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志于学：志者，心所欲往，一心常在此目标上而向之趋赴之谓。故有志必有学，志学相因而起。孔子之所志所学，当通读本章自参之，更当通读《论语》全书细参之。能志孔子之所志，学孔子之所学，乃为读《论语》之最大宗旨。
而立：立，成立义。能确有所立，不退不转，则所志有得有守。此为孔子进学之第一阶段。
不惑：人事有异同，有逆顺，虽有志能立，或与外界相异相逆，则心易起惑。必能对外界一切言论事变，明到深处，究竟处，与其相互会通处，而皆无可疑，则不仅有立有守，又能知之明而居之安，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二阶段。
知天命：虽对事理不复有惑，而志行仍会有困。志愈进，行愈前，所遇困厄或愈大。故能立不惑，更进则须能知天命。天命指人生一切当然之道义与职责。道义职责似不难知，然有守道尽职而仍穷困不可通者。何以当然者而竟不可通，何以不可通而仍属当然，其义难知。遇此境界，乃需知天命之学。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为学，至于不惑之极，自信极真极坚，若已跻于人不能知，惟天知之之一境。然既道与天合，何以终不能行，到此始逼出知天命一培界。故知天命，乃立与不惑之更进一步，更高一境，是为孔子进学之第三阶段。
孔子非一宗教主，然孔子实有一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此种信仰，似已高出世界各大宗教主之上。孔子由学生信，非先有信而后学。故孔子教人，亦重在学。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孔子仅以所学教，不以所信教。孔子意，似乎非学至此境，则不易有此信，故不以信为教。此乃孔子与各宗教主相异处。故学孔子之学，不宜轻言知天命，然亦当知孔子心中实有此一境界。孔子既已开示此境界，则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学者亦当悬存此一境界于心中，使他日终有到达之望。
耳顺：外界一切相异相反之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顺之反应与刺激，既由能立不惑，又知天命而有以处之，不为所摇撼所迷惑，于是更进而有耳顺之境界。耳顺者，一切听入于耳，不复感其于我有不顺，于道有不顺。当知外界一切相反相异，违逆不顺，亦莫不各有其所以然。能明得此一切所以然，则不仅明于已，亦复明于人。不仅明其何以而为是，亦复明其何由而为非。一反一正，一彼一我，皆由天。斯无往而不见有天命，所以说耳顺，此乃孔子进学之第四阶段。
事物之进人于我心，其最要关键，在我之耳与目。本章专举耳顺，盖举此可以概彼。抑且目视由我及外，耳闻由外及我，论其自主之分量，微有区别。又目视偏于形物，耳听深入心意。目见近而耳闻远，即古人前言往行，亦可归入耳闻一类。故举耳可以概目。学至于知天命，则远近正反，古今顺逆，所见皆道，皆在天命中。将更忠于自尽，将益恕于待物。于已重在知其所当然，于人重在明其所以然。明其所以然则耳顺，一切不感其有所违逆，于是而可以施救，可以为治，可以立己而立人，达已而达人。然则天命之终极，岂非仍是此道之大行？故人道之端，要在能反求诸己。忠恕之极，即是明诚之极，天人一贯，而弘道则在己。
从心所欲不道矩：从，遵从义。或说：从字读如纵，放任义。矩，曲尺。规，圆规。规矩方圆之至，借以言一切言行之法度准则。此处言矩不言规，更见其道言。圣人到此境界，一任己心所欲，可以纵已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自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治。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规矩自然相洽。学问至此境界，即己心，即道义，内外合一。我之所为，莫非天命之极则矣。天无所用心而无不是，天不受任何约束而为一切之准绳。圣人之学，到此境界，斯其人格之崇高伟大拟于天，而其学亦无可再进矣。孔子此章，仅自言一己学问之所到达，未尝以天自拟。然孔子弟子即以孔子之人格拟于天之不可阶而升。如上阐述，亦未见为逾分。
此章乃孔子自述其一生学之所至，其与年俱进之阶程有如此。学者固当循此努力，日就月将，以希优入于圣域。然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若妄以己比仿模拟之，则是妄意希天，且流为乡愿，为无忌惮之小人，而不自知矣。学者试玩《学而篇》之首章与末章，而循循自勉，庶可渐窥此章之深处。盖《学而篇》首末两章，只从浅处实处启示，学者可以由此从入。此章虽孔子之自道，无语不实，其中却尽有深处玄处。无所凭依而妄冀骤入，则转成谈空说玄，非孔子以平实教人之本意。
孔子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义与此章相发。自志学而立而不惑，皆下学。自此以往，则上达。复天命故不怨天，耳顺故不尤人。此心直上达天德，故能从心所欲不矩，而知我者惟天。知命耳顺，固非学者所易企，而不怨不尤，则学者所当勉。行远自途，登高自卑，千里之行，起于足下，学者就能为而勉为之，亦无患乎圣学之难窥矣。
选自钱穆《论语新解》
