变这种情绪是完全没有用的。它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正当表现，只有改变其生活方式，才能将之斩草除根。

13.在举止间处处故意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人，我们不得不怀疑：在他背后是否有需要他做出特殊努力才能消除的自卑感存在。

14.每个神经病患者多多少少都会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以避免跟整个情境的接触。

15.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这么害怕行为不当呢？”对这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因为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的成功目标定得太高了！”

16.事实上，一个人愈健康、愈接近正常，当他的努力在某一特殊方向收到阻挠时，他愈能另外找寻新的门路。只有神经病患者才会认为他的目标的具体表现是：“我必须如此，否则我便无路可走了。”

17.我们需要让他们改进的，是它们的具体目标。目标以改变，心灵的习惯和态度也会随之改变。他不必再用他旧有的习惯和态度，适合于他的新目标的而态度会取代它们的地位。

18.真正能够应付并主宰其生活问题的人，只有那些在奋斗过程中也能表现出利人倾向的人，它们超越前进的方式可以使别人也能受益。

19.每种目标都可能含有少许的错误在里头，但是假如其优越感目标中包含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那么它所犯的错误便不会太大。

20.被宠坏的孩子问我们：“为什么我应该爱我的邻居？他们为什么不先来爱我？”这句话显露出他对缺乏合作训练和他的自私自利。

21.有许多人对于人类的幸福是不太关心的。他们从来不问：“我对我的同胞能有什么贡献？”“我要怎样作才能成为团体中良好的一份子？”而只问：“生活有什么用？他能给我什么好处？我要为它付出多少代价？其它的人有没有为我着想？别人是不是欣赏我？”如果一个人应付生活问题时总抱着这种态度，他也会用这种方式来解决爱情和婚姻的问题。他会不断地问：“它能带给我什么好处？”

22.当两个人以婚姻的亲密关系生活在一起时，有许多人都是第一次经验到这种密切的关系，他们非常不习惯于考虑另一个人的利益、目标、欲望、野心和希望。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解决共同生活的问题。我们部必对我们举目所及的许多错误感到惊讶，我们应该面对这些事实，并学习如何在将来避免错误。

23.任何一种严肃而重要的生活或工作，都是不能先替自己安排脱身之计的。

24.把爱情和婚姻当作和天堂一样是错误的，把结婚当作是恋爱史诗的终结也是错误的。两个人结婚之后，他们的各种关系才算正式开始；在婚姻里，他们才会面临真正的生活和工作，才有为社会而创造的机会。

25.这些长大了的被宠坏的孩子，他们的生活样式都固定在四五岁的阶段，他们始终保持着这样的观念：“我能够得到我想要的所有东西吗？”如果他们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每件东西，他们会认为生活是没有目的的。

26.正确解决爱情和婚姻问题，是整个人格最完美的实现。婚姻是一种非常高的理想，它的解决需要我们做出许多的努力和创造活动，身心不健康的人是很难负起这个重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